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把薛福成的十条总结为五个方面：
一是改善国家外交。薛福成认为，西方诸国为了侵略大清而互相勾结，大清一直孤立无援，应当打破这种状况，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办法，广树外援。他又指出，如今沿海州县的地方官吏与洋人的交涉活动已十分频繁。可是当事者却往往从没见过中外之间的条约，临事时茫然不知所措。“偏于刚者”，会违约而滋事端，“偏于柔者”，以忘约而失体统，总之都会启衅召侮。因此，应将国际公法、中外条约多多刊印，颁发到州县，使有志之士和官幕书吏都能随时披阅，遇到事变，便可援引公法、条约，从容与洋人周旋。
二是培养新式人才。薛福成感叹大清的士大夫拘于成见，平时高谈气节，鄙弃洋务，只懂些八股文、试帖诗，一遇事变，就像盲人那样不知所措。号称懂得洋务的，又只有翻译、商贾之流，而他们除了声色货利之外，并不知其他。这就是国家难觅洋务人才的原因。他建议，要使人才奋起，必须使“聪明才杰之士”都来研求时务，应该为洞达洋务的人专设一科，令内外大臣都来保荐，即使是新科进士等科举正途出身的人也可予以录用。这样，“功名之职一开，士大夫习闻惯见，渐渐转移风气，不再专务空谈”，“奇杰之才”必定会大批涌现。对此李鸿章也是感慨良多，薛福成所提与他十几年前上奏朝廷改革科举的奏议几乎如出一辙，十几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正途出身的士人依然对洋务嗤之以鼻。
四是加强海军力量。薛福成建议，要大办海军，应该留心物色确有才能的“洋将”，请他们来帮助操练。同时，应该挑选沿海“勤敏”的子弟上西方兵舰见习，几年后学成回国，便由他们来操纵军舰，这样就能使海军日益精锐。他还认为，铁甲舰威力巨大，绝非寻常兵轮所能匹敌。大清有了铁甲舰，“外则巡缉洋面”，“内则扼守要口”，还可使其他兵轮有了依靠而增加气势，因此大清应不惜巨款向西方定购铁甲舰。
五是发展商业、矿业。薛福成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基础，主张发展官办或官督商办的新式企业。大清设立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确实是个好办法。大清必须像西洋国家一样，体恤商情，对商人曲加调护，官吏不得勒索，关津不得稽留，务使他们有利可获。同时还应该让大清商船驶往西洋口岸赚取洋人的商业利益，这样大清兵舰就能利用充裕的商务之税来作为养船之资。他更认为，大清到处都有未经开采的金、银、煤、铁等矿产，货弃于地，端着金饭碗挨饿，外人垂涎已久。大清应使用西方的机器兴商办矿，“兴中国永远之利”，兵饷充裕，奠定下富强之基。
李鸿章连连慨叹，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薛福成是他的幕僚，因为两人的许多观点是如此相似。当时他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让盛宣怀到苏州去请薛福成，并让他乘轮船尽快北上。
薛福成一到，李鸿章就亲自接见，一面仔细端详一面连连点头道：“叔耘，相招恨晚呢！”
李鸿章对薛福成的才干知之甚早，两人也曾经在曾国藩幕府中见过一面，彼此印象都很好。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只顾得悲伤，竟然忘记招薛福成入幕，让这等人才埋没多年，岂不招之恨晚？
薛福成谦虚道：“中堂谬赞，其实我的许多想法，也是从中堂大刀阔斧的洋务中受到启发，中堂不怪我抄袭您的高见就是万幸了！”
“我倒盼着有更多的人像你一样来抄袭我的想法，可惜凤毛麟角！”李鸿章呵呵一笑，又问了他的家庭孩子等情况，让他安顿下来后尽快把妻儿接过来，“叔耘，踏踏实实帮我办几件大事，你的前程，绝对不敢耽误。”
“中堂，卑职所上万言书，当然不敢奢望朝廷都能采纳，但有几件实在是当务之急。一件是改革科举，专设洋务一科；二是派员到西洋国家游历，参观他们的工厂、兵舰。这两条都是为了培养洋务人才。还有一条，就是购买铁甲舰，没有铁甲舰，海防便无从谈起。”薛福成对自己的万言书引来如此巨大的反响当然很高兴，但他更关注的是朝廷到底能采纳多少。
“叔耘不必着急，在大清办事急也没用。改革科举一项，我十几年前就提，结果招来一顿痛骂，不但专设洋务一科通不过，就是同文馆招收正途出身的人学习洋务也是应者寥寥。投考同文馆的正途士子，大多是冲着优厚的待遇而去，大部分人后来又都去参加科举。改革科举这件事，恐怕要待几十年后了。派人到西洋国家游历，我最近有个新想法，打算明年派人去欧洲国家。”李鸿章叹了口气。
两年前，他从德国定购一批克虏伯后膛海岸炮，厂方聘请了德国水师军官李励协前来当教练，明年春天聘期将满，李鸿章打算让李励协带一批军官到德国去学习军事，李励协已经答应。李鸿章不打算再派留学监督，完全拜托给李励协，这样不仅可以省一笔费用还避免留学监督对学生干预太多。
对李鸿章的这个想法，薛福成十分赞同。
“至于铁甲舰，因为左季高西征，粮饷所需极巨，朝廷实在无力筹拨巨款，只能再过几年再说。”李鸿章提起这件事就不痛快，但在薛福成面前，他不愿对西征说三道四。
“中堂，如果只等朝廷拨银子，恐怕很难买得起铁甲舰，买得起恐怕也养不起。别的地方我不敢说，江苏的情况我还是熟悉的。户部筹拨巨款，江苏负担向来最重。巨款所出，一是靠地丁，二是靠漕粮，三是靠洋税，四是靠厘金。尤其厘金一项，对商户百姓盘剥太甚。”当年李鸿章巡抚江苏，内阁学士殷兆镛就曾经参劾李鸿章重厘盘剥，对这桩公案，薛福成当然知道来龙去脉，所以先要为李鸿章洗脱，“大人当年巡抚江苏，正在与长毛打仗，征收厘金解决军饷天经地义，百姓也都理解。如今天下承平，江苏再加重厘金，恐怕就说不过去。不但江苏，全国各省无不如此，再想靠增厘筹款，难上加难。那么不增厘金又靠什么？卑职以为，必须靠大力发展工商业。所以我在陈言中请求，商情宜恤，开矿宜筹，就是为了扩大利源。西洋国家是以商富国，国富则兵强。”
“叔耘所言极是。尤其是自主开采煤铁，不但是开拓饷源的最得力办法，而且也事关国家安全。”李鸿章的目光更为深远，“我听盛杏荪说，仅上海码头，十几年前进口煤炭大约三四万吨，而去年已经达到十六万吨。这些煤炭主要供应各国轮船和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用，轮船招商局所用煤炭，也都是靠洋煤进口，现有的火轮兵舰也是依赖进口的洋煤。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用煤全靠进口，将来与列国失和，他们断绝了煤炭进口，我们就是有铁甲舰，也不能出海，与废铜烂铁何异？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开采煤铁，利权归我，主权也才能有把握。”
“我督办北洋海防，事事当然要与海防相联系。今年初我已经派杏荪到湖北去考察采煤。他父亲曾经在湖北做官多年，盛杏荪是个有心人，当年就曾经考察过湖北煤铁。他已经回信，认为鄂省广济县武穴煤山，最适合用新法开采。武穴煤矿前人已经开采过，且濒临长江，运输便利，煤山又属官有，不会与百姓发生争执。加之长江的便利，机器运输和聘请洋人都较为方便。”李鸿章边说边从案边取过一封信递给薛福成，“这是杏荪的信，他分析得头头是道。”
盛宣怀是李鸿章最器重的幕僚之一，薛福成早有耳闻。盛宣怀的信简要汇报湖北的考察情况后，将开采武穴煤山的有利条件分析得十分透彻——武穴一隅，民向不资此山为生，则官为开采，不夺其生计，一也；民情虽亦浮动，尚堪动之以利，结之以义，用洋匠设机器，不致决裂，二也；武穴实为吴楚咽喉，等洋法一有成效，近悦远来，可开海内风气，三也；滨江一水可通，轮船径运上海，无须火轮车路，无须开浚河道，四也。
“在武穴机器采煤，还有一项好处，政通人和。我兄长总督湖广，自然鼎力支持。湖北巡抚翁玉甫，与盛家是世交，盛杏荪的父亲署理过湖北督粮道、盐法武昌道，人脉犹在，由盛杏荪督办湖北采煤，可谓得天独厚。我准备与翁玉甫一道出奏，请朝廷批准。”李鸿章也分析了一下实际情况。
翁玉甫就是翁同龢的二哥翁同爵。李鸿章当年在曾国藩幕府，捉刀弹劾翁家老大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因此与翁家结下芥蒂，此事薛福成也熟知，因此他追问道：“翁抚台意下如何？”
“盛杏荪说，翁玉甫于开矿一事未免过虑，但对杏荪还是颇肯关垂。我亲笔写封信，想来问题不会太大。翁家三兄弟，这位老二是最知大体的。”李鸿章依然是自信满满。
两人正谈得热闹，丁日昌请见。薛福成连忙要告辞，李鸿章笑道：“叔耘不必回避，估计是与秘鲁换约的事，你听听也无妨。”
去年李鸿章奉命与秘鲁签订了《中秘友好通商条约》和《中秘查办华工专条》，按约定今年正式换约。然而，在秘华工仍然受到迫害，处境毫无改善，因此秘鲁换约专使艾莫尔到天津后，李鸿章派丁日昌先与他会谈，要求增订保护华工的条款或者向各国发表一个保护华工的声明。
丁日昌与薛福成也彼此相识，薛福成连忙要行下属参见礼，丁日昌连连摆手道：“叔耘何必如此，我如今是在籍守制，与白丁无异。”
李鸿章先向丁日昌简单介绍薛福成入幕的情况，然后问道：“雨生，后生可畏，你们两个以后好好切磋——与秘鲁使臣谈得怎么样？”
“绝对不行。西方列国向来狡诈，他们说换约后再发表声明，可是空口无凭，换约后他们不承认，我们有什么办法？”李鸿章一口回绝。
“总理衙门那边催得急，大概英美公使也在向总理衙门游说。他们说，条约是去年定好的，今年是如期换约，没有再更改的道理。”丁日昌又说出一个问题。
“当然有道理，条约和专条都要求秘鲁要善待华工，可是他们怎么做的？还是依然不把我华工当人！”李鸿章怕丁日昌不明白其中的利害，“现在秘鲁华工有十几万，这十几万人都是秘鲁用欺骗手法骗去的。遥遥万里之外，受到种种迫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如果不借此机会切实给予保护，他们岂不永无跳出火坑之日。”
“中堂是一心为海外华人着想，不过有人不以为然。”丁日昌这些天听到一些官员议论，“有人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被骗，是贪图洋人国家的厚利，所以才远涉重洋，虽然是被骗，但无异于背叛国家，何必为这些人费心思。”
“大错特错。”李鸿章连连摇头，“雨生，你看西洋各国，对本国国民都是一体保护，无论在本国还是在他国。各国设驻外公使和领事，本来就是为了保护本国商民的利益，他们甚至为了本国商民不惜以武力相向。我们的国民被骗到外洋，生不如死，母国再不伸出援手，他们断无生理！无论他们是自愿还是被骗，毕竟都是我华夏子孙！何来背叛之说？西洋列国，本国商民足迹遍布全球，无不是为利而往，哪个国家视之为背叛？叔耘在万言书中也建言，鼓励本国轮船和商人到外国经商，赚外国人的钱。我在《筹议海防折》中也说过，我们要大兴商务，在本国与洋人争利权，到国外去分洋人利源。到洋人国家去，受了委屈怎么办？就要靠驻外使臣和领事来保护。所以我有个想法，准备上奏朝廷，先向秘鲁等国派出使臣，陆续向各国派驻，便于协商国是，也便于保护海外国人。”
“中堂有如此设想，我第一个赞同，就怕那些清流要极力反对。”丁日昌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互派大使也是各国通例，他们凭什么反对？”薛福成毕竟年轻。
“就凭天朝上邦的空架子。”丁日昌笑着对薛福成说，“他们会说，我泱泱大国，向来是各国来朝，岂有去朝拜蛮夷的道理！”
“可不是嘛，如今就是一副空架子。扯远了，还是先说和秘鲁换约的事。”几个人突然发觉所议已经离题，李鸿章由此打住，随后他从案头取过一个大封套，里面装着容闳的调查材料，还有几张反映在秘华工困苦窘迫的照片，“雨生，你告诉艾莫尔，他如果不答应发表声明，我们就把华工的遭遇通报给各国，让各国来评评理。虐待劳工，万国公约所不许，我就不信英美等国还会如此不通情理，我就不信，艾莫尔不怕在列国前出丑。”
打发走两个人，李鸿章正要给沈葆桢写信，总理衙门一封急信到了，他拆开一看，自言自语道：“麻烦事都扎堆了。”随后又吩咐，“下午让黎观察和薛叔耘再过来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