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重商务，法国人重传教。法国传教士在天津最繁华的三岔河口建造教堂，拆除了原有的崇禧观和望海楼及附近一带的民房店铺。这里原本是大清皇帝巡幸天津的行宫，后来改为道观，法国人改为教堂，已经让中国人很不舒服。何况拆屋毁店，又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所以望海楼教堂从开建时就惹来天津人愤恨的目光。教堂建成以后，法国传教士又网罗了一批无良教民，常给百姓气受。
教堂为了从欧洲争取经费，办起育婴堂，收养弃婴。中国人每送弃婴前来，就有几两银子的酬谢。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天津人一直怀疑，洋人传教士收养婴孩，是挖眼剖心，制作洋药。事有凑巧，同治九年（1870年）四五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案。后来查实有几宗系人贩子为从教堂赚几两银子而诱拐。这让天津人对教堂更加憎恨。六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办的仁慈堂发生瘟疫，幼童大批死亡，被葬于河东，每二三人一棺。结果暴雨冲毁墓地，尸骸暴露，肚破肠流，惨不忍睹。民情汹汹，聚集望海楼教堂外讨说法，法国领事丰大业向中国地方官开枪，结果激怒了中国人，局面失控，丰大业及其秘书被打死后，又有十几名修女、神父被杀，而且洋人在中国人眼里都一样，结果有几名倒霉的俄国人也被当成法国人被杀，不但望海楼教堂被烧，美国、英国等传教士开的教堂也被烧掉四五座。期间自然会有匪类混杂，趁机抢劫。
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联合向朝廷提出抗议。当时恭亲王因为吃冰镇西瓜引起肠胃不适，已经请假十几天；最稳重的文祥在籍丁母忧。主持其事的军机处是宝鋆，总理衙门是董恂，两人都算不上足智善谋的人，手忙脚乱，急令病中的曾国藩立即从保定赴天津处理教案。“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这是两面光的说法，但核心其实就是一贯的办理方针：息事宁人。
曾国藩拖着病体到天津，一看形势相当严峻，各国都调兵舰，虎视眈眈，处理不好，再来一次联军进京，那可就是国难当头！尤其是刚有起色的洋务自强也将因此搁置，十几年心血化为乌有。所以他快刀斩乱麻，审讯后决定处死为首杀人者二十人，充军流放二十九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九万两白银，并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对曾国藩的处理办法，法国人不满意，要求必须处死知府知县；中国人更愤怒，朝中的强硬派更是要求严惩曾国藩以谢国人。在大清官场德高望重的直隶总督曾国藩遭千夫所指，甚至有人寄给他一副对联：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
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朝廷举行廷议，慈禧问：“福州船政局造的轮船能不能到天津来阻挡洋人兵轮？”
恭亲王说：“能北上的只有两艘，根本无法与洋舰对阵。”
当然有强硬主战的，但只是嘴上硬，并无御敌良策。两宫太后十分忧虑，只怕再来次北狝热河，当廷流涕：“我们孤儿寡母，只求天下太平。”
这时候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两江湘军遗勇遍地，只有曾国藩这样的湘军领袖才能镇得住，而且正好让他脱离苦海；而湖广总督李鸿章奉命带淮军到天津布防，正在路上，顺理成章改任天下第一督直隶总督，师生二人再次湘淮以代。
李鸿章运气好，他刚接手，普法战争暴发，法国很快战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法国人无力东顾，法国公使罗淑亚的气焰立即收敛，李鸿章将斩首的国人改为十六人，法国人竟然接受了，也不再提处死知府知县；国人气也略平，李鸿章因此则得了能办外交的美名。而且朝廷撤销了三口通商大臣，改由直隶总督兼署，李鸿章因此获得了办理外交的大权。
外国军舰撤离天津，一切又恢复平静。虚惊一场的两宫太后心有余悸，尤其是慈禧，挤对恭亲王说：“你们搞洋务自强，搞了十年了，结果还是束手无策，船政局造的轮船，连北上天津都不敢，真是让人齿冷。”
恭亲王有苦说不出，凭两条新造的轮船，北上那不是当活靶子吗？他还无法与太后一争，年轻时的锐气早就快消磨光了。
处理完教案，李鸿章进京请训，出宫后赴恭王府宴请。恭亲王请李鸿章，是真心实意地请教：“少荃，日本也在早年前开埠了，洋人也建了不少教堂，却很少有教案发生，这是为什么？
“王爷，要论原因，我私下揣度，不外乎两个。一个是文化方面。中国文教灿烂，数千年来雄视中外，一向都是外人学我，我何曾学习外人？何况洋人教义，与中国格格不入，尤其是与我国儒学正宗相抵牾，国人全力排斥，也就可想而知。而日本不同，日本是从唐朝才开始引入中华文明，脱离愚昧，他自己的东西很少，学中国是学，学洋人也是学，所以在他们那里，洋教也就容易接受，不会像中国人一样抵触。”
这种见解，的确是别开生面。恭亲王点头说：“少荃，你的意思是，中国教案频发，是中国文化从前太过灿烂的缘故，我可以这么理解么？”
李鸿章说：“不错，就是这个意思。这就像老财主，看不起新暴发户。或者我打个比方，中国文化汗牛充栋，是架载重的大车，而日本，充其量是架小独轮车。载重的大车因为惯性大，要改改方向就要费大力气，而独轮小车，轻松一拨便可改弦易辙了。”
“这可真是茅塞顿开！少荃的这个比喻实在是太贴切生动了。”恭亲王说，“不过，少荃，我还有点不明白。我有一次和倭艮峰争论，我说坚持中学原没有错，可太固执未见得好。他说，中华文明兼收并蓄，远有汉唐佛教东传、近有伊儒会通，从来不固执。那我就不明白，既然是兼收并蓄，为什么洋人的一些东西咱们如今就不能兼收并蓄了？”
“王爷，不是不能兼收并蓄，是需要时间，需要辨别，合则收，不合则弃，需要融汇，化彼为此，化异为我，不会照单全收。我想，假以时日，就是顽固的清流，想法也会变的。不过，必须有足够的耐心，需要时间。”
“人生不满百，少荃，时间太久，我们这帮人岂不就搭不上这辆车了？”
“搭得上搭不上，说不准，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这大车往新路上推一推。咱们中国这辆大车改弦易辙固然没有小车容易，但一旦吸收进新的文明，再借着他的巨大惯性，他前行的力量便无可阻挡，其速度也为区区独轮车所望尘莫及，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我们是想往前推，无奈有一帮人专门使反劲，要往后推。”恭亲王叹息一声，“少荃，日本朝野上下也有清流派吗？”
李鸿章说：“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日本朝廷上下，都是一心效法欧洲，心无旁骛。日本帮着天皇推翻幕府的，大都是对欧洲有所了解的洋务派，其中不少还是出过洋的，他们以西洋为师，有什么洋务举措，从天皇到朝中大臣再到地方，很少有阻力。最近我听说，日本成立了殖产省，专门研究举办洋务企业。”
“就像咱们的总理衙门喽？”恭亲王说。
“像，但也不全像。”李鸿章说，“日本有专办外交的机构，殖产省是专办洋务企业。日本提出来搞维新不过是近两年的事，但要论办洋务企业，他们并不比我们晚，幕府被推翻前，不少幕藩就开了洋炮厂、纺织厂、造船厂。明治朝廷接手这些新企业，立即改为官办，千方百计投资，扩建了关口制造所、长崎铁所、横须贺制铁所，还有石川造船所四个西洋式军械局厂，规模直追我们的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目前虽然不及我们，但日本野心不小，又上下一心，不久会超过我们，也未可知。”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真有些羡慕倭国了。咱们的洋务自强，是五个人往前拉车，四个人往后拽，使十分力，只有五六分的效果。真是让人气短！而且上边的意思也不坚定，忽冷忽热，三进两退。”恭亲王忧心忡忡，“少荃，京中洋务力量势单力孤，除了我和总理衙门的一帮人，真正支持的少之有少，这你也是知道的。总理衙门想推动一件洋务，非靠地方督抚支持不行。如今你主政直隶，是天下第一督，你不但要把直隶洋务搞好，将来各直省洋务，你都要从旁助力。这也是我支持你兼三口通商大臣的原因。”
李鸿章说：“王爷放心好了，支持洋务，在我是义不容辞。”
恭亲王说：“我有种预感，将来洋务会遇到大挫折。”
李鸿章说：“我朝办洋务，哪一件利索过，都是要过五关斩六将才得推行。”
“这回不大一样。”恭亲王说，“从前只要向两宫剖明利害，就容易获得支持。可是，近年来内务府有一帮人，为了发财，总是借机鼓动修西苑，修淀园，两宫——主要是西边的很是动心，这意思都露了好几次了，都是我硬着头皮劝回去。办洋务就要花钱，一花钱，就与太后的愿望背离，少荃你想，这是不是个大难题？”
李鸿章说：“办洋务固然需要花钱，但也未必尽是花钱，将来不妨办些能挣钱的洋务。”
“能挣钱固然好！”恭亲王说，“少荃，这你可要上心了。”
李鸿章说：“这也是我最近的想法。我听说洋人的洋务，军械局厂固然是花钱的，但他们更多的局厂是挣钱的，比如采矿、纺织、轮运、电报、铁路，都很挣钱，纳税也多。听说日本正在赶修铁路。”
恭亲王说：“少荃，铁路、电报这些你暂时不必考虑，两宫不支持，清流更是极力反对。其他方面，你在直隶可以放手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