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又问：“日本西学有七分么？”
“五分尚没有，哪来七分。”
李鸿章看了看森有礼的西服，笑道：“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跟随森有礼同来的书记官郑永宁答道：“这是外貌，其实质尚未尽学会。”
“既然服装是外貌并非实质，又何必一意效仿？”
森有礼答道：“其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衣服旧制是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如果我们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就说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不是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吗？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森有礼对此极不赞同。
李鸿章对森有礼在他面前卖弄口舌有些不快，毫不客气地说道：“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昂然答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等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当然，西洋各国有些好的规矩，我们也不拒绝学习，比如重视遵守条约，是有利于万国之间和睦相处的。”李鸿章慢慢又把话题转了回来。
森有礼生硬地说道：“条约没什么用，有用的是实力。有实力，就可以签订有利的条约，没实力，只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那你又何必与我来谈琉球问题？”李鸿章终于忍不住火气上来了。
“琉球问题，我个人谈了也没用处，总要等鄙国朝廷的意见。”
李鸿章端起茶碗到唇边一抹，门口的仆役大声喊道：“中堂大人请喝茶。”
这是逐客令，森有礼向李鸿章鞠了一躬，转身扬长而去。
李鸿章点着森有礼的背影道：“这就是个典型的日本人，毫无信义羞耻。”
走出督署大门，郑永宁问道：“真不明白，李鸿章为什么对公使的衣服耿耿于怀？公使为什么要在这些小事上与他费口舌？”
森有礼解释道：“这绝对不是小事情。我和李鸿章所谈的是衣服问题，可我看到的并不只是衣服问题。中国上层分为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一切都不肯学习欧洲文明，而洋务派则以效法西洋标榜自己。李鸿章自许为洋务派中的洋务派，可依我看，他与顽固派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他们在根本思想上没有多大区别。”
“李鸿章经常被清流攻击，就是因为他倡导洋务，公使为什么说他与顽固派没有区别？”郑永宁有些不理解。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学欧美的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而欧洲的思想、欧洲的制度他们是不肯学习的。这就是他们标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可以断定，中国的洋务运动，无法与我们的明治维新相比。”
郑永宁摇了摇头说道：“我不能同意公使的观点，中国人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以及轮船招商局，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森有礼断定道：“这个问题，你等十年、二十年后再来和我辩论。一个国家的改革，如果只从皮毛上动手脚，不能上下一心共同推进，只能半途而废。”
“以我个人观察，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上是非常尽力的，他的成就也不可小视。”郑永宁还是不能相信公使的话。
“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我国的改革从天皇陛下到内阁诸大臣再到各级官员甚至普通百姓，都取得了一致，在学习欧美上几乎没有一点杂音。而在中国，他们还以天朝上国自居，反对向欧美学习的人占了绝大多数，太后没有坚定的立场，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许多时候也只能对反对者一再让步，极力推动洋务运动的只有李鸿章为首的几个封疆大吏罢了，这样一场事关国家命运的大变革只靠几个李鸿章怎么行？所以，中国的洋务运动只能是走一步说一步，走两步退一步，将来绝对无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提并论。”森有礼说破了其中的根源。
郑永宁感叹道：“阁下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在中国，李鸿章想干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引发争论，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对，中国人从来是一盘散沙，让他们争论好了。在他们争论的时候，给日本几十年的时间，就会完全超越这个看似强壮的巨人。”
过了几天，森有礼派郑永宁送一件照会到李鸿章的总督署，是日本政府关于琉球问题的意见书。这书先说明琉球属日本国土，然后再说明中日一衣带水，应当世代友好，最后说正是本着友好的原则，日本愿将琉球南部的宫古岛、八重山岛让与中国，中国则应当允许日本到内地经商，而且应当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
李鸿章觉得如果把两个岛收回来，然后交给琉球国王，让他去治理，琉球国依然可以保存下去，因此日本的方案似乎可以考虑。可李鸿章的信递到总理衙门的时候，总理衙门正在焦头烂额，因为崇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丧权辱国太甚，舆论一片哗然，皆曰崇厚可杀，并不惜与俄国一战。恭亲王见到信后叹道：“现在这个样子，如何顾得上琉球，更不能与日本开衅。把日本的方案发给南北洋大臣及闽浙督抚，先让他们议议。咱们先顾崇地山惹的麻烦。”
崇厚是上年五月作为全权大臣出使俄罗斯，专门商议归还伊犁问题的。派崇厚出使，是军机大臣沈桂芬力荐的结果，因为大清能办外交的人才实在太少。当时郭嵩焘在英国，已经免去驻英公使之职，正是心灰意冷，让他去俄国肯定不行。曾纪泽懂英文，对国际法也有研究，但已经派驻为出使英国大臣，李风苞也打算派为出使德国大臣，何如璋准备出使日本，陈兰彬则在美国。数来算去，只有署奉天将军崇厚还有点外交经验，当过三口通商大臣，天津教案发生后又去法国道歉，总归是出过洋的人。于是，崇厚衔命出使俄国。
满人不读书，以骑射傲人，后来大多骑射也荒废了，却以不读书为傲。不过，他们都效法太祖努尔哈赤以《三国演义》为兵书。崇厚此行，自己觉得如同东吴讨荆州，讨不来就打，结果是两败俱伤。他这次讨荆州，却无论如何是不能打，朝廷不愿打，他认为就是愿打也不能打，因为打不过。所以，只要俄国人答应还给伊犁，朝廷面子上好看了，清流们气也顺了，那他就是大功一件。至于暗里吃点亏，也没什么。这些年来，但凡与洋人交涉，哪有不吃亏的？俗话说，吃亏是福，吃小亏占大便宜。如果不肯吃亏，大打出手，国家元气大伤，他的前途也玩完。崇厚有这番心思，又加性格懦弱，所以被俄国“外交部尚书”格尔斯连哄带骗加威胁，半年后在里瓦几亚签订了《交收伊犁条件》十八条。这十八条条约，除第一条说明俄罗斯将伊犁交还中国，第十八条说明如何换约外，其余十六条全是中国的义务，概括起来大约三大部分：一是割让土地，中国仅收回伊犁城，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却划归俄属。二是赔款，赔偿“代守”伊犁兵费及恤款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三是通商，俄商在蒙古、新疆贸易免税，同时增开尼布楚至库伦、科布伦多至归化、经张家口转天津三条通商路线。由陆路运入天津、汉口的俄国货物，进口税减低三分之一。开放松花江，俄商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七处增设领事。
看到这份条约，就连一向主和、忍让的恭亲王也觉得这条约签得太荒唐。伊犁名义上归还，可西、北、南三面大片领土全属俄国，伊犁成为孤城，这还怎么守？除了赔款，还要给俄国这么多的商业利益，不要说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清流不满意，就是最体谅恭亲王的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也一致觉得这个条约让得太过分。
恭亲王让总理衙门立即指示崇厚先不要签字，等待朝廷下一步指令。这个指示先以五百里加急送到上海，再通过电报传到俄国。从上海到俄国电报一天就到，可是从北京到上海，五百里加急也要七天。结果电报到俄国的时候，崇厚已经离开俄罗斯回国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全权大臣，自己签了字只待朝廷批准就是，他在俄国也无事可做，而且回国要两个多月的时间，他最好能在天寒地冻之前回到京城，不然俄罗斯的酷寒就是一劫。
“崇地山真是荒唐！荒唐至极！”沈桂芬气得直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