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马克思的论著中，马克思对自然和自然规律有多重语义学上的理解。首先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自然规律”，这是在正常情况下对自然界发展和自然界规律的科学说明，这不带有任何其他语义上的转义和隐喻的意向。但是，这种“常规使用”并不在我们这里需要确证的基本范围内，我们完全可以存而不论，如果把这一点作为基点，全部理论解释也可能发生某种意义上的视界偏转。[37]
我以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似自然性的规定是在界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中开始其最初确证的。马克思的这种理论规定，首先针对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士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古典经济学中，资产阶级学者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一种永恒不变的经济制度，而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肯定地找出其决定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规律。我们已经看到，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用劳动异化理论直接反对过资产阶级把私有制假定为一种“自然的和永恒的存在条件”，而在此时，马克思则进一步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人类一般社会生产关系的完成形态和永恒形式，因而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38]。在资产阶级学者那里，似乎只存在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人为的封建制度，另一种则是天然（自然）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自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变成了“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39]。马克思十分清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40]请注意，上述的“自然规律”是马克思转引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界定，这是马克思关于自然规律的第二种含义，即对与人为的事物相对立的天然状态的指称。这与下面我们分析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从基本质点上仍然是不完全相同的。
很自然，马克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学者的上述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41]。资本主义制度亦是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必然导致这一生产方式的灭亡，以代之与新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发现，在后来的正面批判分析中，马克思关于自然规律的内涵有了一种新的语义转换。在《1861—1862年经济学手稿》中，我们看到了一条新的逻辑思路。马克思先分析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自己对资本的这种看法辩护。”紧接着，马克思用括号标注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自然的生产规律！当然，这里是指资产阶级生产的自然规律，即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生产所遵循的规律。如果没有这些规律，资产阶级生产体系就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当然，这里指的是表现这一定生产方式的性质，从而也就是它的自然规律的问题。”[42]不难看出，马克思这里的“自然规律”并不是简单否定资产阶级学者关于“自然规律”的观点，倒是转而在一种新的意义指称上使用了，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天然之意的永恒自然规律，而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中类似的自然界盲目运动的“自然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似自然性规定的最直接的含义。很显然，这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特点，而是专门针对社会历史发展在一定阶段上某种特征的特设说明。
马克思针锋相对也是非常巧妙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内含着某种类似自然规律的特性，在这种制度下，经济发展呈现为自然界那种盲目力量支配的非主体发展状态。人仍然没有最终摆脱动物界，而不过是更高级一些的经济动物（请注意，这是马克思前期思想的一种新的承续！）。在马克思的理论视界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这种似自然性明确显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非完成性”。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表现出某种人类主体无法控制的盲目性，“在这个生产方式内，规律是只能当作没有规律而盲目发生作用的平均规律来贯彻的”[43]。这里的“没有规律”中的规律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平均规律则是类似自然规律的运动。于是，生产的规律表现为“生产的自然规律”[44]；“价值规律不过当作内部的规律，在当事人个人面前，还是当作盲目的自然规律来发生作用，并且要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45]。这是由于“劳动的变更现在还只当作无可奈何的自然规律，并以自然规律碰到障碍时无论何处都不能没有的盲目破坏作用来贯彻”[46]。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这些固有形态，从本质上看却是一种“合乎自然、在自然史意义上存在的形式”[47]。
我们发现，马克思在确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自然性存在以后，还进而指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异变为类似自然界运动的现象并不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而是一切史前人类社会的共同特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三大形态的有关理论分析，以展开必要的比较性逻辑解析。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从生产工具的性质方面区分了三种社会形态，即“自然发生的”工具的古代社会，“由文明创造工具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在第一种社会和第二种社会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都呈现出某种似自然性，不过这两种似自然性的情况又各自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产生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48]
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这一思路又进一步深化了。在这里，马克思从多重视角，再次肯定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在三大社会形态中的不同质点。首先，从人类社会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来看，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人的活动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中，则出现了“以物的依赖牲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种则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9]。马克思指出，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人的自然生产（含人的种的蕃衍和向自然的索取）占主导地位，在那时，“生产顶多是附带的事情”[50]；在第二种形态中，人的物质生产才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动轮。马克思发现，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似乎仍然处于一种被动的、被外部条件决定的地位之中。[51]在此时，人受到外部条件的驱使，社会本身的过程“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52]。
其次，当马克思转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视角时，三种社会形态又各自表现为“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以“物的联系”歪曲地表现人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以及“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53]。马克思认为，在前两种社会形态中，后者当然是要比前者进步的，特别是这种物的联系已经不是“自然发生”的东西，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非自然的关系。可是，马克思进一步深刻解析道：“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自然条件，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54]
最后，马克思还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提出了与三大社会形态相对应的“自然必然性”、“经济必然性”以及“人类自由自主发展”的不同社会运动特征。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受到自然界法则制约的运动状态称之为自然必然牲，而将人受到自己创造出来的经济物化世界的驱使的状况称之为经济必然性，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都呈现出一种不自主的非主体状态。此外，马克思还从人类主体自身的存在方面区分过“自然存在物”——经济的“生产当事人”——“社会自由人”（大写的人）；从社会组织结构方面界定过“自然共同体”——“经济的社会形态”——“自由人联合体”。还是在指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两个历史时期中，马克思看到了人类主体早期处于自然母体内的自在状态，和仅仅作为人格化资本力量的“非人”状态，以及社会组织表现为“自然形成”的血缘群体和在市场网络中不自觉构成的经济物化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所分析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大形态中，第一形态由于人的自然生产和对自然界的依赖占主导地位；自然的必然性支配着人和社会的活动（应该说，马克思这里讲的自然决定人的似自然性现象几乎可看作早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亚自然性）。在第二时期，人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物质生产系统，经济力量是超自然的人的力量。可是，马克思发现，在这样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世界中，却又出现了准宗教的倒置图景：人虽然不再是自然必然性的奴隶，从经济生活中显示出人相对于自然的独立性，可是，在这里人却又成为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力量（商品经济盲目运动导致的“看不见的手”）的奴隶，这是对人来说表现为异己力量的经济必然性的制约规定。人类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自然界（动物界），自己创造着历史，但这却又是一种只能通过盲目的异向合力的自在活动实现的，特别重要的是，人仍然是弱肉强食的经济动物。历史尚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历史（这不含有任何人本主义的意味），因为它好像自然过程那样在人之外运动着，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似自然性特设规定的真实含义。
当我们确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在特定时期表现出某种似自然性的理论规定之后，就必须回过头来解决我们已经提出的问题，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是一般社会运动的普遍特征吗？对于马克思《资本论》序言中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大可不必再去详尽解析了，他的直接意思无非是说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应理解为一个自然史过程，或者换句确定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类似自然史意义上的社会存在[55]，而丝毫没有指一切社会形态都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含义。马克思曾经明确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时代。”而在这些社会形态中，存在着像自然界发展中发现的盲目的外在必然性，即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异在为“自然规律”的情形。马克思甚至还指出，“亚细亚的，或古代的，或封建的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是实质上不同的规律”[56]。从这种立论出发，马克思极为深刻地指出，人类社会在史前社会经济形态中出现的这种似自然性是历史性的现象，它正说明一切史前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狭隘性和历史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用盲目的破坏作用来贯彻”的“自然规律”必然要为真正的“社会的生产规律”替代。具体地说，也就是指商品经济的盲目性将为有计划的按比例发展的社会生产所替代，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
在这里，也许不难看出，马克思关于似自然性的规定是他早期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史关系思想在一个新的科学基础上的继续。不过这里还有几点重要的变化。其一，他仍然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应该具有的主体地位，否定自然决定支配人的历史状况。然而在这里，他不再是一般地强调人高于自然，而是历史地说明人类社会历史从自然界最后挣脱出来的客观过程。其二，马克思仍然否定人被外力所左右的非主体状态，但他不再将其视为人的先验主体本质地位的丧失和异化，而是科学地从物化现象和拜物教的视角来进行说明和批判。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克思关于史前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似自然性的分析，是他新历史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一科学分析也是他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性的一个极重要的理论支点。
三
我认为，科学地说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呈现似自然性现象，最重要的逻辑质点是确证马克思的这一规定的真实意向是从本质上透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和不合理性，从而也是揭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趋势。所以似自然性规定的逻辑指称恰恰在于界定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与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本质差别这个问题的辨误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斗争也有着极重要极深刻的意义。
必须确证，马克思关于似自然性规定的最重要的理论指向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逻辑的集中体现，即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性原则。同时，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之根据的重要基点之一。人类史前社会（即上述分析的前两种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暂时性和历史性，而与新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作为第三大社会发展形态的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开始。也只是在这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才最后结束了自身的史前时期，社会彻底摆脱了自身发展的似自然性，人才彻底摆脱了动物界（经济动物——经济人），从而步入真正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如果认为人类社会永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也就意味着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颠倒的物化现象的永恒性，人将永远被外部力量所奴役。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思路：“‘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7]但是，马克思历史地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远古时代，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根本上还是自然史的一部分。而进入经济的社会发展时期，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质点后，物的生产就超出和脱离人的生产而独立占据统治地位，并再一次使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成为经济力量的奴隶，使社会历史发展呈现出某种仍然类似自然界发展的盲目的非主体状况。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的社会形态也并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形式，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所以，这种经济力量对人的统治，这种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决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现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自身的生产再度上升到支配地位时，物的力量对个人的决定作用就不复存在了。这也就说，随着人类史前时期的终结，社会发展的似自然性规定是必然要被辩证否定的。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58]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的史前社会（马克思所说的“过去的历史”）结束之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才会开始。这是一种从必然王国（含自然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两者）步入人类社会自主发展的自由王国的进程。我们会发现，史前社会发展表现出似自然性的地方被马克思的一种新的未来展望代替了。在未来的新社会中，原来的那种由“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59]。这里需要加以特别确定的是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问题。法国学者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的理论说明中，曾经着重界说过马克思眼中的人类社会历史过程是一个无主体的客观进程。这一点似乎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可是，我认为阿尔都塞的观点是十分可疑的。阿尔都塞的立论在批评早期西方马克思的人本学倾向中有合理的成分。但这种“无主体”合理性只是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一是指无先验的人学本质主体，二是无经过唯心主义膨胀的个人主体。其实，阿尔都塞并不是真正主张社会的“无主体”，而是反对人类主体，因为在他的理论逻辑中，社会关系和结构本身就是主体，社会的主体就是社会结构的多元决定过程。[60]我认为，这种无人类主体的历史过程论决不是马克思的原意，而是结构主义的杂质。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反对抽象的人本主义和唯心史观，但并不完全否认社会历史主体，这就是从事历史的现实生产活动的人类。相反，马克思一贯重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也正是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人类解放的最重要的憧憬和目标。
我已经指出过，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是有所觉察的。[61]他们反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的机械经济决定论。因为在考茨基等人的眼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就是将社会历史发展视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他们极片面地强调社会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经济力量作为外在的必然性奴役人的状况似乎成了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现象。所以，他们才会自称是遵循了马克思《资本论》“铁的逻辑”，去反对列宁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革命的进程也必须是“自然历史过程”。我们都知道，是列宁用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第二国际的神话，第一次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成为实践。正是基于这一点，葛兰西才用“十月革命：反对《资本论》的胜利”为名来赞同这一思路，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线索。[62]很显然，卢卡奇也是从反对“经济的优先性”开始其理论逻辑的建构的，在后来的弗洛姆和列斐伏尔等人那里，又提出用“总体的人”反对畸形的“经济人”，强调“以经济规律自发支配社会历史的现象正是应该被超越的”，等等。这些观点相对于第二国际，甚至一些俄国的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来说，都是有一定合理成分的。[63]
众所周知，马克思眼中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决不是一种离开人而运作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彻底摆脱了那种似自然性的人类自主创造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才获得了真正的历史主体地位，在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成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主人。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恩格斯的思路与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在一些方面，恩格斯把马克思的上述思想进一步展开了。在批判杜林的经济学时，恩格斯将杜林总是把经济规律非历史地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律”斥之为荒唐可笑的错误。他指出：“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64]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恩格斯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生活条件”错误观点时，写下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这种看法只有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在下述意义上实现，就是说：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状况（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改变的必然性，并且愿意实现这种改变，而不是无意识地被迫地这样认识和这样做。”[65]
行文至此，我们必须就几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关节点进行一些特设界定，以小心地避开某种逻辑深层的误区。第一，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似自然性的特设规定丝毫不含有任何主观主义的设定，因为微观确证该规定有着重要的逻辑前提，即人类历史运动的客观实在性。在这里，似自然性规定的逻辑视界主要是指向人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而不是暗示人类社会发展会出现所谓“主观规律”的问题（这是滑向历史唯心主义的主要逻辑裂口！）。即使在人类历史发展最终摆脱的必然王国（自然的经济的必然性）的异在驱使后，它仍然将客观必然性扬弃为自身自由发展的内在前提，人类社会未来的自主发展同样是客观物质进程，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历史主体是自觉的人类社会主体支配的物质实践！
第二，我们必须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状已有新的改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现了某种来自国家（总体资本家）的自觉的调节机制，这似乎已超出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似自然性的界定。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中，现代资本主义以整个资产阶级的国家占有的形式（“凯恩斯革命”），部分调整了自身的生产关系，从现象上看，这似乎从宏观上控制了生产的盲目性（似自然性）和危机，社会生产力的运动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这首先证明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论断的科学性，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是社会化生产力发展必然性制约的，它恰恰说明了资产阶级跪倒在马克思的科学真理脚下！[66]另一方面，我们又应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改变不是生产方式的本质改变，充其量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为了缓解自己脖子上绞索的对策，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从深层本质看仍然是一种对抗性的剥削制度，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经济生活宏观控制的背后仍然滚动着巨大的盲目经济运转，这种似自然性的盲目冲动正是私有资本力的本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似自然性的消除只能彻底走向其生产方式本质的自我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