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赖调停一误再误 敢冒险不宣而战
眼看着日本不断增兵，袁世凯急得要上房揭瓦，王凤藻也多次来电，认为日本这次气势汹汹，看来不增兵是不行了，前敌营务处的周馥也数次建议应该增兵入朝，但李鸿章却一再推脱：“兰溪，少安毋躁。”
李鸿章是真不愿打仗，因为他清楚这几年日本一直在增船添炮，而北洋的底子他最清楚，真打起来胜负难料。还有，再过几个月就是慈禧的六十大寿，已经热热闹闹准备了近三年，她如何愿意在这大喜的年头动枪动炮？所以，能和则千方百计谋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战。
再想想，日本没有开战的理由。大清派兵是为朝鲜平乱，乱民已散，你没有理由增派那么多兵吧？再说，列国在朝鲜也都有利益，如何能任由日本把局势搞乱？大清的话不听，欧美强国的话你不能当耳旁风吧？
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多年，对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最擅长也最为得意的是在外交上的“以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保护自己，因此，他最先看中的是俄国。
俄国与朝鲜接壤，大有野心，当然不愿坐视朝鲜落入日本之手。正好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专门设宴款待，席间对他说道：“日本人这次派兵这么多，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贵国与朝鲜为近邻，不能坐视不管。英国已表示他们愿意出面调停，但我对他们说，此事俄国更应当有优先权。”
喀希尼回应道：“俄朝近邻，当然不能任由日本妄行干预朝鲜。我立即发电回国，请政府出面调停。”
听了这话，李鸿章满怀希望等待。隔了一天，喀希尼派参赞来告诉李鸿章：“沙皇已电令俄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劝他们与中国同时撤兵，然后再商议善后办法。公使还让我转告中堂，如果日本人不听劝，我国将不惜用压服的办法。”
李鸿章很高兴，俄国要对日本用“压服”的办法，日本人能不撤兵吗？
陆奥宗光看了俄国驻日公使的照会，亲自去拜访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夫，说明日本不打算撤兵，只是希望中日能共同劝导朝鲜改革内政：“日本和朝鲜相邻，利害相关，因此绝不可能坐视朝鲜内乱而不管，所以非得彻底改革其内政不可。中国一向用阴险手段干涉朝鲜内政，以口是心非的策略欺骗日朝两国的事例比比皆是，现在如果日本撤兵，难保中国没有再次出兵朝鲜、置朝鲜自主独立于不顾的野心。因此，如果中国不答应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鲜的内政，或者任由日本单独改革其内政，日本实难撤兵。但日本可以向贵国保证，除存有希望确立朝鲜独立和平的目标外，绝无他意，而且绝不作攻击性的挑衅。”
日本不给面子，令俄国有些恼火，于是沙皇下令再次照会日本应与中国同时撤兵，否则日本应自负重大责任。如果俄罗斯参与进来，局势真就麻烦了。陆奥宗光也觉得关系重大，不敢贸然拒绝，立即去见首相伊藤博文。
伊藤看罢俄国的照会，沉思很久，然后语气缓慢而坚定地说道：“事已至此，我们怎能按受俄国的劝告从朝鲜撤兵呢？”
朝野都指责伊藤博文对中国太软弱，而且他与李鸿章的私人关系一直很好，现在他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有些出乎陆奥宗光的意料。见状，他喜忧参半地说道：“是啊，这时候撤兵实在不甘心，只是俄国人的态度有些让人担忧。朝鲜的问题最好控制在中日之间，避免第三国参与。”
“那是当然。阁下对俄国的态度也不必过于担心，俄国人不愿我们独占朝鲜，他也未必愿中国在朝鲜如此强势，更不大可能为中国而与我国失和。一是把我们两国间的照会向英美等国公开，让他们知道俄国在协助中国逼迫日本，让他们去劝劝俄国人；二是对俄国人一定要客客气气，给他们足够的面子。如果俄国人还坚持强硬，我们再斟酌下一步的对策。”伊藤博文提供了对付办法。
陆奥宗光依计而行，而且亲自去拜访英美驻日公使，说明日本只想与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让朝鲜步入文明国家的轨道。英、美等国也不愿看到俄国在朝鲜太过强势，因此都向俄国驻日公使提交照会，说明他们都支持改革朝鲜内政，无意协助中国逼迫日本撤兵，也希望俄国多做有利朝鲜局势稳定的事情。
此时，俄国驻日公使馆的一位武官向希特罗夫提出建议：“我们何必要站在中国一边与列国都失和呢？中日两国真在朝鲜开战，对俄国未必是坏事，中国有句古语，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俄国何不做渔翁？”
希特罗夫深以为然，当即向国内发电，说明多国公使反对俄国站在中国一边，建议不要逼迫日本太甚，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应当适可而止。
日本再次给俄国的照会，相当尊重客气，一再声明日本只为改革朝鲜内政，绝无侵略领土之意，等到朝鲜内乱完全平定、祸乱已无再起时，当然立即将军队撤回，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对于俄国政府友谊的劝告，深表谢意”。这份客客气气的照会，连陆奥宗光也承认，表面上虽然冠冕堂皇，但不过是以外交辞令委婉拒绝俄国政府的劝告。
对调停抱着巨大希望的李鸿章在六月初七（7月9日）终于等来了俄国的答复，喀希尼派参赞巴福禄亲自到天津对李鸿章道：“俄国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本撤兵，不便使用武力强迫，至于朝鲜内政改革于否，俄国也不愿与闻。”
李鸿章委托喀希尼从中调停历时半个月，却得来这样的结果，又失望又愤怒，责问巴福禄道：“上次也是你来告诉我，俄国勒令日本撤兵，如果不听，尚有第二层办法，今天却又说不再管了，这是不是与前意不符？”
“的确与前意不符，恐怕是我国政府听了别国的说法，喀公使也很失望，但也是没办法的事。中堂知道外交人员的苦处，一切要听政府的训令，本人无法改变。”巴福禄也略微有些歉意。
“喀使一句一切要听政府训令，就算是给我的答复吗？半个多月来日本一直在增兵，而我国一直克制，完全让日本占了先机。”李鸿章有些气恼。
“我国的调停未能达到大人的期望，实在抱歉。不过，中堂是带兵出身的外交名家，应该明白作为第三国只能积极斡旋，是战是和，是增兵还是撤兵这样的大事总要自己拿主意，和不成就打，打不赢就和，和战两手都要准备，以中堂的智慧肯定早有布局。”
这话软中带硬，把李鸿章堵得一肚子怒火而又不能发作。的确，是和是战这样的大事，如何能完全指望别人？只是此时增兵，好像也来不及了。
总理衙门也得到了俄国正式答复，奕劻不敢像李鸿章那样埋怨俄国人，只有连连顿足：“这可如何是好？”
总理衙门中自然也有翁同龢的人，俄国调停无果的消息翁同龢很快也知道了。最迟明天，皇上肯定要征求意见。应该如何奏对，他必须事先有所准备。因此一下朝，翁同龢立即派人分头去通知礼部侍郎志锐、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翰林院修撰张謇到他府中说话。
志锐是广州将军长善的儿子，也就是最受光绪宠爱的珍妃的堂兄。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及第，以世家子弟科举入仕，授编修，时年只有二十七岁。他自恃有才，性格刚傲，仕途并不得志。等堂妹入宫后，才得以简在帝心，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由詹事升礼部右侍郎。
文廷式是珍瑾二妃的老师，珍妃一入宫时便曾向光绪帝推荐“文老师”。次年会试，虽然文廷式卷中将“闾阎”误为“闾面”，但光绪帝仍授意主考翁同龢擢其为榜眼。今年三月翰詹大考，光绪帝又命太监传旨拔文廷式为一等第一名，由从七品的编修连越五级超擢为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
张謇是江苏通州（为与北京通州区别，称南通州）人，也是有名的才子，十六岁中秀才，但此后五次参加江南乡试均落第。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他曾经入吴长庆幕府，与袁世凯在朝鲜同过事，被称为吴长庆一文一武两条臂膀。吴长庆的奏疏多是张謇手笔，受到“清流”首领翁同龢的赏识。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争相聘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打算靠自己实力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不过他接下来的科考又相当不顺，连续四次会试均落第。这四次落第完全是他才气太大，翁同龢太有意延揽，结果都是把别人的卷子误为张卷而加以青眼，而导致真正的张卷名落孙山。今年因慈禧六十大寿而特设恩科，张謇第五次参加会试。这次翁同龢不敢大意，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他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他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因此四十一岁的张謇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被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翁同龢号为帝党之首，近年来一直在为光绪帝笼络人才，不过，他所笼络的多是翰詹词臣，这与他的清流领袖身份有关，所欣赏、接触的也多是以文章著称的人物。他笼络人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向下而非向上，多从低级官员中物色。当然这也有原因，上层的官员职位已尊，且多为太后提拔，要笼络他们自然很难，而且即便光绪帝想加恩，也因为他们已居高位而难以提拔。而下层小官就不同，要提拔加恩甚至像文廷式一样连升五级也非难事。年轻而又受到皇帝的天恩，自然格外感恩图报。
三个人陆续赶到，也都知道所为何来，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请他国调停就是大错特错，早就应该增兵与日本人一决高下。
张謇曾经随吴长庆驻扎朝鲜两年有余，在朝鲜问题上最有发言权，所以他先说话：“朝鲜是我大清属国，朝鲜有乱，向来请大清代为平定，我救属国，是仁义之举，出兵名正言顺，列国也都无异议；日本则是师出无名，朝鲜百姓视为敌寇，列国也不以为是。彼逆我顺，彼曲我直，现在日本不肯撤兵，实在毫无道理。日本向来狡谋叵测，断非口舌所能争，请列国调停也没用，早就应该增兵，也只有增兵一途，才能救目前危难。”
翁同龢提醒道：“李少荃的意思是尽量维持和局，担心战而不胜，反成僵局。”
“日本偏僻处于东洋，全境不过中国一二省之大小，岛夷小丑，外强中干。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海陆军历次巡阅，都说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区区一日本，大兵一到，必然一鼓**平。”文廷式似乎有些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