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是添堵，一日不能收回天津，我这直隶督署便一日无颜见直隶父老。天津不收回，我就驻在保定，何时洋人撤走了，我何时移督天津。兰翁你想，堂堂总督驻在洋兵枪炮下，仰人鼻息，成何体统？”
“谁说不是！”周馥叹息道，“洋人贪图天津的税收，不愿撤走，又涉及多国，彼此意见纷歧，办理起来很麻烦。”
“办事得人，便无甚难头。我到直隶算是两眼一抹黑，有好的人才兰翁给我推荐几个。尤其是跟文忠公办交涉的，最好能够留下几个。”
“人才凋零！当年文忠公幕府之盛雄冠天下。甲午一役，文忠公失势，幕府星散。等裕寿山总督直隶，迷信拳匪，视洋务为仇寇，从前文忠公笼络的洋务人才更是纷纷逃避。文忠公北上议和，手中只有杨氏两兄弟，颇得信任。兄弟两人都极为聪明，都善弄笔墨，老四杨莲府为人端正些，老五杨杏城则善于结交，诡谲多智，机巧百出。”
周馥所说的杨氏两兄弟是安徽泗县人。他们的祖父任过漕运总督，其父则自幼残疾，未能入仕，对儿子的教育很上心，八个儿子，五人登科。老四杨士骧，字莲府，光绪丙戌科（公元1886年）进士，任过翰林编修，曾入湖广总督李瀚章的幕府。老五杨士琦，字杏城，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中举人，进士则是屡试不第，后来便花钱捐了个道员，在关内外会办铁路事宜十余年。李鸿章被授两广总督，南下时幕府乏人，听说杨士骧曾入二哥幕府，对广东情况较熟，因此将他招入幕中。杨士骧又推荐五弟杨士琦一同入幕，随同李鸿章南下。
两兄弟随同李鸿章南下广东，杨士骧靠一笔漂亮的小楷受李鸿章赏识，所有章奏全由他抄写；杨士琦则因善于结交，外场的事情李鸿章便多托付给他，一内一外，俨然臂膀。到奉旨北上议和，又将两兄弟带到京中。杨士骧依然负责章奏，而且极善侍候人，年老体衰的李鸿章愈加依赖，今年初由文忠公推荐出任通永道；杨士琦则负责与奕劻联络，不但被奕劻所信赖，而且结交了留京的不少权贵，和洋人的关系也很好，成了人人皆知的“杨五爷”。
袁世凯感叹道：“这两兄弟真奇才也，兰翁传个话，让两兄弟尽早来见。”
周馥回道：“你今天鞍马劳顿，我让杨莲府明天上午来见你。杨老五临时屈就我幕中，我打发他进京办差去了，两三天内也就回来了。”
“不必等到明天，今天晚上就让莲府来见我。”
晚饭后，杨士骧如约前来。他时年四十二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双目炯炯，但衣着却不甚周正，且有个大酒糟鼻子，看上去有些好笑。袁世凯善相面，盯着杨士骧看了良久，让他很不安，以为脸上有灰垢或嘴上有饭粒。袁世凯笑了笑道：“我看老兄相貌不凡，将来必可发达。”
“发不发达，全看大人的提携。”
“只要你有真本事，我肯定不遗余力。文忠公赏识的人，自然错不了。”
提起李鸿章，杨士骧眼圈竟然红了：“外人不知道文忠公议和所受的屈辱，我天天在他身边，感同身受。”于是说了不少洋人蛮不讲理，李鸿章自知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不能不屈己从人的情形。尤其是说到洋人坚持把慈禧列为祸首，李鸿章与各国力争，争又不无理可据，因为慈禧的确是造成这次大难的祸首。理不在自己这边，自然说话不硬气，只能是豁出老脸乞求罢了。
听了杨士骧的话，袁世凯更确信太后之所以久驻开封不肯起銮，症结就在洋人的态度。于是袁世凯感叹道：“直隶的官不好做，一头是朝廷，一头是洋人，文忠公纵横捭阖，一任直隶二十余年，无可望其项背。其他人便如匆匆过客，即便是文忠公的老师曾文正公，也只做了两三年。”
“大人想坐稳，也并不难。”
“咦，何出此言？你可不要用现成话恭维我，我不缺这样的闲话。”
“曾文正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个是左文襄，一个就是文忠公。左文襄收复新疆后，迁徙调革，不能掌握兵柄，致纵横十八省之湘军仅剩一名词罢了。李文忠却始终掌握淮军，须臾不曾离手，朝廷倚为干城，固有直隶一任二十余年。如今轮到大人总督直隶，恕卑职妄言，一则大人能和揖中外，一如文忠公；二则大人手中有武卫右军。文忠公曾对我说，袁慰廷将武卫右军尽数带往山东，真有远见。不然留在天津，虽然右军称得上精锐，但与乌合之众为伍对敌，恐怕也难免溃败。总督直隶，有军则能站稳，无军则如流水。如今朝廷欲扩新军，大人若能抓住时机扩练新军，并能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则倚北洋如泰山！将来业绩可与曾、李二公争短长，南皮又算得了什么！”南皮是指张之洞，他是直隶南皮人。如今资历能挑战袁世凯的大约只有张之洞了，而在杨士骧看来，张之洞根本算不了什么。
这番话正说到袁世凯心里，尤其是把军队牢牢抓在手上，正是他深藏于心的秘密，竟被杨士骧一语中的。他拍着桌子大声道：“真是高见！如今朝廷痛定思痛，决心扩建新军，北洋自然不能落后，不然何以对浩**皇恩！只是现在还抽不出精力来。等銮驾回宫，一切就绪，我就扑下身子好好研究一番练兵的事情。”
杨士骧没让袁世凯失望，袁世凯对老五杨士琦更充满期待。杨士琦次日下午办差才回来，立即前来拜见袁世凯。袁世凯问：“听说老弟与庆王爷关系极密，文忠公外场的事情也都托以老弟。”
“帮文忠公应付外场而已。庆王爷对在下的确是略有信任。”杨士琦波澜不惊地回道。
“将来怕要借老弟的面子，多请庆王爷关照。经过这次大难，当初红得发紫的亲贵杀的杀流的流，从此庆王要一枝独秀了。”
“那是当然。这次与列国议和，全靠文忠公主持，但毕竟庆王参与其事，有此大功，太后必将更加倚重，宗室亲贵中，将无出其右者。”
这一点袁世凯早就虑及，便问：“我与庆王只是泛泛之交，若想登堂入室，老弟可有良策？”
杨士琦笑了笑道：“这极简单，只要有银子就行。”
袁世凯点头，若有所思道：“我愁的就是银子。此次大难，直隶为最，民生凋敝，又加八九十万两的庚子赔款，我还想练兵、办学校、兴商务，这些最缺的都是银子。”
“直隶有两大笔银子，若善加利用，将为大人锦上添花。”
“哪两笔银子。”袁世凯眼睛一亮。
“一笔是淮军银钱公所的存银，那是文忠公数十年扣建、截旷所积，有八百万两之巨。”
所谓“截旷”，是军队兵员出现缺额，募兵替补，但替补的新兵到营总要时日，这段时间的粮饷当然就要扣除；所谓“扣建”，兵勇的粮饷是以三十天通算，遇到小月只有二十九天，这一天的粮饷也要扣掉，小月又称小建，所以称扣建。
“文忠公积下的这笔巨款，原本不必交代，按例装入私囊也无甚异议。但文忠爱财，取之有道。他卸任直督时，一文不少地交代给王夔石。”王夔石即继李鸿章而接任直督兼北洋的王文韶，“王夔石曾说过，如果是他带兵，此款应否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然而文忠公竟然漠然置之。王夔石离任时又交代给荣中堂，从此成为一笔公款，历任直督只取用利息。”
“联军入天津，听说道府库皆被洗劫一空，此款何以能保存？”
杨士琦解释道：“这笔款项并非存银，文忠公不愿让朝中有人知道有此巨款，因此都存在洋人银行。”
“银子本来就是要花的，根本不该存。”袁世凯笑道，“甲午之败，开始都怪文忠公一味求和而贻误，后来又有一种说法，是翁常熟有意倾轧，不肯拨银给北洋，以致北洋舰队成军后未增一舰一炮，尤其开花炮弹严重不足，才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有这笔存款，岂不说明北洋缺弹药之说纯属子虚？这于文忠公反而不利。”
“话是如此说，不过毕竟有一笔巨款摆在那里。银子是用来办事的，放在那里生息看似节俭，其实最不可取。洋人的观点是，钱是用来生钱的，存银行虽可生息，却最不合算的。你说还有一笔银子，又在哪里？”袁世凯坚持己见后又问。
“这一笔有些特别，能不能用得到要看洋人的态度。这笔钱就是天津都统衙门成立以来所收的税。”杨士琦回道。
天津都统衙门是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设的机关。当时各国在天津争割租界，彼此闹得意见纷纷，后来由联军司令部下令成立管理机构，全称叫“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任命出兵最多的俄、英、日三国各一人组成三人委员，均称都统，后又增加德、法、美代表各一人，下设巡捕队、财务处、发审处、卫生局、粮食局、中国私人财产管理处等机构，对天津、静海、宁河等地区实行统辖，洋人极善经营，听说所入甚丰，总有几百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