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年前的红卫兵肖冬梅特别经得起端详地问：“大姐，您看出我的红卫兵证有什么破绽了么？”
这回轮到女郎只有一声不吭地摇头的份儿了。
“我叫您大姐，您不会觉得我是在巴结您吧？”
“你当然可以叫我大姐，不过别‘您’‘您’的。我不喜欢别人在我家里对我‘您’‘您’的！”
“那么大姐，你认为我的红卫兵证是假的么？”
女郎再看一眼红卫兵证，又摇头。
“我有没有可能是在冒充红卫兵证上那个叫肖冬梅的中学生呢？”
女郎依然摇头。
“那么大姐，我现在倒要请教于你了———红卫兵证是真的，而我正是照片上的人。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出生于一九五二年，而我现在十五岁……那么今年怎么会不是一九六七年，而是二○○一年了呢？……”
肖冬梅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这……”
女郎一时被问得愣怔。
“我不想像你说我一样，说你神经是不是有毛病那种话……”
“可你他妈的已经这么说了！”
肖冬梅特有教养地微微一笑：“你又说‘他妈的’了，不过我想，如果你已经习惯了，我也会慢慢习惯的。”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真他妈的见鬼！”
“反正我可以肯定我自己的神经一点儿毛病也没有。”
“我的神经也一点儿毛病没有！”
女郎最后看了一眼肖冬梅的红卫兵证，生气而又不知究竟该对谁生气，迁怒地将它使劲儿摔在茶几上。
肖冬梅缓缓伸出一只手拿起她宝贵的红卫兵证，用另一只手轻轻地、反复地抚着彤红的塑料皮儿，如同那是有生命的东西，如同它被摔疼了，如同她是在怜爱它似的。她刚想重新将它揣入上衣内兜，却被女郎又一把夺了过去……肖冬梅不禁有点儿不安地瞧着女郎，仿佛对方会把她宝贵的红卫兵证毁了似的；仿佛只要对方敢那么做，她则必须一跃而起与对方拼命似的……女郎转身将红卫兵证放在了桌上。
她自我解嘲地说：“如果我认为咱俩的神经都很正常，显然是不怎么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我坚持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明摆着你已经出示了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神经并无毛病。如果我反过来这么认为我自己，我又不情愿……”
她掌心向上划了一段弧，接着说：“证明我神经正常的东西更多。这屋里各处的一切的东西都能证明。不过咱们不必继续争论今年究竟是一九六七年还是二○○一年了，我看这一点无论对我还是对你都不太重要……”
肖冬梅低声说：“不，对我太重要了。”
尽管她是低声说的，毕竟已打断了女郎的话。
女郎又生气地瞪她。
她赶紧讨好地一笑，宁愿服从地又说：“大姐，但我完全同意你的话，不再与你争论了。”
女郎由衷地笑了，摸了摸她的脸颊。
“现在，你给我站起来。”
肖冬梅表现很乖地站了起来。
“把你的帽子摘了。把你的上衣脱了。你用这么一身行头包装自己，神经没毛病，在别人看来你也是个神经有毛病的女孩儿了！……”
红卫兵肖冬梅默默地摘下了头上那顶三十四年前女孩子们时兴戴的黄单帽，接着缓缓脱下上衣，一齐丢在沙发上。这么一来，她胸前仅罩着一件白底儿蓝花儿的小布兜兜了……
“裤子也脱了！”
“……”
“我叫你把裤子也脱了！我又不是男人，你脸红个什么劲儿！”
红卫兵肖冬梅一声不响地将她那条三十四年前的洗得发白的黄裤子也脱了，丢在沙发上。在二○○一年，要凑齐那样的一件上衣一条裤子一顶单帽，连电影厂的服装员也会犯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