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给表哥打了电话，表哥听到是我很高兴，低声说：现在正开会，我呆会给你打过去。
我度日如年地等表哥打过电话来拯救，电话一响就迫不及待地抓起来喊：哥，怎才打来电话，我都急死了，我这边出事了，你得帮帮我。
小妮，出什么事了？电话里传来的声音让我一阵窒息，居然是母亲，依着母亲的脾气，否认和辩解都是没用的，只好把来龙去脉都说了。
听我说完，母亲沉默了半天，然后说：小妮呀，你别急，还是妈妈给你哥打电话吧，你哥不会驳了妈的老脸的。
母亲的话很出乎我的意料，想了一会也就释然了，因为母亲天生是个节俭成嗜的人，这一万元的罚款，在她看来，或许是无异于扔掉井里都听不见个响的冤。
中午，当表哥打回电话，我按照母亲的叮嘱撒了谎，说母亲想他了，可能要进城来看他，表哥高兴坏了，这些年他一直要接母亲进城住些日子，母亲总以家里忙脱不了身为借口不肯来，其实我知道，母亲是个一辈子都生怕给人添麻烦的人。
午饭刚过，母亲就挎着一篮子红薯干出现在我的店门口，那是表哥最爱吃的东西，母亲每年都要晒很多。
母亲戴上老花镜看罚款通知书，然后，跟我要税务登记证，我看到她往篮子里放，就奇怪地问：妈，你放篮子里干嘛？
母亲诡秘地笑了一下：拿给你哥看看，我小妮靠自己的努力在城里开了家店，让他以后多关照点。
母亲说完就往外走，不肯要我陪她，拍拍我的手，做理直气壮样说：你放心守着生意，你妈这张老脸，你哥肯定会给的。
我暗自欣喜，母亲一定是看在那一万元钱的份上想开了，何况表哥与她情如母子，说不准不仅罚款不用交了，为我争取个免税也是未必不能的事。
黄昏时，表哥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劝劝母亲，因为母亲放下红薯干坚持要回乡下给爸爸烧饭。
结果谁劝都没用，母亲认准了她不在家父亲就会没热饭吃，坚持要回，表哥只好把她送到了车站。
母亲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来电话，用志在必得的语气说：小妮啊，事情办妥了，喔，忘记把税务登记本送给你了，等你下次回来捎去吧。
等我回家时，母亲一再坚持，求表哥帮忙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妮啊，别给你哥添乱了，我见他打电话求人帮忙，也很犯难呢，以后，别跟你哥提这件事了，怪寒酸的。
我在心里暗暗埋怨表哥，母亲谨小慎微惯了，怎能当着她面办这事呢？到底是摆明了让母亲知道他办事也有难处还是炫耀他的办事能力？
随着天气转暖，店面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周末，我回去看母亲，在村头下了中巴车，遇上了来探望母亲的表哥，看着我从车上下来，他有些意外地问：小妮，你进城了？进城做什么了？
我一下子就愣了，问：哥，上次不是我妈为我的税务罚款的事找过你嘛，这么快就忘了？我进城都快一年了。
我这一说，表哥也愣了，喃喃说：你在城里开了茶店？舅妈去找我是为了你的店的税务上的事？
我点了点头。
表哥缓缓地说：小妮，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舅妈什么也没说，就说今年她晒了红薯干，老早就惦记着给我送来了。
听到这里，我忽然忽然的痛恨自己的幼稚，如母亲这样倔强清白了一辈子的人，岂能为一万元钱而改变一惯了的做人原则？那次，母亲进城，竟是为我代叫那一万元的罚款！一万元呐，这对于平时连吃只鸡蛋都要算算吃掉了几角钱的母亲，究竟是笔多大的财富？这一万元需要她和父亲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摔碎多少汗珠才能换回来？
我的喉咙哽碎了般地剧疼，和表哥泪眼模糊地站在村走，一步都挪不动，不远处的那个家，仿佛是上帝的圣洁客厅，每一缕目光都是温暖无私的关爱。
我们慢慢往回走去，百般纠结的心情让我们说不出一句话，快到家时，表哥突然拽住了我：小妮，别问舅妈这件事了。
为什么？
表哥看着我：因为，在舅妈眼里，那一万元与我的清白以及你的快乐相比，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假如我们表示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舅妈自然会知道我们心里的内疚与难受，这些不快乐传递到爱我们的人那里，就成了千倍万倍，只因——她爱我们。
我点了点头，关于那件事，我们谁都没有向母亲提起，某些爱，我们知道亲人曾为我们付出并来之不易就足够了，悲天悯人地表现出来的哪个片刻，它代表的并不是感激或是温暖，而是，变成了一种以感激为表象的伤害。
因为它让我们内疚和汗颜，所以就伤害了亲人那颗柔软的心。
我们的快乐与平安，永远是亲人最迫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