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也试图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理解现代主义，以表明，现代主义特有的力量、洞见和焦虑是如何来源于现代经济生活的动力和压力的：来自它的永无休止永不满足的成长和进步的压力；来自它对人的欲望的扩张，使之越过地方的、民族的和道德的界限；来自它要求人们不仅剥削利用同胞而且剥削利用他们自己；来自它的所有各种价值在世界市场的大动乱中的反复无常和无穷变形；来自它无情地摧毁自己不能利用的每件事和每个人——不仅对前现代世界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且也对它自身和它自己的现代世界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以及来自它利用危机和混乱使之成为进一步发展的跳板、用它自己的自我破坏来滋养自己的能力。
我并不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搞到一起的人。事实上，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它们在几个方面，尤其是在历史危机和革命希望的关头，自己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可以在1848年的波德莱尔、瓦格纳、库尔贝以及马克思的身上，可以在1914～1925年期间的表现主义者、未来主义者、达达派艺术家、构成主义者那里，可以在斯大林死后东欧的动**和**中，还可以在20世纪60年代从布拉格到巴黎以及遍及全美国的激进行动中，看到两者的融合。不过由于革命受到镇压或背叛，激进的融合让位给了裂变；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都凝结成了正统的学说，走上了分离和彼此不信任的道路。[8]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至多是忽视了现代主义，但更经常的是企图压制它，这也许是因为害怕（用尼采的话来说），假如他们不停地注视深渊，那么深渊就会回头注视他们。与此同时，正统的现代主义者则不遗余力地为自己重塑一种无条件的摆脱了社会和历史的“纯”艺术的光环。本文试图表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害怕和逃避的深渊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展开的，从而关闭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总是在于，它愿意从令人恐惧的社会现实出发，研究它们并且改造它们；抛弃这种首要的力量源泉将使马克思主义空有其名。至于那些害怕马克思主义会剥除其光环，从而要避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现代主义者，他们应当懂得，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他们更好的回报：能提高他们想象并且表达他们与他们试图否定或反抗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无限丰富、复杂和具有嘲弄意味的关系。马克思与现代主义的一种融合，将融化马克思主义那过分坚固的主体——或至少可以使它热起来将其融化掉——同时却可以将一种新的坚固性赋予现代主义的艺术和思想，给它的创造注入一种不受怀疑的共鸣和深度。那将把现代主义展现为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
在结束本章的这一节中，我想把我在这儿提出的一些想法与有关马克思、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的某些当代争论联系起来。我一开始将考虑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并在70年代的革命气氛中盛行的保守主义对于现代主义的谴责。根据这些雄辩家中最认真的一位人士贝尔的说法，“现代主义是个**者”，一直在引诱当代的男人和女人们（乃至小孩）抛弃自己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身份与责任。对于贝尔这样的著作家来说，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是无辜的：它被描述成一个查尔斯·包法利，虽然平平常常，但循规蹈矩，富有责任心，始终在勤奋地工作，以满足其任性的妻子永不满足的欲望，支付着妻子所欠的难以忍受的债务。这幅资本主义清白无辜的画像具有一种田园诗般的迷人之处；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者只要还希望在资本主义的真实世界里哪怕生存一个星期，就无法认真地看待这幅图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者当然能够把这幅图画当作一出出色的公共关系戏剧来加以欣赏，窃笑不止）。其次，我们还必须佩服贝尔的独创性，他采纳了一个最为持久的现代主义正统学说——文化的自治，艺术家对于束缚着他周围的普通人的一切规范和需求的超越——并转而用它来反对现代主义自身。
不过现代主义者和反现代主义者在这儿都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精神的和文化的运动尽管有着爆发的力量，一百多年来却始终在沸腾而多产的社会和经济大锅的表面上冒泡翻滚。正是现代资本主义而不是现代的艺术和文化，使得这口锅不停地沸腾着——虽然由于怕热而不很情愿。即便那个在反现代主义的辩论中受宠的令人厌恶之人巴勒斯，其热中于吸毒的虚无主义也是他祖先的托拉斯（巴勒斯加法机公司，现在的巴勒斯国际公司，最基本的清醒的虚无主义者）的一种苍白无力的再生：祖先创立的公司的利润资助了他的先锋派生涯。[9]
除了这些好辩的攻击之外，现代主义还总会引发一些层次完全不同的反对意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采纳了歌德关于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出现的想法，并且说明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如何正在产生一种世界文学：“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的说明能够作为从他那个时代到我们这个时代繁荣兴旺的国际现代主义的一个完美规划：一种胸襟开阔多方包容的、表达了各种现代欲望因而是全面的，以及尽管有资产阶级经济的介入但仍然是人类“共同财产”的文学。然而，要是这种文学毕竟不是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是普遍的呢？要是它最终成为一种排他的褊狭的西方文学呢？这种可能性最初是在19世纪中期由俄国的各种民粹主义者提出来的。他们争辩说，西方现代化的爆炸性气氛——社会的破坏和个人的心理孤立，大众的贫困和阶级的分化，源于令人绝望的道德和精神无政府状态的文化创造——很可能是一种文化的特殊表现，而不是整个人类必然会去追求的一种铁定的必需品。为什么其他的民族和文明就不可以把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的可能性和需要更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呢？简而言之，只是在西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种信念有时候是以一种自鸣得意的教条表达出来的，有时候却是以一种绝望的希望表达出来的。
随着革命政权在各个欠发达地区和国家掌了权，20世纪目睹了各式各样的想要实现19世纪民粹主义梦想的尝试。这些政权以许多不同的方式，都试图取得19世纪的俄国人所说的成就，从封建主义跳跃到社会主义；换言之，要借助于英勇的努力，达到现代社会的高度而避免现代分裂的深度。这里不适合探究今天世界上可能存在的许多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但可以指出，尽管今天的政治体制十分不同，可是如此多的政治体制似乎都有一种共同的强烈欲望，要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彻底清除掉现代文化。它们的希望是，只要不让人民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它们就能在一个坚固的阵线中动员起来，去追求共同的民族目标，而不是让自己消亡在大量的指导之中，追求自己多变而无法控制的各种目标。
诚然，要否认现代化能够遵循各种不同的道路，那是愚蠢的（的确，现代化理论的全部要旨就是要探明这些道路）。没有任何理由，要每一个现代城市都像是一个纽约或洛杉矶或东京。然而，我们需要仔细考察那些为了自己的好处而要他们的人民免受现代性影响的人的目标和利益。要是现代文化的确完全是西方的东西，从而如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所言，与第三世界无关，那么这些政府还需要如它们所做的那样，耗费大量精力来压制这种文化吗？被它们突出为外来世界的东西，作为“西方的腐朽行为”而被禁止的东西，实际上乃是它们自己的人民的能量和欲望以及批判精神。当各个政府的发言人和宣传机构宣称，自己的国家应当避免这种外来的影响时，他们真正要说的只不过是，他们已设法在政治和精神上密切注意他们的人民。而当这种照看停止或被迫停止时，首先冒出来的东西之一就是现代主义的精神：它是被压制了的东西的回复。
正是这种现代主义的精神，既是狂热的又是嘲弄的，既是腐蚀性的又是献身性的，既是荒诞不经的又是现实主义的，使得拉美文学成为今天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文学——虽然也正是这种精神，迫使拉美的作家流亡到欧洲和北美进行写作，逃避自己国家的言论检查人员和政治警察。正是现代主义文化，鼓舞了“布拉格的塑料人”的难以忘怀的强烈的电子摇滚音乐，这种音乐在成千上万个关闭的房间里，用走私进来的盒式录音带播放，甚至当音乐家在集中营里受煎熬的时候。正是现代主义的文化，使得我们在今天的许多非西方世界里还能够看到批判的思想和自由的想象。
政府不喜欢现代主义文化，但从长远看它们也没有办法。只要它们不得不在世界市场的大漩涡里沉没或游泳，不得不不顾一切地努力积累资本，不得不发展或分崩离析——或更确切地说，按一般的结果，不得不发展并且分崩离析——只要它们如帕斯所说，“被判处了现代性”，它们就必然会产生出将告诉它们的任务和它们的身份的文化。因此，随着第三世界日益陷于现代化的变动中，现代主义远远没有衰竭，而刚刚在开始发挥作用。
在结束本章时，我想简要地评论一下马尔库塞和阿伦特对马克思提出的两个批评，因为它们引出了本书的一些中心问题。马尔库塞和阿伦特的批判是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阐述的，但似乎于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浪漫主义的存在主义背景中就已形成。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论证可以回溯到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在19世纪40年代的争论；不过，他们提出的问题在今天尤其合适。其基本的前提是，马克思不加批判地赞美劳动和生产的价值，而忽视了最终来说至少同样重要的其他人类活动和存在方式。[10]换言之，马克思在这儿因缺乏道德想象受到了责备。
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最有力的批判出现在《爱欲与文明》中，在这本书中，显然每一页上都有马克思的身影，奇怪的是从没有提到马克思的名字。不过，在下述的一段话中，马克思最喜爱的文化英雄普罗米修斯受到了攻击，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普罗米修斯是代表苦役、生产和由压抑而进步的文化英雄……是耍花招的人和反抗诸神的（受磨难的）人，以不断的痛苦为代价创造了文化。他象征着生产这种不懈的把握生活的努力。……普罗米修斯就是表现操作原则的英雄原型。”马尔库塞接着指出了其他一些可选择的神话人物，他认为这些人物更加值得理想化：俄耳甫斯、那喀索斯和狄俄尼索斯——还有被马尔库塞视为它们的现代献身者的波德莱尔和里尔克。“［它们］代表着一种很不相同的现实……它们的形象是快乐和实现，它们的声音是歌唱而不是命令，它们的行为是和平与结束征服性的劳动：从把人与神、人与自然结合起来的时间中解放出来……快乐的恢复、时间的停止、死亡的吸收：宁静、睡眠、夜晚、天堂——不是作为死亡而是作为生命的涅槃原则。”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式的图景未能看到的东西是和平与消极带来的快乐、感觉上的恬静、神秘的狂喜、一种与自然合而为一的而不是把握控制自然的状态。
这种说法有些道理——“luxe，calmeetvolupte”[11]的确与马克思的想象距离很远——但并非如最初看来的那么有道理。即使马克思真的崇拜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也不是工作和生产，而毋宁说是远为复杂和全面的发展理想——“肉体和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个人自身的全部能力的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个人的需要、能力、快乐、生产力等等的普遍化”（《大纲》）；“全面发展的个人”（《资本论》）。马尔库塞所珍视的经验和人类品质当然要包含在这个议程之中，尽管不能保证它们会是首先讨论的东西。马克思想要接受普罗米修斯和俄耳甫斯；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因为它将在历史上首次使得人们能够同时获得两者。他还可以论证说，只有在普罗米修斯式的努力的背景下，俄耳甫斯式的狂喜才能获得道德或心理上的价值；“luxe，calmeetvolupte”就其自身而言只会令人厌倦，波德莱尔对此知道得很清楚。
最后，对马尔库塞来说，如法兰克福学派始终宣称的那样，宣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理想是很有价值的。但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不论这种平衡与和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其自身而言也是非常困难的——它的创造需要大量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活动与努力。而且，即便它能够创造出来，它还不得不需要维护；在现代经济处于动态的条件下，人类将不得不永不停息地工作——就像西西弗斯[12]一样，不过还要不断地发展新的衡量标准和新的工具——来使它的不稳定的平衡不致遭到破坏或化作恶臭。
对马克思的这种批判提出了一个真实的迫切的人类问题。不过阿伦特在解决问题方面并不比马克思走得更远。在这儿，如同在她的许多著作中一样，她给公共的生活和行动编织了一堆华丽的辞藻，但完全没有说清楚这种生活和行动应当包含哪些内容——仅仅提到的是，政治生活不应当包括人们整天做的事情、他们的工作和生产关系（这些事情被移交给“家庭去照料”，家庭是一个阿伦特认为缺乏创造人的价值的空间的子政治领域）。阿伦特从来没有说清楚，除了高尚的夸夸其谈之外，现代人还能够或应当共享哪些东西。她说得对，马克思从来没有发展出一种关于政治共同体的理论，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在现代人和现代发展的虚无主义动力的条件下，人们根本就不清楚，现代人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政治联系。因此，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成了一个贯穿现代生活自身的整个结构的难题。
我一直在论证，我们之中最不满意现代生活的人最需要现代主义，以便向我们表明，我们身在何处，我们能够从哪里开始改变我们的环境和我们自己。为了寻求一个起点，我回到了最早的最伟大的现代主义者之一卡尔·马克思。我论述他的思想，与其说是寻求他的答案，不如说是寻求他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他能够给予我们的宝贵礼物，不是一条摆脱现代生活的矛盾的出路，而是一条更加有把握更加深入的进入这些矛盾的道路。他知道，超越矛盾的道路将不得不经过现代性，而不是摆脱现代性。他知道，我们必须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开始：精神上**裸一丝不挂，被剥除了一切宗教的、美学的、道德的光环和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扔回到了我们个人的意志和精力上面，不得不为了生存而互相利用和自我利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被分离我们的同样一些力量拢到了一起，模糊地意识到了将走到一起的所有人，准备去竭力把握新的人类可能性，去发展出当猛烈的现代之风或热或冷地刮向我们大家时能够帮助我们团结起来的一致性和相互联系。
[1]选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拉丁文，意为“积极生活”。——译注
[3]此处所用的德文单词是Verhaltnisse，可以翻译为“s（状况）”、“relations（关系）”、“relationships（关系）”、“ces（环境）”、“affairs（事态）”，等等。在这篇文章的不同地方，这个单词可作不同的翻译，应视语境而定。
[4]埃里克松（1902—），德国精神分析学家，1933年移居美国，后期对现代人的伦理和政治问题特别感兴趣。——译注
[5]雪莱夫人（1797—1851），英国女作家，大诗人雪莱的第二个妻子，以写《弗兰肯施泰因》闻名。——译注
[6]戈蒂埃（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新闻记者，对法国文学在19世纪末向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转变影响极大。——译注
[7]原文为法文，意思是“完全现代的存在”。——译注
[8]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还可以在政治不活跃的时期作为一种乌托邦幻想走到一起：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和20世纪50年代中如古德曼和布朗这样的美国思想家的工作。马尔库塞跨越了这两代人，尤其是在其最有创见的著作《爱欲与文明》（1955）中。另一类会聚存在于马雅可夫斯基、布莱希特、本雅明、阿多诺和萨特等人的著作之中，这些人将现代主义体验为一种精神的大动乱，将马克思主义体验为用坚硬的石块构筑的坚固城堡，而他们则投身于两者之间，但他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创造出各种出色的综合。
[9]巴勒斯（1914—），美国实验小说家，1944年在纽约吸毒成瘾，持续15年，以自己的吸毒体验为基础创作了大量小说而闻名。他是巴勒斯加法机的发明者的孙子。——译注
[10]这个批评可以为阿多诺（从来没有发表）的如下评论所总结：马克思想要把整个世界转变为一个巨大的工场。
[11]原文为法文，意即“奢侈、安宁和满足”。——译注
[12]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国王，由于欺骗死神之罪，要在地狱中受永推巨石的惩罚：把巨石推到山顶，滚下来，再推，再滚下来，再推，如此永无终止。——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