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抽象的哲学探索总是千方百计地消解**，而人总是企图合理化所有的观念。对于思想家来说，真理产生于行动，它的意义是通过一种“顿悟时刻”被赋予经验的。思想家不是在沉思中求得生存的，而是在“行动”中求得生存的。实际上，可以这样说，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感。除了宗教（及战争和民族主义）以外，很少有哪种形式能够把情感能量引发出来。宗教符号化了人的情感，使它们枯竭了，把来自现实世界的情感能量统统转化成了祈祷文、礼拜仪式、圣礼、信条和宗教艺术。意识形态则使这些情感融合到一起并把它们引向了政治。
但是从其最有影响的方面来看，宗教的作用远不止此。它是人们处理死亡问题的一种方式。对于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强有力的、无法避免的，尤其是对于暴力死亡的恐惧——粉碎了关于人具有力量的这个光辉灿烂、富丽堂皇而又转瞬即逝的梦想。正如霍布斯指出的那样，对死亡的恐惧是良知的源泉；回避暴力死亡的努力是法律的源泉。当人们实际地相信天堂和地狱成为可能的时候，对于死亡的恐惧便得到了缓和和控制；要是没有这种信仰，那么将只存在自我的绝对湮灭。
随着宗教在19世纪的日益衰弱，不自觉地表达出来的对作为绝对湮灭的死亡的恐惧或许会高涨起来。或许，它正是非理性得以泛滥的一个原因，这种非理性是我们时代已经变化了的道德气质的一个明显特点。当然，宗教狂热、暴力和残酷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在当时这些狂热和群众的情感可以通过宗教的祷告和实践而得到宣泄、被符号化、被消解和被消散。现在只存在着世俗的生活，自我肯定在对他者的统治中才成为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它甚至成了必然的东西。人们可以通过强调一种运动的全能性（如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来挑战死亡，或者通过把其他人的意志屈服于一个人的意志（如阿哈布船长的“不朽”那样）来战胜死亡。这两条道路都已经有人走过了。但是，由于政治可以用宗教曾经制度化权力的方式制度化权力，政治变成了取得统治权的捷径（正如对自我所进行的所有其他宗教改造一样）。改造世界的现代努力主要或完全是通过政治来进行的。这意味着用来调动情感能量的所有其他制度方法都必然走向衰落。实际上，教派和教堂早就变成了政党和社会运动的场所。
要是一个社会运动能够做到如下三件事情的话，它便能唤起民众：第一，简化观念；第二，提出一个真理的主张；第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付之于行动。因此，如果能做到这三点，意识形态就不仅改造了观念，而且改造了人。通过强调必然性，通过调动追随者的**，19世纪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可以同宗教分庭抗礼。通过把必然性同一于进步性，这些意识形态又同科学的实证价值联系了起来。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意识形态也同正在兴起的知识阶层相联系，那个阶层正试图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要是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差异不令人厌恶的话，那么了解那种差异是很重要的。学者有一个确定的知识领域、一个传统，他千方百计地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给逐渐积累起来的得到检验的过去的知识增添新的内容。学者，作为学者，是极少与他的“自我”纠缠在一起的。而知识分子总是先从他的经验、他个人对世界的理解、他的特权和无能为力出发，并且根据这些感性的东西来判断世界。由于对自己的立场自视甚高，他对社会的判断反映了社会对他的处置。在一个商业文明中，知识分子感到某些错误的价值观念受到了推崇，并且对社会造成了危害，这些飘浮无根的知识分子有一股使自己的冲动变成政治冲动的“先天”冲动。因此，在产生于19世纪的意识形态身后有一股知识分子的力量。它们登上了威廉·詹姆斯所谓的“信仰的阶梯”。在其对于未来的解释中，它们无法区分可能性和或然性，并且把后者偷换成了确定性。
今天，这些意识形态已经衰落了。隐藏在这个重大的社会变化背后的事件是复杂而多变的。像莫斯科审判、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缔约、集中营、匈牙利工人的被镇压等一系列灾难构成了一条链子；像资本主义的改良和福利国家的产生之类的社会变化又构成了另一条链子。在哲学领域里，人们可以追溯到最简单的理性主义信念的衰落，以及关于人的新斯多葛主义—神学形象的产生，如弗洛伊德、蒂利希、雅斯贝尔斯等。当然，这不是说像共产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已经无足轻重，也不是说它们没有从其他源泉中获得推动力。但是，从其整个历史中，产生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于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旧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真理性”，丧失了它们的说服力。
很少有一本正经的人士会认为，人们仍然有必要来制定“蓝图”并通过“社会工程”就能实现一个社会和谐的新乌托邦。与此同时，那些年岁已高的“反信仰斗士”也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知识力量。已经很少有“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坚信国家不应在经济中起作用，而且，很少有一本正经的保守主义者，至少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者还认为，福利国家是“通往奴役的道路”。因此，在西方世界里，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政治问题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
不过，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正当19世纪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争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一些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就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中蕴含着20世纪50年代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
在满足这种需要的过程中，俄国已经成了榜样。这些国家所释放出来的热情已经不再是自由社会的旧观念，而是经济增长的新观念。假如这意味着对于人的全面强制以及压制人民的新精英力量的兴起，那么新的压制就会自圆其说：没有这种强制，经济的进步便不可能足够迅速地发生。甚至对于某些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发展经济”也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冲洗掉了人们对过去的幻灭记忆。
要想对迅速发展经济和现代化的要求进行辩论是困难的，并且很少有人会对这个目标表示异议，正如很少有人会对平等和自由的要求表示异议一样。但是，在这个强有力的渴望中——其来势之迅猛是令人惊异的——实施这些目标的任何一场运动都有牺牲掉现有一代人的风险，而未来只是由新权贵所进行的新剥削。对于这些新兴的国家来说，这场争论不是关于共产主义的优越性的问题——那种学说的内容已经被其朋友和敌人都遗忘了。问题仍然是一个比较古老的问题：新社会能否通过建立民主制度并且允许人民自愿地作出选择和作出牺牲而获得成长，或者，新的精英，那些拥有权力者，是否将利用极权主义的工具来改造他们的国家。无疑，在这些传统而古老的殖民地社会里，大众是冷漠的、易于被操纵的，答案将依赖于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关于未来的观念。
这样，人们发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一种令人惊慌失措的中断。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中间，过去的**已经耗尽。新的一代既忘记了这些有意义的古老争论，又没有一种可靠的传统可以作为依据，他们只是在社会的政治框架内寻找着新的希望。那个社会从思想上拒斥了过时的启示录和千禧年的梦想。在寻求一个“事业”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绝望的、近乎悲哀的愤怒。这个主题贯穿于由十多位最激进的英国青年左派知识分子所撰写的著作《判决》中。他们无法规定他们所寻求的“事业”的内容，但是这种渴望是一目了然的。在美国，也存在着对于新的思想激进主义的无休止探索。理查德·蔡斯在其对美国社会富于见地的评论性著作《民主的前景》中确信，对于世界其余地区来说，19世纪美国的伟大在于它对人的激进看法（如惠特曼的看法那样），今天呼唤着新的激进主义的批判。不过问题在于，（与工业社会化之类问题相伴随的）古老的政治经济激进主义已经丧失了其意义，当代文化（如电视）表现得极为愚蠢，用政治术语来说已经无法挽救了。与此同时，美国文化已经几乎完全接受了先锋派，尤其在艺术领域里的先锋派，而较为古老的学院派风格已经被完全抛弃。进一步，对于那些寻求“事业”的人来说更具反讽意义的是，其悲惨境遇曾经是要求社会变革的动力的工人们现在比知识分子更加满足于社会现状。工人们并不想造就乌托邦，他们的期望要低于知识分子的期望，因此他们比知识分子也更容易满足。
青年知识分子是不幸的。因为“中间道路”适合于中年人，而不适合于青年人；那是一条没有**的道路，一条日渐消沉的道路。意识形态从其性质来说要么是万能的，要么是无用的。从气质上说，青年知识分子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在理智上已经丧失元气的东西，从理智上讲，只有极少数问题还能用意识形态的术语来加以系统地表述。情感的能量和需要仍然存在着，而如何把这些能量调动起来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政治已经不再令人激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在科学领域或在大学的职业生涯中找到了出路。但是他们常常是以让自己的才智局限于狭隘的技术为代价的；有些人则在艺术领域里找到了自我表现的机会，但是在这片文化沙漠里，内容的贫乏也意味着创造新形式和新风格的必要张力的匮乏。
那么西方知识分子能否在政治之外找到**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幸的是，社会改革既没有任何统一的要求，也没有给年轻的一代以他们所需要的“自我表现”和“自我规定”的出路。热情的轨道已经弯向了东方。在那里，“未来”整个地融入了对于经济乌托邦的新狂喜之中。
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乌托邦的终结。甚至有可能，人们只有通过留意意识形态陷阱才能重新开始讨论乌托邦。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学家是一些“可怕的头脑简单的人”。对于人们来说，意识形态使得让个别问题对立于个别德性的做法成为多余。人们只要求诸意识形态的自动取货机，就能得到预定的结果。一旦这些信念被天启式的狂热搅混，观念便变成了武器，并且会带来极其可怕的后果。
人们需要——像他们一直需要的那样——得到关于其可能性的前景，关于把**和理智结合起来的方式。在此意义上，今天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乌托邦。不过，通往上帝之城的阶梯再也不可能是“信仰之梯”了，而只能是一把经验之梯。乌托邦必须具体化为：一个人想要往何处去，怎么样才能抵达那里，谁将为此有所付出，有所领悟，有所证明，并有所决定。
本书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作结。从思想上讲，这是一部讨论一个时代的著作，一部由于社会的变化而使其论断易于“被推翻的”著作。但是，结束本书并不意味着对它置之不理。现在，鉴于对过去不甚了了的“新左派”正在出现，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个“新左派”尽管来势汹汹，但是对未来的把握却心中没数。它的先驱者欢呼它正“在发展中”。但是，它想要走到哪里去呢？它所指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如何去抵制官僚化呢？它所谓的民主计划或工人管理是什么意思呢？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能作出回答。
在对待古巴和非洲新兴国家的态度上，思想成熟的意义和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意义将受到检验。因为在“新左派”中间，有人时刻准备着以一颗纯洁的心灵，去把“革命”作为暴行的托词来接受——简言之，以可怖的**，去抹掉最近40年的教训。在其对于自由的要求方面，在其对于有权利去控制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命运的要求方面，许多这些正在出现的社会运动是正当的。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有权利以解放的名义随心所欲地去做它们想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些运动以自由的名义获取了权力，但是这一事实也不能保证它们将不会演变为帝国主义，成为（以泛非洲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名义产生的）崇高关怀，并要求它们转向历史的舞台，成为它们所取代的国家。
如果说意识形态的终结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将要求修辞学和修辞学家的终结，将要求这样的“革命”日子的终结：年轻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维朗特给法国众议院扔炸弹，文学批评家拉伦特·泰尔哈特在其辩护词中声称：“几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它原本是一个壮举。”有人或许会说，在一个令人忧伤的笑话中，壮举走向了终结：两年以后，当一个炸弹扔进一家旅馆时，泰尔哈特失去了一只眼睛。在今天的古巴，按照乔治·谢尔曼在《伦敦观察家》上的报道：“革命是今天的法则，虽然谁也没有明确地说过那个法则是什么。你只要简单地表示赞成或反对就行啦，并且随之而来地，你将审判别人或者受到别人的审判。仇恨和偏执到处泛滥，已经不再有中间道路存在的余地。”
摆在美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坚决抵制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古老观念，现在，纵使“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还有理由存在的话，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而“乌托邦”未必会遭受相同的命运。不过，假如现在最为卖力地吹捧新乌托邦的那些人开始借着乌托邦或革命目的的名义去为可耻的手段作辩护，并且忘记了如下简单的理由：纵使这些古老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某种古老的真理——自由言论的真理、自由办报的真理、反对的权利和自由研究的权利——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乌托邦也将会有与意识形态相同的命运。
假如过去几百年的思想史有什么意义和教训的话，那么就让我们来重申一下杰斐逊的格言吧：“今天属于活着的人。”这是对其同胞的命运深为关切的新旧革命者在每一代人身上一再发现的格言。风流倜傥的波兰哲学家勒齐克·柯拉科夫斯基创作的一个戏剧的主角在一段沉痛的对话中说过这样的话：“我决不会相信，人类的道德和思想生活会遵循经济学法则，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了更好的明天才在今天这样说的；我决不会相信，我们现在应该用生命来使真理获胜，或者我们应该通过犯罪来开辟出一条通往崇高的道路来。”
这番话写于波兰“解冻”时期，当时波兰的知识分子从其对于“将来”的感悟中曾经信奉过人道主义的主张。这番话是对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的抗议的遥远呼应。赫尔岑在100年前的一次对话中对一位早期革命者进行了谴责，那位革命者愿意为了明天而牺牲当前的人类：“为了支持某些人在某一天能够出人头地，你真的愿意把现在所有活着的人作为牺牲品供奉给忧伤女神吗？……这仅仅是对于人民的一种警告：那遥不可及的目标根本不是目标，而只是陷阱；目标必须是可以逐渐地接近的——它应该是，至少应该是，劳动者的工资或在劳动完成之后的快乐。每一个时代，每一代人，每一个生命，都有其自身的完满性……”
（张国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