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破坏，他们可以修复。”沈葆桢还是摇头，“何况洋人狡诈万端，等他完全控制了铁路突然和你翻脸，我们怎么办？所以，至少目前吴淞铁路必须拆毁。就是没有运兵的问题，以后洋人一再要求续修上海到金陵的铁路，也是不胜其烦。”
盛宣怀见沈葆桢主意已定，禁不住垂头丧气，满怀着雄心壮志而来，不料兜头一瓢凉水，一切化为乌有。
沈葆桢不忍看他失望的神情，安慰道：“杏荪想成就一番事业，用武之地多得是，何必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拆下来的铁轨，你要乐意可先运到湖北，修一条铁路来运煤也行。”
这个主意不错，盛宣怀稍稍有些高兴了。回到驿馆，他想想实在可惜，仍然不死心，就把这通变故写信告诉李鸿章，巴望他能挽回。李鸿章也觉得拆掉可惜，写信给沈葆桢，劝他三思而行。沈葆桢仍然不改初衷，下令拆毁吴淞铁路，为此事他还与李鸿章闹得有些不痛快。
李鸿章更是大发牢骚，写信给郭嵩焘道：“幼丹见识不广，又甚偏愎，不受谏阻，徒邀时俗称誉，吴淞铁路拆毁，殊为可惜。”
郭嵩焘也觉得沈葆桢处理此事有些莫名其妙，回信道：“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而士大夫甘心陷溺，湉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人民，无一引为疚心。一闻修造铁路、电报、开矿，便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洋人机器为公愤者，实不可理喻也！”
此时，丁日昌已经出任福建巡抚，正在台湾考察，李鸿章给他写信，鼓动他在台湾开风气之先，修筑自己的铁路。自从日本侵台后，为了经营台湾，加强防务，福建巡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福州。丁日昌用半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台，他提出了办电报、开矿山、修铁路等建设台湾的计划。他认为台湾是个狭长的岛屿，布防很难，如果能够修筑从台北到台南的铁路，既便于交通，更利于运兵布防。他上奏朝廷，请求准许修筑台北到台南的铁路，并请求将吴淞铁路的物料运到台湾。
台湾孤悬大海，情形与大陆不同，朝廷觉得在台湾修铁路无大碍，因此让南北洋大臣妥议。李鸿章自然是坚决支持，而沈葆桢在当年日本侵台时曾经赴台筹办防务，提出了修路、开矿等主张，对台湾的发展非常上心，立即下令轮船招商局将铁路器材全部运到台湾。
吴淞铁路只有十几公里，要修台北到台南的铁路远远不够，需要从国外购买大量物料，所费巨大。丁日昌找到台湾富绅林维让、林维源两弟寻求支持，两兄弟答应捐三十万两修筑铁路。可丁日昌还来不及向国外定购铁轨，在山西、河南赈灾的袁保恒就上奏朝廷，请朝廷下令将台湾修筑铁路的捐款转为救灾。
这年因大旱粮食歉收，到了冬春之际，发生了严重粮荒，河南、山西出现易子而食的惨状。袁保恒当时因祖母去世在籍治丧，朝廷便下旨夺情让他复出，到开封救灾。他给各省督抚写信求援，听说丁日昌筹到一笔三十万筑路款，就上奏朝廷说台湾铁路修不修与社稷关系不大，而用之救灾，多到一日便多救活百姓无数，多一两银子就多一锅活命粮。朝廷准奏，令丁日昌立即将捐款解给河南。
丁日昌非常心疼，但如果不答应必然留下千古骂名。他再回头劝林氏兄弟将款捐给河南，然后请闽浙总督何璟帮助筹款修铁路。何璟对丁日昌将精力放在台湾本来就有看法，对洋务更是不感兴趣，他不但不帮助筹款，而且以西征协饷难筹为由，减少了台湾防务经费十万两。丁日昌气得头昏眼花，咳嗽加剧，身体更加虚弱。但他不想放弃修筑铁路的计划，便给李鸿章写信求援。
丁日昌是李鸿章洋务上的知己，两人有十余年的交情，他决心向丁日昌伸出援手。他派天津海关道黎兆棠与英商丽如银行联系，双方谈妥以天津海关税为抵押，帮助福建借款一百万两。然而还未签合同，丁日昌却因病情加重不得不辞职，李鸿章连忙让黎兆棠取消借款，大清自建铁路的计划再次搁置。
这时，刚到天津的盛宣怀听说李鸿章有借款百万两的事情，喜出望外，劝说他不要取消借款计划，而是挪借于轮船招商局，用于购买美商旗昌轮船公司。
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是当时在中国最大、进入最早的外资轮船公司，已经成立了十三年，曾有过辉煌的业绩：先通过价格战，迫使一窝蜂拥进长江的外资轮船迅速退出；接着，又吃掉宝顺洋行，把怡和洋行挤出长江，获得了长江航线公认的垄断经营权；然后，又把注意力从沪汉线扩展到津沪线，搞垮了惇华洋行等竞争对手，成为北洋航线的主导者，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成为实力最强的外资轮船公司。
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本来互相厮杀的三家外资轮船公司转而团结一致，千方百计要挤垮上海轮船招商局。他们的撒手锏就是降低水脚价格，凡是轮船招商局跑的航线，他们都将水脚降低三成甚至五成。轮船招商局不得不也随之降低水脚，以致亏损日重。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像自己亲儿子一样，千方百计给予支持，轮船招商局在资金上得到大力支持，且有漕粮固定业务，不但未被挤垮，反而实力越来越强，站稳了脚跟。
三家拼老本竞争的外资洋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别人难受的同时，自己也损失巨大。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连续三年没有利润可资分红，而旗昌公司已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开始考虑将公司卖掉。
旗昌轮船公司成立时间久，轮船老旧，以木壳轮船为主，根本无法继续竞争下去，他们认为即使打垮了轮船招商局，自己也风光不再。此时，美国内战结束，国内需求很旺，不如把资金回笼后回国发展。于是托买办向轮船招商局传话，表示愿以二百五十万两的价格把所有的轮船、码头、仓栈全部卖给轮船招商局。
当时总办唐廷枢在福州，盛宣怀在湖北，在局主持的是会办徐润。他觉得机不可失，以他对唐廷枢的了解和两人的密切关系，唐廷枢必定支持。另一个会办朱其昂，主要是负责漕运的协调，没多大主见。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会办盛宣怀。因为轮船招商局是官督商办公司，这么大的收购事宜，非得获南北洋大臣的同意不可，而与南北洋大臣沟通，非盛宣怀不可。而且二百多万两巨款，没有官款拨借更是不可能，而要争取官款支持，无论是北洋还是南洋，又非盛宣怀不可。于是徐润立即起程前往湖北，面见盛宣怀。
听徐润说明来意，盛宣怀笑了笑道：“雨翁，你又何必大老远跑到湖北来。我这个会办，谁不知道仅挂名而已，你和唐总办一商量不就定了？”
徐润号雨之，所以盛宣怀尊称他一声雨翁。徐润听出盛宣怀话里的不满，的确，在轮船招商局，大计都是唐徐二人定，甚至连盛宣怀有个亲戚想到招商局谋份差，也被唐廷枢拒绝。
“杏荪，我和唐总办无非是忙些商场上的俗务，真正能与南北洋大宪面商的事情，哪一件离得了你？”徐润经商多年，在关键事情上从不拖泥带水，“杏荪，轮船招商局面临着一个改变局面的绝大机会，我们四位必须携手来促成。这件大事，离了唐总办、我还有朱会办，都关系不大，唯一离不开你。如果你不劳动大驾，此事便八字连一撇也没有。”
徐润说得坦白，盛宣怀也是明白人，如果此事办成，他在轮船招商局的地位便无人敢小瞧，所以不再掂酸拈醋：“目前轮船招商局已经有十六条船，如果把旗昌收购过来，又增加十几条船，船多货少，恐怕会亏损更巨。雨翁是商场老帅，不会不明白，有些公司小的时候日子蛮好过，后来贪大扩规模结果把自己扩死了。”
“杏荪说得不错，你的担忧并非多余。不过，今天的情形并非盲目求大。收购旗昌，一则必然增强咱们的实力，二则减少一个对手，从前四分天下，如今三分天下我有一。我们收购旗昌，与直接购买轮船不同，我们接手十几号轮船的同时，也接手了旗昌的航线和老客户。”徐润解释道。
盛宣怀点了点头，又若有所思道：“雨翁分析得有道理。只是我不明白，旗昌为什么单单有意向我们出售，而不是卖给怡和或太古，按说他们更亲密。”
“他们说不上更亲密，不过是旧敌新友罢了。在咱们局子成立前，太古和怡和是旗昌最大的对手，经常联起手来打压旗昌，他们做敌人的时间比做伙伴的时间更长。一想到这些过节，旗昌心里自然不痛快，所以不愿卖给英国人。这只是其一。最主要的，则是无论怡和还是太古，都是商人集股的公司，而咱们招商局则是官督商办，有官府的支持，只要官府决定购买，就一定有实力买得下，银子也更有保障。旗昌最希望的是拿到银子，尽快回国投资。”
“二百多万两是一笔巨款，恐怕南北洋也拿不出来。”盛宣怀也有些迟疑。
徐润解释道：“其实，只要有一百多万两现银，这桩买卖就谈得拢。”
“这又是为何？”
“因为旗昌里面，有不少是华商股份。这些华商的股份，让他们转投到轮船招商局，先说明延期一年或半年付款，就不必拿那么多现银。”
“这也是个办法，不过，早晚也是个大包袱。”
“不然，如果运作好了，这里面有稳赚不赔的诀窍。”徐润微笑着望着盛宣怀。
“愿闻其详。”盛宣怀知道，下面的事情，将直接关系个人的利益。
“旗昌的股票原来每股一百两，现在因为经营不善，已经跌到了六七十两一股。如今以六七十两买过来，半年或一年后实付款，那时候旗昌已经被轮船招商局收购，股票必然升值，我估计，恢复到一百两的原价问题应当不大。”徐润这话就意味着，如果有钱买下旗昌的股票，半年或者一年便有四五成的赚头。
盛宣怀又道：“如果外人知道旗昌要卖给轮船招商局，旗昌的股份会马上升值，那谁还肯把股份卖掉。”
“关键是，轮船招商局买不买旗昌，外人无从得到确切消息。”徐润还是微笑着说话。这就是关键中的关键，知道确切内幕的只限于几个人。而他们只要提前几天动手收购，就可稳赚。等他们买到手后，就不怕旗昌股票升值了。这应该就是徐润对他积极推动此事的酬劳，虽然彼此不必说破。
“好，我既然是招商局的会办，职责所在，当仁不让。只是能否如愿，全在南北洋大宪决断，我不敢说大话。”盛宣怀大包大揽，同时又留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