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衰败后之马克思主义[1]
马克思不时地被宣告已死亡，而又常常被宣告已复生。诚如任何一位具有像他这样的有声望的思想家一样，在目前形势下，他的著作是首先值得重读的。当今，不仅仅是马克思又再次走向死亡，而且一整批自我标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差不多也正日趋消亡。一些人对此很高兴；一些人对此感到悲伤；但很少有人力求作一精心、审慎的经验总结。
首先我们要记住：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及其著作之总和，而是一系列为采取政治行动而提出的理论、分析和方法——无疑是受了马克思的理论的启发，并形成了一种教条。这种马克思主义占有主导地位，是两大历史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在1914年以前）和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成了苏联共产党）——的产物；它们一前一后、相继依次、共同而不是相互合作地创立了这种马克思主义。
虽说除这一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外，还有其他种种变体，只是这些变体仅有很少的拥护者，至少一直到最近都是如此。勒费弗尔（1980）写道：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真正源头发端于1968年世界革命。这一事件大体上与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发展停滞及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随之日趋严重的骚乱和分裂发生在同一时期。
这些事件大体上同时发生，使我们不得不费劲努力区别一下“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实际现行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如果没有使这种马克思主义被完全否定的话，也使其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和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抑或至少是他的思想和实践方面的状况）——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与占主导地位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历没有关系，至少是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从而增加了一些对问题进行分析的难度。我的论点很简单。已经消亡的是作为一种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现代性理论是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同步发展形成的，而实际上主要是受了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的启示而发展形成的。尚未消亡的是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历史表现形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消亡的是作为改良主义战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尚未消亡的是激励诚笃的社会力量进行反对现行世界体系的那些抨击言论——得人心的马克思的语言表现形式。
我认为，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是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们和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们在各政党多年的实践中不断提出的五大主要观点。
（1）为了达到人类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必须走的第一步是尽快夺取国家政权。只有进行一场革命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一论点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明确。“夺取国家政权”是什么意思？而更成问题的是，什么是一场“革命”？党内有关这些策略性问题的争论一直很激烈，也一直没有得出确定性的结论。这就是当时政治策略各种各样，并始终带有那么一点机会主义色彩的原因。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是两种决策：不是人民起义，就是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人们认为，这两种决策都对政权结构作了一种根本性的、永久性的变革，要想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
没有政权的政党采取其力所能及的各种各样的手段竭力到达这样一个转折点。那些已经取得政权的政党（即使是通过一条理论上没有设想到的道路）则采取其力所能及的各种各样的手段竭力保住政权，从而证实“革命”确是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转折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上台执政犹如基督降临人间。这不是时间的结束——完全不是——而是历史发生变革的那个时刻。1989～1991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所以影响如此之深远（特别是对马列主义者们说来尤为如此），是因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概念由此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这些事件不仅深为令人沮丧，更意味着政治行动的先期主要设想失去了价值。
（2）为了夺取并保住国家政权，所谓的进步力量和（或）工人阶级就必须建立一个组织性强的、具有普遍性的政党。
不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主张的群众性政党，还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主张的先锋式政党，都应成为其领导人和成员的精神寄托之所在；他们要为夺取并保住国家政权而献身。
因此党被视为其成员一切活动的中心（甚至是唯一的中心）。同其他组织的任何联系，乃至党纲以外的任何个人利益，都被视为对党的战斗力的严重损害。这根本不是无神论学说了，而很有点宗教意味了。这同样也是党敌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及诸如此类的运动的原因。
简而言之，党坚持认为：阶级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而其他一切矛盾都是附带性的矛盾。因此，党一再重申：所有这些其他的斗争除非是出于暂时性的、辅助性的、策略性的原因而被纳入当时的党纲，否则就都是偏离了中心任务的。党所最担心的事，是其成员不无限忠于党。人们可能担心政党会建立一个非常极权主义的政府，但似乎很少有人担心执政党会建设一个极权主义的党。
这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第二个命题是关于党的建制的：党是为了（似乎也很适宜于）作必要的动员以夺取政权而建立的；而党一旦掌握了政权，这一命题就全然不能当作一个原则来使用了。执政党的作用是很不明确的。事实上，执政党到能充分发挥作用时，就成了一决策机构，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集团决定着当时一切的一切。领导权是十分个人化的，透明度很低。对大多数党员来说，党完全成了一件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向上爬的工具。
在这一点上，党就绝对不再是精神寄托之所在了。对党外的人们来说，党就成了一种极不为法律所容的机构了；党内的人们则往往对党持怀疑态度了。党是个必须要考虑到的实在，但没有人再为之献身了。如果说“革命”没有成为不可逆转的话，那正是党的本质使然；党一旦夺取政权，其本质即暴露无遗。那些力图破坏共产主义制度的人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搞垮这类政党；世界格局一有变化，他们就可以得手了。
（3）为了从资本主义到达共产主义，必须经过一个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亦即将政权完全彻底地交给工人阶级。
专政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关键词引起了问题。“专政”一词不管其原本固有的意思如何，其在历史上的实际意思则是扬弃全部“自由主义”国家议会民主时期创设的（至少一部分是这一时期创设的）所谓资产阶级的公民权利。任何一个不受党控制的组织不但没有言论自由，甚至没有生存权。那些坚持独立于党的知识分子活动中心也有同样的遭遇。
然而，即使公开辩论只准一家之言，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政治讨论、不存在不同意见了。不过辩论绝对是不公开的，只限于少数人。人们偶尔也会大声嚷嚷，发表意见；这些意见有时也会对政治决策有点影响；只不过这是民意表达的唯一方式。
由于政府和党“代表”着工人阶级，所以专政是合理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无疑，许多领导人年轻时都是工人，其人数要比世界体系里其他国家来得多。然而他们一旦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就“资产阶级化”了，就构成地位显赫的社会阶层了。
而同样无疑的是：普通百姓中的熟练工人往往同学校教师和普通“脑力劳动者”挣得一样多，甚至还要多。这就形成了一种工资倒挂现象。然而工资倒挂与废除工资等级不是一码事。
工厂工人没办法行使工会权利对付资方。实际上，工人提要求的可能性比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要小。但工人有一重大补偿：社会保障（特别是工作保障）和享有一种维持低生产率水平的隐性权利。然而这些社会利益实际上有赖于国家的总收入；而国家陷入严重财政困难（某种程度上是低生产率水平引起的）时，社会保障就大受影响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再能兑现其许诺了，从而引发了社会危机。从这种危机中兴起了团结工会及其后的种种事态的发展。
任凭官方怎么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自己是真正生活在一个工人的国家里了。他们至多是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试图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政权之下——换句话说，生活在一个改良主义的国家里。这些国家所给予的一点点好处减少时，政府就失去了其社会基础。
（4）社会主义国家是向共产主义乌托邦发展的共同的、正确的道路上的一个必要阶段。
这是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发展进步论；发展进步论本身是启蒙运动留给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遗产，通过某种形式的否定，转而成了一种世俗化的基督教末世论。
以对发展进步怀有坚定信念为基础的阶段论，证明一切的一切都是正当的。这一阶段论断言党（发展进步的绝对可靠的保证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从而就不仅给予了前三个论点，而且给予了任何一种偏离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所设计的道路的行为道义上和理性上的支持。
由于每个阶段都遵循着社会进化的规则，所以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出现倒退的。再者，由于这些历史阶段是由党来确定的，所以每个党员就都成了发展进步的坚定的鼓吹者。最后一点，鉴于工人现在掌了权，所以国家就能够绝对无误地向前发展进步。发展进步论认可（其实是要求）新的革命国家受比较发达的革命国家保护——马列主义国家（以及所有进步国家）大家庭内老大哥高高在上的一种等级制度。一些人称之为帝国主义，其他人称之为天职。在公众舆论有理由相信有着实实在在的发展进步时，最在上者的这一权利似乎还不那么令人厌恶。然而经济发展停滞时，潜在的矛盾公开化了，引发针对苏联的反帝感情，从而不仅导致了马列主义国家的混乱，而且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的分裂，一种地缘政治概念就此终结。
（5）为了从社会主义阶段（党掌权）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必须“建设社会主义”，亦即寻求国家发展。
共产党在一些主权、独立（但被包围）的国家上台执政。马克思曾预言，最早的一批革命将会在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发生，然而成功地夺取政权的事件却发生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大走样了。成了半外围（以及外围）国家追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里中心地区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进程的纲领包括三大主要之点。
第一点是制订计划。这需要有个非常庞大的政府机构。这一机构在“原始积累”时期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但在基础设施越来越现代化时，计划部门就必须承担起复杂得多的任务；而这又受到了党的牵制。制订计划最终成了一种经济官员们进行会谈协商的程序，官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头修改计划，使其符合实际的成果。这无疑是一种导致失败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