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就上个大办铁路的折子，只是我对铁路只知皮毛，大帅得派个人帮我弄折子才行。”刘铭传一口答应。
李鸿章指着薛福成道：“眼前就有一个，叔耘对铁路、电报、铁甲舰等都有研究，可以让他给你打下手。”
“我这次回籍丁忧路过上海，谈及铁路，上海绅商无不盛赞其便。刘军门这次进京，真应该把铁路的实情上达天听。薛某不才，愿意效劳。”薛福成站起来拱了拱手。
“好得很，有你如椽大笔，我就放心了。”刘铭传一拍大腿，表示要在天津驻几天，等把铁路的事情弄明白了，带着折子进京。
大员进京陛见，却在天津逗留，为了防备有人说闲话，李鸿章又建议道：“省三，你的眼疾还没有痊愈，天津有个很好的西医，已被我聘为家庭医生。光绪五年内人也是得眼疾，中医束手无策，西医药到病除，你不妨试试。”
刘铭传自然是一口答应。他在天津一边请西医看眼睛，一边与薛福成商讨奏折。刘铭传军旅出身，当然要从军事着眼，“用兵之道，贵审敌情。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而大清地域广阔，海岸线长，筹兵设防尤其需要铁路，“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而且对邻国也能起到震慑作用，“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气势立振，……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
刘铭传提出了一个雄伟的铁路建设计划，先建南北铁路网，南路二条，一条由江苏的清江浦经山东达京城；一条由汉口经河南达京城；北路由京城往东北至沈阳，往西通到甘肃。考虑到财力不及，可先造清江浦至京城的铁路。筑路资金也可借洋债，将来拿铁路上赚的钱还债。他对这个折子很满意，如果朝廷照准，铁路大业将有他刘铭传不可抹杀的重重一笔。李鸿章看了之后也说道：“省三，如果朝廷准了你的折子，以后你未必非要去带兵，来当铁路总办也好得很。”
五天后，刘铭传带着折子进京，到东华门外的贤良寺住下后，立即亲自去外奏事处递折子。
此时，京中的形势略有变化，因各国公使都要求免去崇厚的罪名，到俄国谈判的曾经泽也拍了电报，表示免去崇厚的罪名有利于他在俄国谈判。于是朝廷发布上谕，崇厚无罪开释，中俄间的关系便有了缓和的迹象。慈禧因为薛福辰开的药方对症，身体日见好转，精神头也好，又听说刘铭传外号刘麻子，有意看一下他的麻脸，所以亲自召见。
召见的时候，慈禧问了刘铭传的眼疾，又问了一路上情形，又说了国家多事之秋，希望他勇于任事。前后不到两刻钟，就让他跪安了。刘铭传有些失望，他是怀着复出的热望进京的，两宫却闭口不谈他的安置。到了下午有太监传旨，刘铭传任兵部侍郎。这也不如刘铭传的意，他的期望是能够出任一省巡抚，或再差一点，复任他的直隶提督一职也行。倒是他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很快就发下，“着李鸿章、刘坤一按照折内所陈，悉心筹商，妥议具奏。”
李鸿章、刘坤一还未收到朝廷的上谕，就有人上折反对修筑铁路，此人是内阁学士张家骧。
张家骧，浙江人，是两朝帝师，与翁同龢、李鸿藻关系十分密切。李鸿藻是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刘铭传的折子他自然在第一时间内知悉。今年以来，又是购铁甲舰，又是办电报，如今刘铭传又提出这样庞大的铁路计划，银子从哪里来？借洋债的话好说不可做，左宗棠西征先后借洋债数千万两，如今再借洋债，朝廷脸面何在？而且让洋人窥破朝廷的虚实，岂不更起凌辱轻慢之心？这还只是其一，如果如刘铭传所请，修筑从清江浦至京城的铁路，那么运河势必迅速萧条，靠运河谋生的人数十万生计无着，将是极大的隐患。
李鸿藻这番担忧首先说给翁同龢，翁同龢也深以为然，而且他还有私心在里面，李鸿章当年凭一纸奏折，弄得大哥翁同书险些丢掉性命，后来虽然以革职了事，可老父又气又急不久病逝。这番私怨终生难了，因此他几乎本能地反对李鸿章。如此庞大的工程，其中有多少可以入个人私囊？但翁同龢城府极深，再得意也不忘形，仇人面前也可淡然从容，因此他绝对不会上奏反对刘铭传。他的办法是把这番牢骚说给同为帝师的张家骧，张家骧一直羡慕张之洞等清流干将一折上而天下传诵，一直在寻找机会一展他的才华，而反对修铁路便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张家骧的奏折一上，立即发下，请李鸿章阅后一并复奏。
李鸿章接到朝廷的上谕，决定好好筹划一下，争取开启铁路先河。他预料到定会有人反对，没想到张家骧上折如此迅速。奏折开篇便指责刘铭传，说他请造铁路是“张皇喜事，诱言乱政”。他认为修筑铁路有三弊：一是引洋人觊觎，“溯自各国通商以来，凡海口有码头地方，洋人无不盖造房屋，置买地基。清江浦乃水陆通衢，若造成铁路，商贾行旅，辐辏骈阗，必较之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工于贸利，其从旁觊觎，意想可知。虽该处无设立码头条约，而未必能禁其往来，设或借端生事，百计要求，则将何以应之？利尚未兴，患已隐伏。”二是引发争端，“自清江浦至京相距一千数百里，田亩、屋庐、坟墓、桥梁无数，开造铁路，将于阻隔之处一律平毁灭乎？”而且铁路与官道并行，“拥护磕碰，在所难免，伤人坏屋，易起争端。”三是夺轮船招商局之利，导致招商局营业不振，所购轮船，将归于无用，“虚糜钱财，赔累无穷”。最后他请求朝廷“将刘铭传请开铁路一节，置之不议，以防流弊而杜莠言”。
李鸿章把薛福成叫来商议复奏的事情，把张家骧的奏折抄件一并交给他道：“张某人所奏，真是杞人忧天。第一弊说是洋人觊觎，按他的意思，一个地方富庶了，洋人就觊觎，按他的逻辑，那是不是为了不让洋人觊觎，大清就该处处是穷乡僻壤，真是岂有此理。为了预防外敌，而让老百姓穷困潦倒，古往今来，从无这等治国之道。第二弊说易起争端，兴一个工程，自然要占部分民田，搬迁部分房屋，关键是要看利大还是弊大，如果怕争端，那就什么事情也不干好了！第三弊说会夺了轮船招商局的生意，轮船招商局主要走沿海沿江商埠，铁路完全走内陆，如何说得上夺招商局的生意？这些意思，你都在折中一并驳了。叔耘，言路反对修铁路，往往以祖宗之法来反对，借‘道义’的名义说事情。其实无论是祖宗还是圣贤，都没有反对国富民强的，你要在这个方面下点儿功夫。至于铁路的好处那就多了，比如可以运兵，有利国防；可以沟通南北东西物流，从前运不出的土货运得出去，就能卖个好价钱，便是有利民生；一旦发生灾荒的时候，可以把全国各地的粮食很快运去赈灾，丁戊奇荒饿死那么多人的惨剧就不会重演。”
薛福成笔走龙蛇，记录李鸿章的意思。
“叔耘，起草这个奏稿，你的心思要脚踏两条船。一会儿你是反对修铁路的人，你就尽力去想我为什么反对，一会儿你又要是支持修铁路的人，想出理由去反驳掉他反对的理由。”李鸿章把水烟抽得咕噜噜响，向空中缓缓吐出一口，看着那个椭圆的烟圈变为不规则，最后淡化无影，他这才回到自己的思路上，“有些事情想当然不行。早年的时候，我也曾经想，铁路不能修，一修铁路，火车一通，可抵成千上万的小推车，那成千上万的小民不就会失业吗？后来我一想不是啊，因为火车运力大，所以要有更多的小车把车站周围的东西运过来呀，这不但不夺小民生计，反而是给小民更多的机会。从前几个月才能运出的东西，如今一列火车就可以运出，而且运费要比小车便宜。从前你的土货靠小商贩来贩，十担可能只运得出四五担，如今有了火车，你十担都可以卖掉，你说这是不是对小民生计有利？其实一句话就说得明白，如果火车是夺民生计，与国计民生无利，那么最贪财好利的洋人为什么要大修铁路？他们难道单单在这件事情上头脑发昏，赔本赚吆喝？绝对不可能！”
薛福成点头赞同：“对，就这一个理由就可以驳倒他们。”
“还比如，有人担心铁路会被洋人利用，无异于开门迎盗。这话更加大谬不然，铁路控制在我们手里，岂有我无力控制而任由外敌借此铁路驰骋之理？再者，若我不能自强，即便不造铁路，外敌岂不同样还是会在我国内逞强？三十几年前，林文忠在虎门销烟，那时候并没有铁路，洋人不照样是打上门来？”
刘铭传在京中甚感无聊，于是出京到天津来，抽空就与李鸿章谈铁路的事情。这样用了个把月的时间，到了光绪八年十二月初正式复奏。
清议论事，动辄就以违背祖宗成法为借口。李鸿章的奏折便以此入笔，说明修铁路与古代圣贤所为一脉相承，先堵清议的嘴巴，“圣人既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揖，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自是四千余年以来，东西南朔，同轨同文，可谓盛事。迄于今日，泰西谙国，研精器数，创造火轮舟车，环地球九万里，无阻不通，与古圣所制舟车而便民用一脉相承，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
接下来说明铁路是西方各国日趋富强的重要原因：“法、美、俄、德诸大国相继经营，凡占夺邻疆，垦辟荒地，无不有铁路以导其先，由是欧美两洲，四通八达，为路至数十万里，征调则旦夕可达，消息则呼吸相通。四五十年间，各国所以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也。”而后说明俄日两国，敢于轻视大清，就是因为其铁路发达。
然后说明铁路有九大利处，比如有利于交通，便于货畅其流；运兵、运粮便捷，有利于军事，也有利于救灾；京城偏居北方，铁路一开，便于控制全国；便于邮递信件、运输矿产；便于百姓出行，无旅途劳顿、盗抢之险……接着对反对修铁路的理由一一辩驳。驳斥修铁路会被敌利用，是这样说的，“铁路在我内地，万一有警，坏其一段而全路皆废，扣留火车而路亦无用。数十年来，各国无以此为虑者，客主顺逆之势然也。”驳斥铁路会夺小民生计，是以英国为例，“英国初造铁路时，亦有虑其夺民生计者，未几而傍之要镇，以马车营生者且倍于从前。盖铁路临大道，而州县乡镇之稍僻者，运客送货，则赖马车民夫，贸易因铁路而繁，车马亦因铁路而增也。至若火车盛行，则有驾驶之人，有修路之工，有巡视之丁，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杂役，沿路增开商铺旅店，需人更众，故有铁路一两千里，而民之依以谋生者，当不下数十万人，是增生计而非夺民利也。”
对刘铭传借洋债修铁路的建议也大力支持，认为将来以铁路赢利还债并非难事。同时提议沿铁路线广开煤铁，以扩大利源。最后则建议，授以刘铭传铁路督办之任，因为刘铭传不但英气迈往，能膺艰巨，而且其旧部驻防直苏两省，不下万余人，可以帮同筑路。
最后专门针对清议的阻挠阐明自己的意见，希望朝廷能坚持定见，尽快决断。当然，他并没有一味指责清议，而是欲抑先扬，“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用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臣知铁路一事，深知其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更有疑虑。”
恭亲王认为李鸿章的回奏已经把道理说得很明白，利弊分析得十分透彻，铁路值得大力兴办。但李鸿藻却不这么认为，他回到弘德殿还是一脸忧戚的表情。翁同龢见状问道：“中堂心里有事，这样不痛快？”
李鸿藻叹了口气道：“李鸿章的复奏到了，他支持刘铭传修铁路，真是不遗余力。”
翁同龢并不意外：“原来修铁路的提议就是少荃的主张，他无非是借刘省三来说事罢了。”
“叔平，我并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只要是洋务事业一概反对。可是修铁路这事，我实在是觉得不合时宜。李少荃用心，全在谋利上。圣人教诲，君子当重义轻利。如果谋利钻营之风盛行，我担心人心不古，国家危难的时候，谁还肯慷慨赴死？如今列强环伺，如果朝野都是名利之辈，纵然有洋枪洋炮铁甲铁路又有何用？我担心长此以往，种瓜得豆，为的是洋务自强，到头来却是自毁长城，口口声声是利国利民，到头来却是卖国害民。”
“李少荃行事，最惯于打着利国利民的旗号，仿佛全大清只有他知道爱国。反对他的人，又何尝不是爱国？你说这些年来，从倭相到中堂，再到清流后辈，哪些人是为私利？就比如说修铁路，让他修不成，我们又能得到什么？什么也得不到。我们所争，也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大计。”翁同龢擅长讲大道理。
“在洋务上我不在行，真正是孤陋寡闻，所以想反驳也驳不倒他。他只要一句话：外国如此如何，我便无话可说。少荃在见识上，的确比我们要广得多。”李鸿藻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
翁同龢提建议道：“中堂，我们没有见识，可以找有见识的来说话，李少荃动不动以外国情形来说事，我们也找出过洋的来说话。”
“你的意思，是让刘云生上折子？”
“正是，云生出过洋，可是他对洋人那一套，别有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