二、马克思主义中的三个动机
所有大思想家都如此，在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学说中也能看出，不同类的思想倾向之间，以及由此形成的一个综合体的各个思想源流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根据这个观点，可以区分出三个重要动机。
第一，浪漫主义动机。按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大体轮廓讲，马克思是浪漫主义运动的继承人。浪漫主义者根据保守的观点攻击工业社会，悲叹人丧失“有机”联系和忠诚，以及人们彼此接触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作为非人格势力和制度或金钱力量的代表者。一方面，人格丧失特征，人们往往彼此当作各自起的社会作用或拥有的财富的体现看待；另一方面，真正的集体生活同样也消失了：没有真正的传统式共同体，即那种不但由于利益而且由于自发的团结心和个人的直接交往而联合起来的道义实体。这样的有机共同体与只由消极的利益纽带维持平衡的机械集合体——“社会”之间的对立，是从卢梭和费希特直到孔德，贯穿前浪漫主义哲学和浪漫主义哲学中的一个动机。回到完美的融合关系，回到个人与共同体之间，或个人与自身之间没有中间项介入的一种状态，这种理想是对自由主义及其理论基础社会契约的明说或暗示的抨击。自由主义哲学假定，人的行为必然受自私动机的支配，人与人的利害冲突要靠一套合理的法律才能解决，这套法律限制每个人的自由以保障全体人的安全。这表明人彼此是敌对的，每个人的自由是其他一切人的自由的界限。无限制的自由是自我毁灭的，因为假若谁也不同意尊重别人的权利，人人都不免受人侵犯，没一个人会平安；霍布斯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社会契约，本着人彼此尊重自由的原则组织共同体，可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因而社会是一个人工创造物，是约束天生的自私自利、以部分放弃自由为代价给所有人提供安全保障的一种立法制度。依浪漫主义者的看法，这确实是工业社会的真实写照，但是它不符合人性的需要。人类的自然命运是生活在一个不是以消极利益纽带为本，而是以同别人交往的独立、自发的需要为本的共同体中。在每个人同整体自由地融为一体的社会里，强迫和控制是不需要的。
马克思借鉴浪漫主义者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中的破坏性部分，来证明他的异化理论和金钱力量的理论，以及他相信的未来的统一体，那种统一体里的个人把自己的力量直接当成社会力量。他所抨击的社会各个方面，就是浪漫主义早已注意到具有破坏性后果的那些方面：人受自己的精力和技能的主宰，具体说受不可名状的市场规律的主宰；金钱的抽象暴虐统治；无情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人权宣言”中包含的自由权允许个人在不损害别人的限度内为所欲为，这种自由权在马克思和浪漫主义者眼中一样，是受消极的自利纽带支配的社会的标记。
不但这一点，而且连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主要特色，也是从浪漫主义者那里转借来的。马克思的基本原则是，个人和人类之间的一切中介都要停止存在。这原则适用于个人与同代人之间构成的一切体制，不论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例如民族、国家和法律。个人会自愿而非强制地同共同体融为一体，冲突的根源会消失。消灭中介形式并不表示破坏个性；相反，正如浪漫主义者认为，恢复有机联系同时就会恢复个人生活的真实性。目前的事态是，个人被扯离开共同体，受到不可名状的制度的奴役，被剥夺了个人生活，不得不把自己当成纯粹的物件对待。工人把他的全部努力看成存活的手段，而他的工作的创造性部分则同他异化；他个人的品质和能力表现为像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商品。资本家丧失自己的人性，方式虽然不同，却同样有害：他作为金钱的化身，不能主宰他的行为，而必须做市场叫他做的事，不论他的意图是好是坏。在社会鸿沟的两侧，随着个人变成异化力量的奴仆，人性灭绝了。消灭资本主义不等于压抑个人以抬高共同体，而是使两者同时复兴。
但是，马克思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致不过是部分一致。古典式的浪漫主义是梦想靠恢复过去的某种理想化特色达到社会统一：恢复中世纪的精神和谐、田园风的“阿卡狄亚”（Arcadia）[4]或未开化人的幸福生活，他们不知法律和工业为何物，乐于和部落融为一体。这类怀旧之情当然正是马克思观点的反面。虽然他表现出浪漫主义的一些迹象，相信未开化人的幸福，但这种迹象不多，也不重要，而且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提过人类可以或应当返回原始生活方式。不是靠破坏现代科技或求助于尚古主义和乡陋愚昧来恢复统一，而是靠技术更进步、靠迫使社会尽最大努力完善它对自然力的控制。不是靠后退到过去时代，而是靠增强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我们才能抢救原始社会中有价值的东西：这个过程是一种螺旋线，包含目前制度的最大消极性。机器的破坏性效果不能靠消灭机器来矫正，而只能靠改进机器。
因为未来的统一不会是靠舍弃社会发展的成就获得的，而是靠进一步的社会发展获得的，所以那种统一要存在于整个人类当中，不存在于像民族或村落之类的传统形式中。许多浪漫主义者看成是有机生活范例的民族共同体，已经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正在瓦解，因为资本主义把对它自己扩张没有用的一切都要扫除掉。工人没有祖国，资本也没有祖国：在时代的大冲突的双方，爱国主义已失去中肯意义。为了政治目的或其他短期目的，或者为了说明保护主义政策有道理，可以充分利用民族主义，但是在世界性资本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觉悟的无情压力之下，它的力量逐渐衰微。从这个观点看来，旧传统的破坏者——资本也在为新社会扫清道路。
第二，根据马克思的乌托邦的这一重要特色来看，马克思和浪漫主义者不是一路人，这是由于所谓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动机——一种有力的影响，它至少在某些方面是浪漫主义的对手。这种动机很难说属于个别思想流派：它出现在各种哲学派别中，包括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些组成部分中（人为万物之首），还出现在马克思所熟悉的卢克莱修与歌德的著作中。在布鲁诺和其他文艺复兴运动作家的著作中也见得到，马克思把这些人看成是已实现的人性的典范，是多才多艺的巨人，他们克服了分工造成的孤陋寡闻，不但吸取了那个时代的全部文化，而且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推到一个高水平。马克思思想的这种倾向，在他女儿的“意见调查表”中表现得很清楚——喜爱的诗人：莎士比亚、埃斯基鲁斯、歌德；喜爱的英雄：斯巴达卡斯、开普勒；幸福的概念：战斗；最憎恶的品质：奴性。马克思著作中经常重现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想法是：相信人作为自我创造者的无限能力，对传统和过去崇拜的蔑视，历史作为人类通过劳动的自我实现，以及相信明日的人类将从未来获得他们的“诗”，等等。
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当然属于特别的一类，它指的主要是人类而不是个人。马克思在为李嘉图所作的辩护中表示，他相信“为生产而生产”的想法意思是开发人性的富源，把这本身当作目的，人类的前进不可受到关于个人幸福的考虑的阻挡。即使人类的发展是以损害多数个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完成的，说到底也等于所有个人的发展；整体的进步总不免对一些人有害，说李嘉图冷酷无情，倒证明他有科学的求实精神。
马克思确信无产阶级这个集体普罗米修斯在全球革命中会彻底消除个人利益和人类利益的长久矛盾。在这方面，资本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前驱。资本主义粉碎了传统的势力，蛮横地把各民族从沉睡中唤醒，彻底变革生产，解放新生的人力，于是创造了一种文明，人类头一次能表明会做什么事，尽管到此人的本领还是具有非人类的形式或反人类的形式。谴责资本主义，希望以此挡住它胜利前进，或改变它前进的方向，这是在滥用感情，是可怜又可鄙的。征服自然一定会向前进行；下一阶段，人们将达到控制进步的社会条件。
确实，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称两性关系（可能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纽带）是人之间真正联系的范例，这种联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显然要占优势。但这个类比立刻就按和我们的预料相反的意义加以解释。并不是生物学上的纽带是社会纽带的范例，而是它已取得了社会性质：人从两性关系中发现人的天性已“人道化”即“社会化”到什么程度——人的生物性质怎样已成为人的性质，人的生物需要怎样已成为社会需要。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正相反，马克思不但不根据生物需要推断社会关系，反倒把生物需要以及人类生存的生物条件说成社会关系的要素。“社会化天性”并不是比喻，人本质中的一切都是社会性的：人的所有天生性质、作用和行为已经实际上和其动物根源相分离了。
因此，马克思简直不能承认人受自己的身体或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他在同马尔萨斯的辩论中表现出，他不肯相信有可能发生由地球表面积和天然资源所决定的绝对人口过剩。人口过剩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有关的纯社会事实，因为技术进步和剥削产生了工人后备军，形成相对人口过剩。人口统计情况不是一种独立力量，而是社会结构的一个要素，要相应地对它作出评价。
马克思忽视肉体和肉体死亡、性和侵犯、地理和人类繁殖力——他把这一切都化为纯社会现实——是他的乌托邦的一个最典型、却最不受人注意的特色。除了说明别的情况，它也说明马克思的救世论同基督教的救世论的通俗比拟（无产阶级当作救赎主，全体拯救、选民、教会等）在一个重要方面是错误的。在马克思看来，拯救是人拯救自己；这不是神或“自然”的功德，而是集体普罗米修斯的功德，这个普罗米修斯原则上能做到对他居住的世界的绝对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自由就是人的创造力，是一个克服自然及自身的胜利者的进军。
第三，但是，普罗米修斯主义也有限制，至少用来解释过去是如此：第三种动机，即唯理主义的、决定论的启蒙运动的动机，可与它一争高低。马克思时常谈到，社会生活的规律像自然规律一样起着作用。可是他这话不是说社会生活的规律是物理学或生物学规律的延续，而是说这种规律必然地强加于个人，不可抗拒，和雪崩或台风一样。客观的科学思想要像博物学家那样研究这种规律，不带先入为主的教条、情感或价值判断，马克思自认为在《资本论》中就是这样做的。异化和非人化这两个规范性概念因而表现为交换价值、剩余价值、抽象运动和出卖劳动力等这些中性化的、非评价性的概念。在前面已经提到的意见调查表中，马克思的唯理主义和哲学怀疑主义在他喜爱的格言“怀疑一切”中已经表现出来。
不过，这里也要有一个保留条件。相信有支配社会的“规律”，是根据对至今的历史即人类“前史”的解释。到目前为止，人们一向是受自己所创造的、却不加控制的力量——通货、市场、宗教神话的支配。严酷的经济规律和软弱无力地遵守这种规律的人之间的鸿沟，由于出现了对自身使命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而被填平了。从那以后，必然性不是外界强加的，也不在于有知识的社会工程师利用现有的技术规律。必然和自由之间的区别本身已不再存在，迄今所理解的“社会规律”，即像引力定律那样的规律，大概也是如此。不过，虽然人可以认识、可以利用引力定律，却不能取消它，而且无论我们对它有没有认识，它一样起作用。这种意义上的“规律”一词不适用于在被人了解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的社会过程，就革命实践来说正是这样。在这方面有一重要区别：至今一直支配着社会的规律与人的认识无关；现在认识了这种规律，并不表示它不再起作用。可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却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规律的例证，因为虽然它是由历史引起的，但也是对历史的认识。
所以，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浪漫主义一面同样适用于过去和未来（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类的非人化，盼望有一种统一状态），虽然普罗米修斯主义基本上是面向未来的（因为尽管人一向是自己的创造者，却没有意识到、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方面涉及的是人类仍关切的过去，尽管它注定不久就要被完全抛弃了。
马克思的全部思想可以用这三种动机及其相互关系来解释。可是，这三种动机跟原先讲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不一致的。浪漫主义倾向分别来自圣西门、赫斯和黑格尔；普罗米修斯主义倾向来自歌德、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讲实践与自我认识的哲学（人作为自己的创造者）；决定论和唯理主义倾向来自李嘉图、孔德（马克思嘲笑他），也来自黑格尔。这三种动机都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但是在这三种动机中黑格尔的思想都发生了转变，离开了他的用意。
这三种动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断出现，但是各自的力量在不同时代各不相同。毫无疑问，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比在19世纪40年代更多关注他的见解的纯粹科学的、客观的、决定论的一面。不过，另两种倾向也没有丧失力量，仍然影响他的著作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及答案，即使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两种倾向经常有影响——本来在这类事情上往往如此。
三、作为列宁主义来源的马克思主义
不过，以上讨论的这些问题属于社会哲学的范围，在当前这个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强大运动的时代，很难由此得出确切的政治策略。这种哲学需要加以解释和明确化，这样一来在先前谈一般救世论和末世论的阶段觉察不到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些紧张关系和矛盾就显露出来了。关于必然与自由的争论在理论上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争论到某一步就得决断革命运动是不是必须等待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成熟，或者是一旦政治局势许可是否应当夺取政权。一般原则对解决这个问题没多大用处，马克思主义断言社会要成为一个整体，个人与社会间的一切障碍都要消除；下一步是得出实际结论，并把这断言转换成政治纲领的提法。受阶级的制约，同时又有普遍性的文明这个概念，也需要解释得再清楚些。国家“消亡”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要怎样造成它的消亡？信赖资本主义逐渐自动发展到共产主义的人，和强调革命积极性有创造性的历史作用的人，都可以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到支持。前一派人指责后一派人有意违反马克思断言的历史规律；后一派人反驳说前一派人指望非人力的历史进程为他们革命，这也许就是说要等到世界末日。辩论双方各自引证马克思的话，但总起来看，那些引言并不证明什么，而按通常情况说，是用来支持为别的理由而采取的立场。
实际解释马克思的一切有关共产主义本质的预言，更加困难，有可能照下面这样讲。据马克思说，一切社会对抗的基础都是阶级冲突。一旦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不再有阶级和社会冲突，除去由于占有阶级残留的反抗而引起的社会冲突不算，马克思想象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存在“中介”；从实际方面讲，这就是说废除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权力分离，而使立法、行政与司法统一。马克思也想象“民族原则”要消失，所以任何培养民族分离性和扶植民族文化的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复活。马克思曾断言国家和市民社会要走向合一。既然现存的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解释这句话最简单的方法是说市民社会完全被吸收进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就是由信奉马克思主义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党统治的工人阶级国家。马克思曾说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旧式的消极自由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地位的，因为它不过表现社会有对抗性。因而建设新世界可以这样入手：以一种基于个人与社会统一的高级自由代替消极自由。因为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由无产阶级国家体现，所以在任何方面同新整体未能一致的人，都应该当作资产阶级社会的余孽而加以消灭。人类进步总是有损于个人，而且在达到绝对共产主义以前只能这样，这条原则到底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
假如自由等于社会统一，那么统一越多，自由也越多；等到完成了统一的“客观”条件，即没收掉资产阶级的财产之后，那时一切不满情绪的表现便成为资产阶级的过去时代的遗迹，应当相应地对待。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创造性主动原则，同历史决定论分占阵地：主动权在于政治机器，而落后群众则应接受他们的命运，这是历史必然性，一旦理解了它，就懂得它和自由原是一回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极容易见到一些话，支持一种见解，认为上层建筑是底层基础的工具，两者都必须用阶级范畴来描述。如果存在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新生产关系，那么上层建筑——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和科学——必须满足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所解释的这种关系的需要。可见，废除法律这种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介制度，以及文化的一切表现中的屈从原则，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美体现。
有一些同样的反对意见不难回答，例如，说马克思（也许1848年革命后一个短时期例外）不但对代议民主制原则不表示怀疑，还认为它是人民统治的必要部分，而且虽然他曾有两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未说什么意思），但他心里所想的是权力体制的阶级内涵，而不是像列宁，想到消灭民主的机构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变体，只不过是个变体，即把马克思用哲学形式所表达的、但没有指出任何明确原则该如何作政治解释的思想付诸实践。认为自由最终由社会统一的程度来衡量，认为阶级利益是社会冲突的唯一根源，这种见解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认为可能有建立社会统一的技术，那么专制政治就是很自然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它是用于这方面已知的唯一技术。绝对的统一表现的形式是消灭一切社会中介制度，包括代议民主制和当作解决冲突的独立手段的法治。消极自由的概念以一个有冲突的社会为前提。如果这种社会和阶级社会是同一种社会，如果阶级社会就是指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那么认为那种消灭私有制的暴力行为同时也消除对消极自由甚至是对自由的需要，这种想法毫无可指责的地方。
（马元德译）
[1]选自《哲学译丛》，1980（2）。
[2]精神科学是研究文化领域各门科学的总称，是相对于自然科学的一种科学。——译注
[3]选自《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1卷，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
[4]古希腊的一个地区，以民风淳朴著称。——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