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罗道古阜郡的东学党首领叫全琫准，出身书香门第，可惜到他这一代时已经家道中落，一家六口人只有三亩地，生活相当贫困。每当冬春青黄不接，他就要离家游历，其实与乞讨差不多。在游历的过程中，他发现到处都一样，外国人横行，朝鲜人贫穷，他认为只有起义一途，百姓才有活路，国家才有希望。
百姓找全琫准评理，他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他分析上次不能成事的教训，是因为当时所求只是为东学党平反，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因此不能得到广泛支持。这次如果想成事，那就必须吸引更多的百姓参加。当时朝鲜以闵妃外戚集团为首的统治者贪污腐败，奢靡无度，宫廷长夜之宴无日不有，倡优妓女演呈百戏，酒池肉林靡费巨万。再加各种赔款和外国贷款本息的偿还、日益庞大的军政开支、王室费用无止境的增加，使国库空虚，赤字猛增。地方官吏和农村土豪更是巧取豪夺，横行霸道，贫者更贫，富者鲜耻，百姓已经是怨声载道。进入朝鲜的外国商人，尤其是日本商人，以廉价收购朝鲜大米、大豆、棉花等农产品，从中牟取暴利。同时，又在朝鲜市场上高价倾销纺织品、煤炭等，导致朝鲜粮食奇缺和物价飞涨，农民和靠手工作坊谋生者生计更加艰难。
全琫准了解百姓的心思，提出了“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不杀人，不伤物”四大纲领，用来号召百姓。至于起义的时间，则推迟到年后正月里，一则需要时间准备，二则百姓过完年，又无农活，参加的人会多一些。
光绪二十年（1894年）按中国历法是甲午年，这年的正月初十，古阜郡上千百姓在东学道首领全琫准、崔景善、金道三、郑益瑞等人的率领下，高举着鸟枪、长矛、大刀、铁叉、锄头、木棍，蜂拥向衙门冲去。郡守赵秉甲闻讯，在几个亲信的护持下从后门逃走。全琫准带领起事的百姓占领郡衙，杀掉来不及逃走的贪官污吏，把地契、奴婢卖身契一摞摞抱到院子时，一把火烧光，然后又打开牢门，释放狱中数百名囚犯，打开粮仓，把库存大米全部分给百姓。
衙门外并摆下几张桌子，全琫准跳上桌案大声道：“如今贪官当道，洋夷横行，凡此种种，万民涂炭，村村哭声连天，人人怨声载道，八道民心惶惶。两班官吏以至富豪，彼之生存，全仗百姓，何故置我等百姓于死地？我辈举义至此，非他故。所希望者拯百姓于涂炭，尊国家于磐石，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我等须团结一心，杀奔全州，杀向京都。”
随后，又宣布军纪十条，不准吸鸦片，不得**妇女，不得损坏农田，不得夺民财物，不得滥杀人命，违者严惩不贷。起义军一面向全罗道首府全州进军，一面发展队伍，沿途百姓纷纷参加，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
全罗道首府全州号称“三南重镇”，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而且是李氏王朝发祥地，供奉有太祖李成桂的祖庙庆基殿。朝鲜国王李熙立即派出招讨使，带京兵八百携洋枪洋炮前去征剿，不料还未到全州，士兵已经逃走过半。很快全州城被起义军占领，官军以洋炮轰城，无奈义军坚守不降，而且附近东学党纷纷响应，眼看要燃遍全境。
日本参谋本部在朝鲜派遣了大批间谍，东学党举义的情况不断传回。川上操六认为这是出兵的大好机会，一面命令间谍向义军中渗透，一面去请山县有朋去见首相伊藤博文，请政府以保护侨民和使馆的名义，派兵入朝。
“兵肯定要派的，但现在还不到时候。如果我们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出兵，那么列国都可以这样的理由出兵，那时候朝鲜局势必然涉及多国，实在不甚高明。”伊藤博文行事十分谨慎。如果多国在朝鲜起纷争，日本便疲于应付，要想占主动便比较难。
山县有朋脾气急，问道：“那请首相说，怎样才算得上高明？”
“最高明的办法，就是把朝鲜之争控制在中日两国之间，避免引起第三国纠纷，尤其是不能让俄国参与进来。”伊藤博文知道俄罗斯对朝鲜早已虎视眈眈，如果他们参与进来，日本便难以应付，“按照《天津条约》规定，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这就是说，中日两国在朝鲜有同等的派兵权，如果中国向朝鲜派兵，我国再派，便是师出有名，我国所争，便只是针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便好解释。”
川上操六还是有些着急：“李鸿章是只老狐狸，如果他不向朝鲜派兵，我们难道就白白错过这次机会？”
“当然不会。朝鲜肯定要向中国请兵，就是李鸿章不同意派兵，中国朝廷中那些以天朝上邦自居的大臣们，也会逼着他非派不可。李鸿章所担心，不过是我国也会借机出兵，我们不妨给他吃颗定心丸，让他确信日本绝对不会出兵，帮他下这个派兵的决心。”伊藤博文自信地说道。
闻言，川上操六又道：“兵贵神速，派兵的决心必须尽早下定，而且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派兵入朝。我建议立即上奏天皇，请天皇早下开战的决断。”
根据宪法，开战、媾和、军事统帅大权集于天皇手中，出兵朝鲜这样的大事，必须奏请天皇裁准。山县有朋也是此意。
伊藤博文有自己的想法：“那也要等内阁商议后，我再奏请天皇。”
闻言，山县有朋催促道：“不，首相应当先奏请天皇，避免内阁议而不决。首相的作用不仅仅是奏请，而是要让天皇有充足的信心做出决断。”
“那就必须好好做一番准备，先要说服我自己，才能去说服天皇。”
山县有朋一锤定音：“我和川上今天就帮首相做准备。”
当天下午，伊藤博文将奏折递进皇宫。第二天一早，他被天皇召见。一见面明治天皇就有些担心地问道：“朕看了你的奏折，现在与中国开战，是否为时尚早？恐怕陆海军都没有做好准备吧。”
“现在时机最好，朝鲜内乱是个最好的借口。陆海军都已经做好准备，只等陛下的敕令。中日一战，时不我待。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实力会不断增强，而且俄罗斯和中国都在修筑通往朝鲜的铁路。尤其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一旦筑成，不但可以控制太平洋上的国际贸易，而且能摆脱英国制海权的控制，从前他的军队经欧洲乘轮船到中国东方，大约需要四十多天，如果改乘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东来，则最多只需要十四五天。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朝鲜多事之秋；朝鲜多事之秋，即东洋发生一大变动之时。这不仅要冲击我们的利益线，而且将直接威胁帝国的主权线！因此经略朝鲜，非善用此机不可。”
明治天皇仍然有顾虑：“中国毕竟是东方大国，人口有四万万之众，国土面积则有我国十几倍，而且他们的洋务运动成效可观。”
伊藤博文解释道：“国大不一定国强，就如同肥胖不等于强壮。中国与我之战，犹如大力士与柔术手格斗，中国拥有四万万人口，力量胜于我国，但柔术高手可以四两拨千斤，轻松击倒大力士。”
“爱卿的比喻虽然形象，但与中国这个巨人作战，我们所倚仗的柔术又是什么？毕竟我国兵源不及中国广，战舰不比中国强。”
伊藤博文一一分析道：“我国所倚仗，第一就是皇国上下，万众一心。只要陛下发布敕令，无论陆海军，无论士兵平民，都将万众一心，共图国计。而中国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年轻的皇上和太后不能一心，清流派和洋务派不能协调，而南北洋大臣又各分畛域，中国看似强大，其实一盘散沙。
“第二是我主动取攻势，彼被动取守势。帝国自明治维新以来，便确定了‘开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目标，效法世界强国，不仅要保卫主权线，还要扩张利益线。而中国则只求自保，观察中国近五十余年来的战争，每次都标榜‘衅不自我开’‘不开第一枪’，美其名曰‘外敦和睦’，看似遵守国际公法，其实是懦弱而已。李鸿章的军事策略，曰猛虎在山，曰不战而屈人之兵，他的北洋海军，只为守口，从未打算争雄海上，他常说列国争雄，终归于和。战事遇到困难的时候，帝国必能硬紧牙关坚持到底，而中国则会妥协求和，将帅丧失信心，士兵失去士气，未战先败也不鲜见。
“第三是皇军忠勇，清军懦弱。陛下的《军人敕语》，我陆海军将士都铭记于心，忠节、礼仪、武勇、侠义、质素五项武士道精神已经融入军魂，人人皆是忠勇敢死之士。而中国朝廷只派文官担任军队统帅，文弱之风已成。这些文官平时不是贪污受贿，就是在诗酒之间较量指甲长短，向来不留意军务。军中高级将校大多目不识丁，平时沉溺于酒色与赌博，毫无志气与操练。向称精锐的北洋淮军，任人唯亲，任人唯钱，贿赂成风，克扣成习，此种将校、军队又有何惧？中国人总喜欢标榜自己勇敢，把牺牲、献身挂在嘴上，写在文章中，而当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却总把这副责任推给别人，觉得中国人多得是，不缺我一个。中国的军队不过是一群羊，无论个头再大，也就是看起来吓人，面对凶猛的狼时，哪怕只有一只，他们也会集体发抖、两股战栗，只会发出咩咩的哀鸣。”
明治天皇笑道：“爱卿好口才，我都被你鼓动得热血沸腾。可战争毕竟不是儿戏，如果万一战败，帝国如何能够承受得起？”
“帝国必胜无疑。万一战局于我不利，只要我巧使外交手段，帝国仍然可以败中取胜，因为中国一定会比我们更急于求和。比如当年谋略台湾，帝国战争、外交两手并用，不但迫使中国赔款，而且还为最终获取琉球暗奠基础。因此，战端一开，不论胜负，帝国都会是获利者。”
随后，君臣就双方陆海军的实力又进行了一番分析，伊藤博文道：“北洋海军看似强大，其实已不足惧，成军五年来，再无可观投资与重大建树，而帝国海军近年来奋起直追，无论舰只数量还是总吨位，已经完全超过北洋海军。我军战舰多是新添，航速比中国舰队要快，尤其是新购的吉野等巡洋舰，不但航速一流，所配速射炮更是清军所无。李鸿章曾经打算从智利海军购买一艘可与吉野争雄的快速巡洋舰，但因为中国皇帝下谕停购舰炮军械而作罢。今年初，他又曾经向朝廷要求为北洋舰队增添速射炮，可是他们的皇帝又未批准。因此，帝国海军虽然不敢说强于北洋海军，但战斗力已与北洋不相上下。”
明治天皇有些奇怪地问道：“要论财力，中国远远强于我国，为什么他们连更换速射炮的银子也没有？”
伊藤博文摇头道：“这不是银子的问题，是国家战略问题，是中国朝廷胸无大志，没有眼光，自满自足造成的。就是银子再多，他们也只会用在颐和园或者其他不可思议的地方。从前醇亲王在的时候，中国还有与我争胜的雄心，而如今最显贵的庆郡王只知贪财纳贿，上至军机大臣，下至末流小吏，无不宴饮观剧成风，他们往往从下午三时就在酒桌上坐下，要一直醉饮至夜深。就是以清廉自守标榜的翁同龢，有时一天要赴宴两场。陛下请想，中国风气败坏如此，完全是末世景象，能有取胜的可能吗？”
“爱卿曾经说中国是一头贪睡的猪，看来的确如此啊！”
伊藤博文雄心万丈地说道：“中国如此不争气，大好河山不知珍惜，我们不但要取朝鲜，还要取台湾、取满洲、取山东，那时候，帝国就真正布国威于四方。”
“朕意已决，具体如何派兵，爱卿与内阁去决议。朕还是要提醒爱卿，与中国开战无异于拿国运相赌，卿等宜切实筹划，不负朕望，不负国民所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