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杰，我必须要知道。这对我很重要。”方星河语气坚决。
阿杰叹了口气，声音几乎变成了耳语：“唉……我实话跟你说吧，具体原因我真不清楚。但是李哥后来有一次喝多了，跟我们几个关系近的提了一嘴，说……说辞退你，根本不是酒吧的意思，是‘上面’直接压下来的命令！李哥自己都莫名其妙，也不敢多问，只能照办。”
“‘上面’？哪个上面？”方星河的心猛地一跳，追问道，“是酒吧的老板？还是……更上面的人？”
“这我哪知道啊？我的祖宗！”阿杰的语气变得有些焦躁和害怕，“‘上面’的事儿，是咱们这种小虾米能打听的吗？李哥那意思，是绝对惹不起的大人物！你就别刨根问底了！这事儿你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忘了吧！别再招惹麻烦了，真的，算我求你了！”
“阿杰，我……”
“好了好了，我这边忙死了，客人叫了，不跟你说了！你……你好自为之吧！”阿杰不等方星河再问，急匆匆地打断了他，然后迅速挂断了电话。听筒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
方星河握着冰冷的公用电话听筒，站在原地，心也一点点沉了下去。
阿杰的反应，与其说是不知道，不如说是知道但不敢说。那句“绝对惹不起的大人物”，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印证了他最坏的猜想，却也堵死了这条线索。
最后，他将希望寄托在母亲杂货店被频繁检查的事情上。
这是最让他愤怒，也最关乎母亲安危的一件事。他打电话给母亲，让她不要慌张，尽量冷静下来，仔细回忆每一次来检查的详细情况：是哪个部门？具体来了几个人？有没有留下姓名或者工号？提出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有没有开具书面通知或罚单？
母亲周蕙在电话那头，努力地、断断续续地回忆着，声音里还带着未散尽的惊恐：
“工商所……来了两个人，一个年纪大点的，姓王……一个年轻的，没说他叫啥……就说执照挂的位置不对……”
“税务局……来了一个女的，态度挺凶的，说台账不清……”
“消防队……来了三个，带头的是个队长，姓刘……说灭火器过期，要换新的，还画了图说放哪里……”
“卫生局……也来了两个，指着墙角说有灰……”
母亲尽力了，但她能提供的，也仅仅是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所有的检查，都来自正规的执法部门；所有提出的问题，在严格的法律条文框架下，也并非完全是无理取闹，比如灭火器过期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所有的程序，表面上都符合规定。
唯一不正常的，是这种针对一家微不足道的小店的、前所未有的、高频率的、吹毛求疵式的“执法力度”。
方星河看着母亲通过短信发过来的、写得歪歪扭扭的几条信息，心中一片冰凉。这些信息，根本无法构成任何有效的证据链，更无法直接指向远在千里之外的霍昭。
他甚至可以想象，如果他去这些部门投诉或者询问，对方一定会用冠冕堂皇的“依法办事”、“严格执法”来回应他，甚至可能反过来指责他们不配合执法。
直到此刻，方星河才真正、彻底地体会到霍昭手段的高明与可怕。
霍昭就像一位站在云端、俯瞰众生的棋手，而他方星河，只是棋盘上一颗微不足道的棋子。霍昭根本不需要亲自下场，去做任何违法乱纪、留下把柄的事情。他只需要动用他那庞大的资源和人脉网络，在规则的边缘轻轻拨动一下，利用这个庞大社会机器本身固有的、有时会显得僵化甚至不近人情的运行机制，就能精准地、不露痕迹地施加压力。
所有的打击，都被巧妙地包装成了“巧合”、“按规定办事”、“严格执法”或者“内部调整”。它们完美地隐藏在正常的社会运行规则之下，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可以指控的痕迹。
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可以抓住的恶行，而是一张无形、坚韧、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的巨大罗网。这张网，由权力、金钱和规则共同编织而成，将他牢牢困在中央，任凭他如何挣扎，都找不到一个可以突破的缺口。
证据的迷雾，浓重得令人窒息。他仿佛置身于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四周都是光滑的墙壁，无论朝哪个方向奔跑，最终都会撞上冰冷的、坚不可摧的现实。
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入骨髓的无力感，像潮水般将他淹没。
他意识到，在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连寻找证据、寻求公义，都成了一种奢望。
第33章求助的尝试
在证据的迷雾中彻底迷失方向，在无形的墙壁前撞得头破血流之后，一种近乎绝望的窒息感紧紧攫住了方星河。
他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困在透明玻璃瓶里的飞虫，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怎么也飞不出去，只能徒劳地撞击着那层坚硬而光滑的壁垒，直到筋疲力尽。
在走投无路、几乎要被这巨大的压力碾碎的时刻，他脑海中浮现出了最后一个可能给予他一线希望的身影——他最为敬重、也一直对他颇为关照的张教授。
张教授为人刚正不阿，在学术界享有清誉，或许……或许他能看穿这背后的阴谋，或许他能凭借他的声望和人脉，给自己一些指点，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弱的支持，或者指出一条可能的出路。
这个念头，成了方星河在无边黑暗中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他鼓起残存的勇气，给张教授发了一条措辞谨慎的短信，请求在方便的时候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