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怎么样？”
“晳子不愧是旷代逸才，才思泉涌，气势磅礴，真是一篇雄文。”
“晳子嘛，才气是有的，但不免有书生的通病，爱炫耀文辞，有时候难免不切实际。你觉得这篇文章的立论如何？立不立得住？你也知道，这四年来办共和，我是精疲力竭，几乎是难以为继。国家下一步怎么走，是一桩大心事。晳子的议论，也算是一说。”
“晳子的这篇雄文可不仅仅是书生意气，他对共和四年以来的社会分析，相当独到深刻。尤其是美国能够办好共和，而中国却办不好的原因分析，真是令人茅塞顿开。中国人不具备美国人尊重法律的习惯和智识，因此中国的共和是假共和，民主是其形，专制是其实，真是一语中的。而孙、黄发动所谓二次革命，实质是以武力争夺总统之位，开了一个恶例，只怕将来总统选举，成为军人武力竞争的游戏，想来真是可怕。”
“是啊，上行下效，大总统选举如此，封疆大吏的更迭将来是不是也会演化成用枪炮说话？那样中国将成了诸侯割据的一盘散沙。四年来，我之所以加强中央集权，把地方将军、巡按使的任命大权收归中央，就是千方百计阻止藩镇割据的局面。孙、黄发动暴乱，南方七省悍然宣布独立，公然对抗中央，这不就是藩镇割据的前声？而中国一旦中央失去权威和控制力，势必分崩离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是说从前，如今的中国，分久必不合。为什么？因为从前没有真正的外敌，都是中国人自己闹分家；现在群狼环伺，一旦分崩离析，必然被彻底瓜分，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将从历史上消失。这可不是杞人忧天。辛亥以来，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英国策动西藏独立，日本人已经踏进南满和山东，还在惦记着福建，这是近在眼前的祸患。中国走错一步，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我真是如履薄冰。”
袁世凯摇头道：“那可真是未必。有孙、黄在一边捣乱，为了对付日本人的二十一条，我们费了那么多的功夫，他们还在叫骂我袁某人卖国，国人如何能够体谅？我不在乎。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为中国找一条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
梁士诒知道，自己必须表态了：“晳子的文章好固然好，但他说的君宪救国却立不住，因为不合时宜。”
袁世凯问：“噢，怎么说？”
“若在辛亥前，如果按照前清的部署，踏踏实实行君主立宪，中国或可逐渐走上民富国强的路子。可是，清帝已经退位了，中国已经走上了共和的路子，世间只有从专制走向共和的，没有从共和退回专制的。就好比一个鸡蛋，已经孵成了小鸡，无论如何，是没法再将小鸡变回鸡蛋了。唯一可行的，就是好好养这只鸡，饿了喂食，病了吃药，让它健康长大。”
“燕孙所说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国体问题并非像鸡和蛋的关系那样不可逆回。”
“当然可以逆回，但是风险实在太大。民国成立后，报刊铺天盖地，宣传‘总统人人可做，国家非一家一姓之产，大总统不过是受国民委托的公仆’，所谓‘民权观念’空前普及，突然又要行帝制，百姓会怎么说？”
“中国百姓不像美、法百姓那样关心政治，只要国家能够安定，对他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国体，想来不会有太大的反对。”
“当然，最大的危险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有野心的人。大总统请想，仅仅是宋教仁被刺，孙、黄就可据此煽动七省暴乱，如果改行帝制，抛弃共和，不是给他们趁机作乱提供最好的借口？辛亥之后，出现了多少野心家！辛亥已经造成纲常崩坏，共和已经煽起了他们的非分之想，这些人失去了对‘君上’的由衷敬畏，而且因‘官军’不再效忠朝廷，化为所谓的‘民军’，其实是化为私人武装，多少人具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一旦改行帝制，他们便会以再造共和为借口，发动兵变，无论谁将来当皇帝，都将成为野心家讨伐的对象，中国必将陷入混乱。因此，于公于私，改行帝制实在得不偿失。”
闻言，袁世凯点头道：“燕孙说的有道理。”
梁士诒继续劝道：“大总统，我追随您多年，知遇之恩，无以为报，不怕大总统生气，不要说乱党会以此为借口举兵，就是北洋袍泽，恐怕也不是铁板一块。”
这说到了袁世凯的心病，北洋三杰，段祺瑞一直唱对台戏，冯国璋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听语气也不会支持，王士珍是最善明哲保身，不会反对，但要他支持也不可能。北洋已经显出皖系、直系的山头，的确不是铁板一块，但袁世凯嘴上却依然道：“北洋的袍泽，向来是顾全大局的。”
“君宪是否能够救国，这是晳子一说，我并没有成见。”
梁士诒的这次觐见，无意中激怒了袁克定，他在西山别墅密召杨士琦商议道：“杏公，梁燕孙真是可恶，老爷子见他后口风更紧了，担心更改国体，会成众矢之的。”
杨士琦说道：“大总统行事向来以稳为上，水到渠成他才会断然行动。”
“这件事情如何容得久拖不决？如果拖个一年两年，不知又会冒出什么事情来。日本人弄了个二十一条，一下就给耽搁了半年。如今与日本人和议达成，孙、黄一时成不了气候，正是改行帝制的好时候。”
杨士琦劝道：“大总统主要是担心国人反对，引发动**。如果能够打消大总统的担忧，才能谈得到其他，所以，从舆论上把势造足，是目前最要紧的。”
“晳子的文章，本来是造势的极好机会，可是老头子不让在报刊上发，说再等等看，如今让梁燕孙打一横炮，眼看要前功尽弃。”
“晳子的名头，还是小了些。”
“梁任公名头大，可他不识相。这些广东人，真是可恨。”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大总统对洋人格外看重。我有个主意，大公子看看如何？”杨士琦的主意，是请袁世凯的洋顾问发表对君宪的意见，如果他们说一声，中国非行君宪不可，那大总统必然心动。袁世凯的洋朋友有十几个，英国公使朱尔典，已经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专制传统力量太强大，非行君主立宪不可；《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认为，中国民众智识较低，共和不可行，也是支持君宪；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对本国君宪制度很自信，当然也是支持君宪，但因为二十一条，国人对日本人很厌恶，而且让一个君宪国的顾问发表意见，实在没有说服力。最后，两人目光聚集到美国人古德诺的身上。
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协会会长，任过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三年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顾问。去年回国，出任霍浦金斯大学校长。他在中国待了两年多，对中国实行共和不看好，认为中国的专制应继续下去。他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家，袁世凯对他的意见很重视，如果他能发表支持君宪的文章，要说动袁世凯发动帝制，就容易得多。
杨士琦又说道：“这事我来想办法，以政事堂的名义请他到中国来一趟。”
“老头子对一般百姓的舆论并不太担心，他怕的是地方封疆大吏们不支持帝制。”
“那当然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做足舆论文章，一方面要设法让地方实力派和北洋袍泽支持帝制。”
“地方实力派都是势利眼，要运动他们要有一笔大开销。动钱的事，离了梁燕孙实在办不了。”
“对付梁燕孙，山人自有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