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人为了生活，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在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首先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就构成所谓社会。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作为社会存在物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的。按照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是通过实践（其中包括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变革实践以及满足人的其他社会生活需要的实践），人们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全部社会生活，不断建立和革新自己的生产关系以及全部社会关系。人的社会实践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自己的社会关系。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并且是历史地互相适应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赖以生活的或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感性世界，不仅有同人发生关系的自然界，而且有表现人自己的关系的社会。所以，属于人的感性世界，是一个统一的、“自然—社会”系统。
社会是一个由人的各种关系结合而成的有机系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而社会的辩证运动则是通过人们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实践活动来实现和表现的。因为社会的各种矛盾产生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又只能通过实践活动来解决；解决原有的矛盾之后，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所以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本身是一个矛盾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过程，是社会辩证运动的基本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社会实践活动的连续前进过程，就构成人类社会的历史。离开了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
但是，人的实践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人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种社会形式，也不能任意创造社会历史。人们从一开始活动就总是碰到由前一代人所创立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就是人们生活和活动于其间的现实的社会环境。当然，人们并不满足于现实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当这种环境妨碍着人们的发展需要甚至妨碍着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时，人们就会通过批判的、革命的实践活动，力图改变和超越现实的社会环境，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但现实的社会环境又总是作为前提，制约着人们活动的方式和方向，并预先规定着未来社会环境的形式和性质。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活动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社会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3]
这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每一代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存的社会，都是前人实践活动的结果，而现存的社会又为新一代人的实践活动所改变。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现存社会的存在和变化发展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都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八
实践是人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种最根本、最现实的形式。它既现实地表现出人的普遍性，又现实地标志着人赖以生活的世界的范围。也可以说，它是人的普遍性和人赖以生活的世界的范围之间的相关性的现实表现与现实标志。人的普遍性的内在根据是人自己的本质力量。但人的本质力量又不是在人自身内部凭空生长起来的，而是在人不断地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过程中，通过实践或在实践基础上通过其他形式（比如观念形式）改造外部世界所创获的成果的自然性积淀和社会性积淀。这种本质力量一经通过不同的方式为人所具有，它就成为人的普遍性的内在根据。而人的普遍性的外部表现则是通过实践或在实践基础上通过其他形式对外部世界进行改造，使之转化为人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生活与活动的一部分。人也就因此而进一步获得和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14]因此，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看来，实践是人获得和发展自己本质力量的基础，又对象性地实现、表现和确证着人的本质力量及由它所决定的人的普遍性，因而它也就必然现实地表现出和标志着人的普遍性和与此相适应的人赖以生活的世界的范围。
实践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因而它也必然是开放性的。随着实践的开放性的展开，人的本质力量会越来越提高，人的普遍性会越来越发展，人赖以生活的世界的范围也会越来越扩大。但是，人的实践总是受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它所表现的人的本质力量和普遍性都是历史性的，因而实践也是历史性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虽然强调批判的、革命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并认为实践是现实的，但它并不认为任何现实的实践都是合理的。因此，它不仅强调要对现存世界、现存事物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而且认为对实践本身以及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的本质力量和普遍性也应该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它并不把人的实践安置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里，也不为人的本质力量和普遍性以及它们的实现形式设置某种固定不变的界限和范型。实践的唯物主义对现实的实践，对人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包括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普遍性和它们的实现形式及由这些实现形式所产生的结果，也总是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进行批判性的反思。通过这种批判性反思，探索变革、超越实践和人的本质力量与普遍性的现有模式、界限和范型的途径，以推进它们的开放性发展。而人的实践、本质力量和普遍性的开放性发展，又必将促进和扩展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改变和超越现实的历史进程与空间范围。由此可见，实践的唯物主义对实践本身以及由实践所生成和表现的人的本质力量及普遍性的看法，也贯彻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观点。
九
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来研究人与世界的总体性关系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不崇拜任何东西”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强调批判的、革命的实践活动的意义，也强调自己的批判性、革命性功能，因而它在本质上也必然以辩证的、历史的态度对待自己，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最终完成了的封闭的体系。实践的唯物主义要研究和反映在实践基础上开放性地展开的人与世界的总体性关系，它本身就必须是开放性的。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展开，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应该得到丰富和发展。只有这样，它本身才能真正成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如前所述，实践的唯物主义强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这种革命化一方面要诉诸理论的批判，另一方面要诉诸实践的批判。这两方面的批判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和普遍性的实现方式，为了使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批判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并且更有效地展开，实践的唯物主义还要求对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批判进行批判的反思。通过这两方面的批判和对它们的批判的反思，将不断地揭示人和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丰富的和本质的内容。把这种内容哲学地集中起来，就一定能使实践的唯物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而这种丰富和发展，同时也包括对实践的唯物主义本身的批判性反思。
但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实现自我丰富、自我发展和自我批判性反思。它必须通过哲学家（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头脑的思维，对人们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批判性活动进行批判性反思，把其中“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马克思语）哲学地集中起来，才能实现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但要实现这种丰富和发展，必须同时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原有形态进行批判性反思。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必须正确理解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它作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所固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开放性的本质，并具有按照这种本质来对待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高度自觉的意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正确理解人们开放性地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批判性、革命性活动的意义，并正确处理实践的唯物主义同这种批判性、革命性活动的关系。
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广泛兴起，表明人类对世界的理论掌握和实践掌握正在向深广两个方面迅速展开。人与世界的关系以科技革命和社会改革为契机，已经跃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一个充分显示人的本质力量，使人的主体性迅速高扬、人的普遍性迅速发展的时代。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人类通过以科技革命和社会改革为主流的现代社会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客观上正是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确证。当然，这并非说现在的人们都在自觉地运用和贯彻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同时，现代社会实践中所表现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也还没有以哲学理论的形态集中起来。但这种精神却表明了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确实是植根于具有批判性、革命性的人类社会实践的；而人类社会实践的新的发展，必然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提供新的生长点。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把现代科技革命和社会改革中那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精神，亦即现代社会实践中最精致、最珍贵的精髓，哲学地集中起来，使之具有哲学理论的形态，以丰富和发展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的辩证性。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以现代科技革命和社会改革为主流的现代社会实践，一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主体性效应，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强大的反主体性效应。面对现代人类社会实践中的这种内部冲突，我们应该运用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对现代社会实践（包括它的理论的和观念的背景）进行批判性反思。这种批判性反思不仅对于坚持和发展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从总体上使现代社会实践在更加科学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合理化，以扩大其主体性效应，防止和减少反主体性效应也是必要的。
[1]本文与欧阳康合著，选自《河北学刊》，1989（2）。
[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同上书，19页。
[4]同上书，16、21、20页。
[5]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7]《资本论》第1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20～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3]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