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仰着脸想了一会儿，明白了，的确有利可图，但他还有一项顾虑：“如果钱庄都纷纷私铸铜元，便又无利可图了。”
周学熙笑道：“宫保忘了，铜元是要用洋机器才能铸得成，一般小作坊私铸制钱行，铸铜元，他们办不了。”
袁世凯一拍脑袋大悟道：“对对对！”
“宫保要想铜元畅通无阻，必须下令废止制钱，一律改用铜元。这样市面上的制钱都用新铸的铜元换回，又可重铸铜元。铜元畅通直隶，不但解决了钱荒，而且有六成的赢利，何乐而不为！”
袁世凯离座郑重向周学熙拱一个长揖，周学熙连忙躲到一边道：“宫保如此，真是折杀我了。”
“要想市面上资金融通裕如，除了铸铜元，非办银行不可。洋人国家，公私都可办银行，这为他们的实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你是说办钱庄？”袁世凯对银行如何帮助洋人发展实业不甚了了。
“银行与钱庄相似，但与钱庄又大有不同。”周学熙尽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钱庄规模小，且唯利是图，支持小商人小买卖行，支持大实业、办大事则行不通。银行实力雄厚、信用可靠、经营规矩、薄中取利，国外银行往往数个商家甚至十数商家合股成立，像修铁路、疏浚河道这样的大工程，也有实力支持。”
“哦，这个我明白，比如卢汉铁路，就是比利时国的银行贷款修筑。”
“宫保，咱们直隶也可以办一个银行。”
袁世凯双眼炯炯，问：“怎么办？哪来的巨款？”
“直隶的信用就是一笔巨款。”
周学熙的办法是，把直隶藩库、盐政库及各道府的官库统一起来，成立直隶官银号，用官库的收入作资本和信用，吸引百姓商家存款，同时又对重大实业项目给予借款支持。
“银行的根本就是信用，信用有了，出一张支票，可一万，可十万，甚至数十万。商家又可拿这几万的银票去购买其他商家的东西，其他商家再拿这张票去采购自己需要的货物，宫保请想，就这样一纸支票，在市面上产生了多少流动？洋人国家，大都不像咱们流通要用银子用制钱，他们用的就是纸票，靠的是什么？就是洋人国家、银行的信用。只要宫保把直隶的信用做足了，不愁没处来银子。”
袁世凯感叹道：“这可真是大开眼界了。缉之，你先把造币厂和直隶官银号办起来，解决银钱两荒。”
“宫保放心，当年李文忠公曾经造过铜元，机器都还在，稍作修理就能开工铸币，两个月内，保证直隶用上铜元。”
“好极了，一个造币厂，一个官银号，好一个双管齐下。”
“这只是其中一管。这一管可以概括为金融手段。还有一管，就是大办实业。银行要靠信用，而国家的实力却非靠实业兴旺不可。宫保对洋人国家的商家颇有研究，商战商战，以商品为战。这些年闹银荒，银子去哪了？被洋人赚走了。洋人靠什么赚走？靠的还是商品。鸦片是害我国人的毒品，但在洋人看来，也是国人需要的商品。不管洋人的逻辑多荒唐，这些年来我国进口洋药数量年年剧增这是事实。除此而外，洋人把大量洋货一轮船一轮船运到大清，包括日用百货，也包括电话、电报、轮轨、火轮车等设备，不一而足。而大清能出口到洋人国家的除了茶叶、土产外，哪还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大清进口的洋货远远超过出口的土产，这是大清银荒的根本原因。要想抵制，只有兴办实业，生产有竞争力的商品。如果有更多的商品出口到洋人国家，我们便赚回洋人的银子。即便不能出口洋人国家，国人用国货，洋货销量减少，也是减少银荒的一策。所以，无论如何，大兴工商实业，宫保必须当成头等的大事。”
“我也正有此志。要办实业，闭门造车不行。东洋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实业大兴，东洋货已经后来居上，要办实业，非到日本去实地考察不可。”
“我也正有派人出洋的打算。不过今年怕是来不及了，等造币和官银号办出眉目，最迟明年上半年，我就派你去日本考察实业。”
周学熙深受鼓舞，就实业救国，又与袁世凯畅谈良久。
九月份醇亲王载沣大婚，福晋是荣禄的女儿，小名叫大妞。男女两方，袁世凯都要花一笔贺礼，尤其是荣禄这边，当然要更重一些。他早已派人赴上海，买了足有四万两银子的珠宝首饰，准备送给荣禄的女儿。这件事袁世凯打算让办事圆通的杨士琦去，但杨士琦出关与俄国人谈收回关内外铁路事宜，原来预计九月初就能回来，谁知道好事多磨……
关内外铁路是指从北京丰台经过天津、山海关再到沈阳的铁路。这条铁路加上到营口的支线，全长八百多公里，目前已经修通六百余公里。八国联军入侵后，这条铁路分别由英国和俄国军队占据，迟迟不肯交还。朝廷任命袁世凯为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分别与英国、俄国交涉交还事宜。英国人占据关内铁路，是想阻挡俄国人南下，以防威胁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因此提出的交还条件是，所有的支线都不能交由任何他国修筑，而由中国自造。中国当然是求之不得，因此中英较顺利地签订了协议。但俄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关外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铁路支线该怎么修，别国无发言权。所以磨来磨去耗掉了好几个月。最后，在合同中只规定北京到张家口、天津到保定的支线由中国修筑，且不用任何外国资本，并不得作为向外国借款的抵押。至于关外支线，暂且不作规定。各方终于达成一致，关内铁路交还袁世凯亲自与英国人谈；关外铁路交还则由杨士琦出关与俄国人交涉。等杨士琦谈妥回到天津时，已经是九月十一日。
“老五，你总算回来了。你马上进京一趟，把我收回关内外铁路的奏章递上去，同时，还有一项差使也得你办。”
袁世凯交代清楚后，杨士琦回道：“宫保，淮军银钱所的银子已经花了不少。这总是一笔死钱，花掉就没了，得想开源的新法子。”
“开源的新法子已经想了好几条，缉之正在加紧办理。短期见效的是铸铜元，长期见效的是大办实业。”
“大办实业自然是开源的根本之策。但不能只指着将来新办，眼下该北洋的实业也应该实至名归才是。”
袁世凯瞪着眼睛想了一阵后道：“你是说盛杏荪抓在手上的轮船和电报？”
“我早有此意，别人主政北洋怎么对待轮船和电报我不管，如今我当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必须让它们重归北洋治下。我打算向朝廷请假回籍葬母，借此机会我到湖广、两江都走一走，也到上海与盛杏荪见一面，听听他怎么说。”
袁世凯母亲去世后，朝廷只赏假百日守孝，百日之后，他便除服办事，母亲遗体则运回河南，却一直没有下葬。不久他又受命总督直隶，两宫回銮，安定地方，公务实在太忙。如今已是深秋，关内外铁路已经收回，直隶、天津也都日趋平静，估计这次无论如何朝廷会准假。
果然，这次朝廷准了，上谕说：袁世凯著赏假四十日，回籍葬亲。该督之母刘氏，加恩赐祭一坛，著河南巡抚派员前往致祭。
袁世凯临走前，军务政务都要做一番交代，之后又将阮忠枢叫来吩咐道：“老阮，前一阵商议的那个保案，我起程前拜发吧。”
袁世凯所说是《直隶防军迭次剿平拳土各匪汇案择优请奖折》，以剿匪为由，奏保请奖二百余人。
“宫保，今年保折已经办了六七批，不下五百人次，是不是太多了。”
阮忠枢说的一点不假，年初，袁世凯就以办理回銮差务为名，为三十余名官员请奖；二月又以办理直隶善后出力为名，保奖出力文武员绅中外教士二百余人；三月再以黄河安澜为名，为三十余出力人员请奖；四月又以三年考绩，补行大计，保奖直隶二十余官员；五月底又以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两届期满为优秀学生请奖，一次超擢三十余人；七月又为剿办直隶南部景廷宾造反的文武官员七十余人请奖；九月初又为永定河抢护有功人员十七人请奖。这还不包括单独上折个别保举的人员。袁世凯的军中心腹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刘永庆等人，幕府及文职心腹阮忠枢、杨士琦、杨士骧、唐绍仪、赵秉钧等都是数次获保。段祺瑞三个月内两次受保，由候补知府到二品衔留直补用道，并赏戴花翎，赏加勇号。这要放在别人麾下，恐怕要熬个三五年。
“老阮，人才难得。要成大事，没有人才怎么行？将来咱们要大批募练北洋常备军，又要举办各种新政，急需大批人才。要吸引人才，非让他们看到希望不可。我经常说，不能把官印锁在抽屉里，摸平了棱角还不舍得授给下属。你不保举，不给他们攒资历，将来有了空缺，无论文武，你没有够资格的人，朝廷是不是就给直隶派人来？那又是何苦来哉。何况这次保案，主要是为了照应一下直隶淮练各军，听我的，办！”
“老阮，我已经看过了，再斟酌什么？别啰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