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只有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异化观。费尔巴哈否定了黑格尔把异化和对象化等同起来的做法，不同意黑格尔关于自然和人都是绝对观念自我异化的见解。但是，费尔巴哈并未因此而抛弃异化概念，相反，他也运用这个概念批判了黑格尔和宗教。当然，费尔巴哈批判的出发点已不是人的自我意识，而是具有感性的人本身。因此，在费尔巴哈那里，异化概念摆脱了黑格尔的神秘的思维形式，开始有唯物主义的内容。费尔巴哈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就是一个哲学化的神，人就是神的异化。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这种宗教唯心主义观点，他正确地指出，人不是自我异化的神，相反，神倒是自我异化的人。在人和神的关系中，反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费尔巴哈认为，宗教的神就是人的幻想对人的反作用。费尔巴哈反复强调说，人的宗教信仰不是荒诞和幻想观念的总和，而是人的现实生活内容的表现，是人对苦难和欢乐的异化反映。神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人把自己的本质集中起来，转移到一个全能的人身上，并加以虔诚地崇拜，这时上帝就出现了。
可是，人的本质是什么呢？人又是怎样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的呢？费尔巴哈说，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类”，所谓“类”，就是一切人共有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人的理性、感情和爱。“类”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单个人所具有的，因为单个人总是有限的、无能的、不完善的，只有一切人的总和，才能体现出“类”来。上帝是人的本性的净化，人把自己的精华集中起来，付以上帝一身，于是上帝就有无所不包的全知全能的本性了。
但是，人和上帝的关系很不公正，处在异化状态。当人把自己的“类”异化为上帝以后，人自己就很贫乏了。费尔巴哈说：“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赤贫；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了无。”[29]上帝越是富有人性，人就要相应地放弃自己的人性。所以，宗教是人与自己本质的分裂，人与上帝的对立是人与自己本质的对立。当人把自己丰富的本质交给上帝以后，人就丧失了自己的本质，脱离了自己的“类”。在上帝面前，人不仅失去了创造者的价值，反而被否定，成为自己的幻想的奴隶和牺牲者，备遭屈辱和摧残。至此，人就成了孤独的利己主义的个体。费尔巴哈认为，这是人之所以道德堕落的原因和社会病态的根源。因此，为了改造社会，就必须把人的本质从上帝那里夺回来，重新交给人，使人的灵魂和躯壳相一致，真正过上符合自己本质的生活。为此，必须消灭旧的有神的宗教，建立一个充满理性和爱的宗教，只有这样，人的本质才能实现，社会的弊病才能消除。
费尔巴哈的上述见解中，有些是很精辟的。他不仅指出了宗教的实质就是人本质的自我异化，而且还揭示了宗教的认识论的根源在于人的幻想和依赖感。正因为这样，费尔巴哈的著作在当时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从此，黑格尔异化的魔法被破除了，无所不包的体系被炸开了，唯物主义哲学突破了黑格尔几十年的独占统治，又恢复了自己的权威。
但是，也要看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异化观很不彻底，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他虽然注意到了宗教产生的根源是人本质的自我异化，但是，他总是从自然主义的眼光来考察人，没有看到人的社会的阶级属性。所以，一涉及社会历史领域，他就陷入唯心主义。实际上，宗教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乃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阶级关系对宗教产生的决定作用，所以，他不能说明宗教异化在历史上的暂时性，反而认为人的宗教感情是与生俱来的，是永远消灭不了的。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主张在消灭有神的宗教以后，要重新建立无神的爱的宗教。他的这种错误的看法完全是由他的人本主义的狭隘性造成的。马克思早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尖锐地指出，宗教上的自我异化“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费尔巴哈脱离政治，脱离实践，完全在人本学的范围内转来转去，这就使他不可能找到宗教异化的深刻的物质原因。
其次，费尔巴哈把异化概念的范围大大地缩小了。在他眼中，只有宗教异化这一种异化，并把它提升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一般的异化形式。这就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堵塞了人们对多种多样异化形态的发现和认识，从而使人们无法提出克服异化的有效手段和道路。其实，异化是多种多样的，宗教异化只是人的自我异化的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人不仅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神，而且还把自己精神活动的产物异化为哲学、艺术和道德，把自己经济活动的产物异化为商品、货币和资本，把自己社会政治活动的产物异化为国家、法律和政治制度等。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异化形态，组成了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费尔巴哈看不到这些方面，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他的异化观的狭隘片面性。在费尔巴哈那里，除了要建立爱的宗教以外，人们找不到消除异化的现实道路。对此，马克思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明了消除异化的正确方向和道路。他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0]
此外，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和真正社会主义者赫斯也曾对异化问题作过经济和政治上的分析。他们的分析虽然有其深刻之处，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傅立叶只看到了工业中劳动异化的一个方面，他认为，工业劳动中的被迫性就是异化，至于异化的其他方面则无从知晓了。所以，他主张要抛弃工业劳动，逐步过渡到引人兴趣的劳动上去。傅立叶说，农业劳动是一种最卓越的劳动，只有在农业劳动中，才能最终地消除异化。可见，傅立叶的异化见解还是比较粗浅和表面的。
赫斯的异化思想接近费尔巴哈，但他所接触的领域比费尔巴哈广一些。赫斯不仅像费尔巴哈那样看到了宗教的异化，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异化也表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因此，要消除异化，不仅要批判宗教，还要批判国家，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但是，他对自己的主张并不真正理解。他看到了社会的阶级斗争现象，然而他不了解阶级斗争的根源；他主张实现共产主义，但他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道德说教，他并不真正了解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至于他所推荐的克服异化的具体方案也空洞无物，除了重弹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等老调外，别无任何一点新东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异化概念的历史渊源是很复杂的。它既有18世纪英法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渊源，也有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渊源。而无论单就前者或后者来说，情况也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值得肯定的合理内核的一面，也有应当抛弃的错误的局限性一面。这些情况，使我们在分析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时遇到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马克思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异化概念的呢？他继承或者抛弃了前人思想资料中的哪些部分？显然，这个问题单凭考察异化概念的历史渊源是解决不了的。这项工作固然重要，但不是主要的。实际上，马克思在使用异化概念时，对于他的前驱者来说，既有继承，更有批判。只有不单纯地依据历史渊源，而且依据对异化概念实际运用的具体分析，才能对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异化概念的性质和意义作出正确的判断。
二、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经常使用异化概念，甚至在他的成熟时期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也多处出现过异化概念。这个事实不能不使人提出问题：马克思在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中为什么也要使用异化概念？他的异化概念的基本思想是什么？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又有什么区别？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不是偶然的，是那一时期德国哲学的现实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状况所必然决定的。
首先，任何一种新思想、新理论的出现，总要遇到前人留下的现成的思想资料，因而表现为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改造和加工。马克思哲学也是如此，它的产生也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也必然要继承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经历一个对这些遗产的批判和改造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就是不可思议的。1842～1844年，正值马克思世界观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还很大。尽管黑格尔在德国几十年的独占统治已经结束，但起来批判黑格尔的青年黑格尔派并未突破黑格尔的体系，仍旧立足于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真正突破黑格尔体系的费尔巴哈，虽然一时征服了广大读者，但他仅仅宣布黑格尔哲学无用，把它搁置一旁，还不可能制服黑格尔。因此，这时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术语、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仍有巨大的感染力，特别是他们的异化思想对人的影响更深。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作为一个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影响的青年学者来说，在建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中借用异化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是在所难免的。
其次，马克思最初在哲学上虽然是个青年黑格尔派，但在政治上却是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种政治立场，使他对当时德国的现状充满仇恨，而对人民的痛苦充满同情。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先后发表了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文章，坚决地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激烈地抨击封建专制政府。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经常深入到巴黎工人住宅区，亲眼看到了工人阶级非人的生活和他们斗争的状况，对他们寄以无限的同情和希望。马克思这种鲜明的立场和感情正是他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基础。对工人阶级痛苦的深刻同情，促使马克思不断地探索造成工人阶级苦难的根源及其摆脱苦难的出路和办法。在马克思还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和历史分析的时候，他转向异化概念，试图借助异化概念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作出探索和说明。马克思认为，既然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异化概念是指由主体产生出对立面，而又反过来对人进行支配和奴役，那么工人阶级非人的痛苦生活恰巧就是一幅绝妙的自我异化的图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财富都是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但是，工人阶级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却不能造福于工人，反而被资本家占有，并转化为资本，成为奴役工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形正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这正如人创造了上帝，而上帝又反过来奴役人一样。因此，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31]，只有克服异化，“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32]。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异化具有普遍的性质。马克思认为，不仅工人阶级的非人生活可以用异化概念来说明，其他经济政治领域的许多事实都可以用异化概念得到解释，比如货币，就是人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说：“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33]同样，在政治领域里也存在着类似宗教领域里的异化。费尔巴哈发现了天国和尘世的对立，认为宗教信仰是人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在尘世本身也存在着社会和国家的对立，这种对立也体现了人本质的异化。
上述原因决定了马克思在早期的理论活动中使用异化概念是不可避免的，它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正是这点，反映出当时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显现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不成熟性。
但是，必须看到，马克思决不是原封不动地沿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事实上，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就深刻地批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和人本学的异化观。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在其现成的形式上是根本不适用的，必须首先进行批判，然后才可能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因此，我们看到，尽管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章中多次使用异化概念，但这时的异化概念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有着原则的不同。这尤其表现在对异化主体的不同理解上。黑格尔所理解的异化只是绝对观念的异化，至于人则不过是异化的产物和结果。因此，他的异化观带有浓厚的思辨和神秘的色彩，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它的直接原型。费尔巴哈在这一点上不同意黑格尔，认为黑格尔的异化观是对真实关系的颠倒。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凡异化都是人的异化，那种离开人的异化是根本不存在的。宗教信仰就是人的本质异化的集中表现。显而易见，费尔巴哈的这种看法要比黑格尔正确得多。但是，费尔巴哈的看法也有其人本主义的局限性。虽然他反对离开人来谈异化，但是，他所理解的人不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阶级的人，而是抽象的人、人本学上的人、生物学上的自然人。这些人不是生活在一定阶级和历史中，他们彼此没有任何不同，甚至连性的差别也都失去了意义。所以，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不能提供任何具体的确定的东西，只是毫无内容的空话。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讲的人的异化也就带有十分抽象的空泛的性质，除了批判宗教以外，它和现实不沾边，没有重大的社会实践意义。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思想不仅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不同，而且也比费尔巴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主体既不是什么神秘的绝对观念，也不是什么抽象的人，而是苦难深重的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当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34]所以，列宁在评价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活动时指出：“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正因为马克思把异化概念的中心点放到无产阶级身上，所以，他的异化概念十分明确、十分具体，它和时代所提出的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联系起来了，因而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当然，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决没有停留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水平上。随着马克思的世界观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及其完成，他的异化概念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离开哲学，而转向经济学。因为只有经济学才能使异化概念脱离思辨形式，不致使它所说明的问题成为单纯的逻辑结论；只有经济学才能提出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使异化概念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上。马克思当时已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1859年马克思在回忆这个时期自己思想的变化时曾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5]为了弥补自己政治经济学知识的不足，马克思于1844年3月开始在巴黎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作了摘要和读书笔记。同年4月开始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钻研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马克思发现，在《德法年鉴》时期，他对异化概念的理解仍然是不深刻的。因为无论是人的异化或工人阶级的异化的提法都十分抽象费解，没有点出问题的实质和关节点：到底人为什么会异化呢？人是怎样异化的呢？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从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正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才揭示了人的异化的实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的概念，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的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这是经济学与哲学互相结合的成果，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胜利。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这一概念。”[36]“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37]
那么，马克思异化劳动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马克思最后未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集中论述异化问题的著作。在这本书里，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从四个方面作了说明：
第一，劳动成果与劳动者相异化。在这里，马克思首先区分了对象化和异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它的对象化，但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对象化对劳动者来说，就是劳动产品失去，被剥削者占有，因而对象化也就是异化。马克思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38]劳动产品本来是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可是，它却“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39]。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失去的也就越多，因而越贫困；他越创造更多的价值，他自己反而越失去价值。“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40]
第二，劳动本身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产品之所以与劳动者相异化，其根源不在于分配，它是劳动活动本身异化的必然结果。本来，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人的内在本性，但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他的劳动对他来说，变成了一种异化的外在东西，脱离了人的本性。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41]因此，这种由强制劳动产生的劳动异化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第四，人和人相异化。由于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族类存在相异化，其结果也就必然要造成人和人相异化。马克思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42]人既然和自己的本质相异化，那么，人和他人的关系也就相异化了。就是说，人不仅同自己相对立，而且还同他人相对立。在生产过程中，人不仅生产出和自己相对立的产品，而且还生产出不生产者对生产者的支配权利。这样，“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43]。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对立的加深正是这种异化关系的反映。
在上述四方面的特征中，第二方面和第三方面具有决定意义，它规定了劳动产品的异化及人和人的异化。可以说，第一方面和第四方面不过是第二、三方面的结果和表现形式。从异化劳动这四方面的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任何异化的基础都是人与自己异化，然后出现人与他人的异化，从而形成一种异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任何异化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只不过这种异化了的社会关系失去了人与人之间关系本来所应具有的真实面貌，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歪曲。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由人的才智和品格所确定，相反，货币是衡量人的价值的主要尺度，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决定者。货币对人的统治完全歪曲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是物对人统治的异化形式。因此，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中，随着异化劳动的消灭，它所产生的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歪曲也将消失。那时，单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由货币来确定了。马克思说，在什么也不买和不卖的情况下，“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44]。
但是，异化劳动是怎么产生的呢？造成异化劳动的原因和机制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由于直接牵涉克服异化的道路和办法，因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一向反对对异化现象作自然主义的解释，他把异化现象看作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是阶级统治的物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写道：“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46]马克思认为，寻找异化劳动的原因不能着眼于劳动的自然属性，这是一条行不通的错误道路。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异化决非从劳动的自身本性中，从劳动的客体化、物化或对象化中产生出来的。人改造自然，创造为自己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资料，并借以改变自己本身，发展自己固有的本质力量，这丝毫也不会异化自己的本质，而只能造福于人类。为自己建造房屋并在其中居住的人并不异化自己的劳动，但如果他为别人建造房屋而自己却住在破烂不堪的茅草屋中，那么他的劳动就有了异化的性质。一个歌唱家唱歌时并不异化自己的本质，相反，它表现了自己的本质，并感到是一种享受。可是，如果他受雇于人，唱歌是被强制的，是一种谋生的手段，那么，这当然就是一种异化的劳动。一般的劳动产品本身虽然也由劳动中产生出来，但它并不具有统治生产者的能力，只有当它以商品的形式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关系时，它才具有这种能力。一般劳动，即人为攫取自然物的劳动并不制造商品、货币或资本，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条件和形式下，劳动才能成为异化了的劳动。这种条件和形式不是别的，就是私有制，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这一概念。”[47]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的重心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他们分析的仍然是现实的人，但不是着重分析工人和自己劳动的关系，而是着重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其结果表现为把分工这一经济学的概念提到了第一位。
分工是一般商业生产的特点，它先于资本主义而出现。分工包含着许多矛盾，它“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51]。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及劳动产品的分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财产的分配必然是不平等的。私有制就是从分工中产生的。马克思说：“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愈发达，积累愈增加，这种分裂也就愈剧烈。劳动本身只有在这种分裂的条件下才能存在。”[52]这样，生产的发展必然引起分工，而分工又进一步引起财产的积累和交换的发展，最后导致私有制的出现。所以马克思说：“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53]
既然私有制是由分工产生的，而分工本身又造成了劳动的异化，所以，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结果。但是，私有制一经产生之后，它就以国家的力量和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劳动和劳动条件分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缺乏劳动条件的人，为了生活，就得把自己的劳动能力交给拥有劳动条件的人去支配，同时把自己劳动的成果也一并交给人家去占有。因此，劳动本身也就越来越脱离劳动者，成为反对劳动者的异己力量。这样，私有制的产生就进一步加剧了由分工而造成的异化劳动，私有制不唯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反过来，也成了异化劳动的原因。
当然，不论是分工还是私有制，都不是异化劳动的终极原因。只有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才最终地决定了分工和私有制。所以马克思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异化，只能“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54]。
从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关系可以看出，要解放劳动，消灭劳动异化，必须首先消灭私有制。只有把私有制这个造成劳动和劳动条件分离的根源铲除了，劳动异化的各种表现才能彻底铲除，建立在劳动异化基础上的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方面的异化才能廓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劳动异化是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它是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经济手段。而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就是以私有制为前提，并且不断地巩固和加强私有制。所以，消灭异化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一回事。所谓共产主义就其实质来说，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劳动异化，从而也就是从分工和私有制中解放出来。当然，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伦理要求，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55]因此，要消除异化不能像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主张的那样，只是改变对现实的看法，而应该去改变事物本身。为此就不能光靠辩论和批判，而应当靠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所以马克思说：“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56]
第一，异化概念是马克思摆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建立自己独立学说的开端。马克思最初是个青年黑格尔派，后来当费尔巴哈起来批判黑格尔以后，他又成了费尔巴哈派。因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不能不对青年马克思的世界观产生强烈的影响。由于异化概念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这种影响又突出地表现在异化问题上。马克思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经常使用异化概念这个术语，并把它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出发点，这个事实本身就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影响的表现。不摆脱这种影响，就谈不到对他们学说的合理方面的批判继承，更不可能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正是从异化问题入手，首先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思辨体系和费尔巴哈只注重天国批判而忽视尘世批判的错误观点，从而在他们哲学体系的核心问题上和他们分道扬镳了。马克思以自己对异化问题的唯物主义理解，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异化概念填充了历史和经济的实在内容，成为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本意相对立的唯物主义概念。当马克思以自己的异化劳动的思想为基础，全面展开自己的经济、政治、历史和哲学观点时，清楚地显示了他和历史上一切传统学说的对立。这表明，一个独立的崭新的学说已经开始逐渐地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