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国民代表，名义上是各省推举，实际上这个名单里的绝大多数人是袁世凯和他的亲信从在京任职的军政官员中提出，按他们的籍贯分别提到各省去。在此之外，还留出一些名额，由各省将军、巡按使决定。这个候选人名单，责成各省必须照单全部“选出”。选举的办法，是每县选举出一名选举人，到省里投票推选国民代表。然后再由国民代表投票公决国体。江苏的“国民代表”投票前各获赠五百元的“川资”，已经齐集南京，准备正式投票。
按照十大金刚的密电，选举“国民代表”和国体投票，将军、巡按使必须亲临现场。选举“国民代表”时冯国璋就以生病为由没去，让巡按使齐耀琳全权办理；明天的国体投票，他也以病为由没打算去。
阮忠枢力劝冯国璋明天一定为国体投票撑门面：“上将军，现在日本人已经照会政府，说中国反对帝制暗潮之烈，出乎意料。如果上将军明天不肯出面，报社肯定穿凿附会，流言四起，甚至说北洋分裂。上将军身份与他人不同，因此请务必体谅。”
冯国璋拒绝道：“老阮，勿再多言。我不反对已经是给老头子面子了，让我出面唱戏，办不到。”
“上将军，你并非国民代表，选举是他们的事，你只需露个面就行了，也不违背你的初心。”
“老阮，你们搞的一套，全是掩耳盗铃，这能算选举吗？”冯国璋拿出两份密电扔到桌上，“老阮你看看，你们十大金刚办起事来有多荒唐，以无形之强制这样的话也直接说出来，这样的电报一旦被报纸侦知，那可就闹出国际大笑话。”
阮忠枢接过来一看，一封电报是指示各县，必须确保按名单选出代表，“须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滞碍难行处，不妨隐以无形之强制。”另一封电报指示国民代表必须全票支持帝制，“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冯国璋敲着桌子问：“老阮你说，既然是投票，有一两票反对也为正常，非要求全票不可，还须用种种方法，你说，万一有人投票反对，用什么方法挽救？你总不能掐着人家的脖子，非让他同意不可？”
“上将军，这不用你担心，国民代表大都是官场中人，哪个不晓得为官之道？该怎么投他们心中有数。再说，投票是记名投票，谁投反对票，那不是自找麻烦？将来随便查他个罪名，就够他吃不了兜着走。”
“老阮，这种话都说得出来，你也不觉得脸红吗？”
阮忠枢哈哈一笑道：“上将军，以酒盖脸，何红之有！”
当天晚上，阮忠枢一劝再劝，冯国璋则是一拒再拒。第二天上午，投票即将开始，阮忠枢再次劝冯国璋：“上将军，你今天就是不出去，事情还是要照办。并且，今天的经过上面很快会知道，那么岂不是太伤项城的感情。毕竟你跟了项城这么多年，样样的事情都帮他，到了现在这次，你又何必这样较真呢？”
冯国璋最后答应到现场，但将一语不发。
阮忠枢连忙拱手道：“行行行，你只要出面我就知足了。”
投票现场设在将军府的大堂，也就是当年两江总督府的大堂。国民代表六十人，再加办事人员、报社记者、警察、杂役，有上百人。代表每人一张选票，上写君主立宪四个大字，下面空白处，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赞同或反对字样。投票结束，当即宣布结果，江苏六十名国民代表，全部赞同君主立宪。
接着再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先由齐耀琳演讲，历数袁世凯的功绩，表示中国实行宪政，唯有袁世凯有资格当中华帝国皇帝。于是办事人员拿一张推戴电，上写“江苏国民代表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皇帝传之万世”，由各代表在上面签名。签完名，有人带头高呼“中华帝国皇帝万岁万万岁！”代表们跟着高呼，现场人员也跟着高呼，齐耀琳最后致祝词：“神圣首出，国体改良，其毕同好，拥护中央，爱我元首，建极唯皇，千年万世，康乐无疆。”
至此投票告结束，冯国璋一言不发离开现场，很快齐耀琳亲自拿着呈报帝制筹办电报来请冯国璋签名。冯国璋连看也不看：“你们发吧，不用我看。”
“上将军，还需要您的签名。”
冯国璋不肯签，阮忠枢和齐耀琳一劝再劝，冯国璋不胜其烦，在电报上签了名，对阮忠枢道：“老阮，你看这像不像唱戏？只差粉墨登场了。”
袁克定得到的消息，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已投票各省都是全票赞同帝制，忧的是反袁情绪正在酝酿，尤其是得到密报，蔡锷极有可能从日本转道云南，将宣布反对帝制，而滇、黔、桂、粤等省正在加紧密谋联合反袁。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已经派员回到国内，正在策划组织数支反袁军。
袁克定与亲信商定提前宣布帝制。原计划12月19日由参议院代行立法院举行总推戴，等不及了，提前至11日举行。因为票箱尚未到齐，因此省略检票手续，由秘书长报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人数与票数，计全国一千九百九十三名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票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参政院院长黎元洪在帝制启动后就坚决辞去院长一职，因此推戴会由副院长汪大燮主持。他提议，各省推戴书已经到院二十三件，虽然黑龙江、新疆、甘肃、云南四省尚未到，但已经有推戴电文发来，是否应转呈政府？请大家表决。参政杨度、孙毓筠当即提议，全国既然一致赞成君宪，并推戴大总统为皇帝，本院理应据情咨报政府。本院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众人都赞成。
汪大燮立即宣告：“中华帝国国体已定，全体起立。”
众人起立，高呼中华帝国万岁，袁大皇帝万万岁。
十一点，汪大燮亲自将推戴书奏呈袁世凯：
有清失政，我圣主应运而出，将倾之国家，圣主实奠安之。南京政府，举非其人，民心惶惶，无所托命，圣主实苏息之。民国告成，群丑窃柄，怙恶不悛，自逃覆载，圣主实抚育而安全之。皇天景命，凡三集于圣主而圣主终不居也。今者天牗民衷，民归公德，全国一心，建立帝国，并戴为皇帝，伏愿俯顺民情，早登大宝。
这份推戴书是杨度起草的，袁世凯早已看过，十分赞赏。如今以参政院的名义呈来，心情还是颇为激动。按照预先商议的程序，本次推戴，袁世凯要推托不受，咨复也是由杨度提前写好的，推辞的理由是“致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选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这当然是表面文章，却极为重要，因为袁世凯既要帝制自为，又不愿担背弃共和之责。
参政院于下午五时重开会议，孙毓筠等人提议再上推戴书。六点钟，第二次推戴书奏呈。这次推戴洋洋三千言，历数袁世凯的劳绩，非袁世凯出任中华帝国皇帝不能救中国。
第二天，即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申令，全国承认帝位：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济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荣，有不能自已者也，乃国民责备念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故，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保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共尔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总统怜念民生之至意。
同时还发布申令，警告好乱之徒，如果造谣煽惑，当执法严惩。随后又任命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十人，以便及早制定新宪。又有一道申令，改中南海为新华宫。
当天下午，袁世凯召集梁士诒、朱启钤、阮忠枢等亲信开会，由朱启钤报告大典筹备情况。登基大典定于1916年1月1日，地点在太和殿。紫禁城的三大殿是明清举行大典的地方，袁世凯登基当然也要在这里。但是要改造，中华帝国尚赤色，所以三大殿的黄色琉璃瓦要换成红色，三大殿名字都有个和字，这让袁世凯想起共和，不好。袁世凯亲自改名，太和殿改为承运殿，中和殿改为体元殿，保和殿改为建极殿。玉玺、龙袍以及皇后、妃子、皇子、皇女们的吉服准备得差不多了，从国外定制的尚在路上，要加紧催。为了争取列国支持，要花一笔交际费，包括给公使馆人员礼物，古德诺、有贺长雄等外国顾问及中外记者润笔费等等。总体预算，大约两千万元。袁世凯一再交代，要能省则省，财政捉襟见肘，由梁士诒设法腾挪。
然后议年号，由杨度作说明。提议的年号为洪宪，受启发于《尚书》中的《洪范》。“洪”意思是大，“范”是法，相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洪宪意思是以宪法为大法，行君主立宪。另一个渊源与朱元璋的洪武年号有关，明朝是从蒙元手中夺取天下，恢复汉人政权，洪宪也意味着从满人手中恢复汉人天下。
这一商议，就花去了两个多小时。会议结束时，袁世凯突然道：“既然已经更改国体，最好能挑个好日子，先与百官见个面。”
袁世凯的意思，就是要接受百官的朝贺。众人都不好表态，袁克定出头道：“我请人看过日子，明天就是好日子，明天一早，百官朝贺。”
这实在太仓促了，但袁世凯答应了，就只好在第二天举行。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驻京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次日一早接到通知，九点钟到居仁堂依次分批参加朝贺。因为时间实在太仓促，大家并未统一服装，只有军人好办，统一穿的军礼服。文官们就难堪了，定做的典礼服还都没拿到手，有的穿燕尾服，有的长袍马褂，外交部的人都穿西装。居仁堂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世凯并未穿龙袍皇冠，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大家接到的通知，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杨度、朱启钤等亲信带头行三跪九叩大礼，有人跟随，有人鞠躬，所以场面有些混乱。袁世凯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就做个虚扶的姿态，以示谦逊。
朝贺结束已经快十一点。袁世凯站了一个多小时，有点累，但心情总算还好。百官朝贺，态度都是很恭顺的，唯一的遗憾是黎元洪和段祺瑞没有露面。内务部报告说，两人都是因身体原因请假。生病是假，不捧场是真。段祺瑞且不去管他，但黎元洪不能不特别敷衍。他是共和元勋，他对帝制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无论如何要千方百计笼络。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一直驻在湖北，即便当选了副总统，也不到北京来。袁世凯想了许多办法让他到北京任总参谋长，让他去做江西都督和湖南都督，他都不就。当时中国的形势可称之为三分天下，北方是袁世凯的势力，南方是孙中山、黄兴的势力，中部则是黎元洪的势力。两方都想争取他，因此袁世凯也不能逼他太甚。1913年二次革命后，南方势力范围被袁世凯所得，黎元洪顿显势孤，年底袁世凯电邀他北上，说有公事商量。此时他已没有拒绝的本钱，只好领命北上。黎元洪到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武昌。袁世凯将瀛台设为副总统办公室，黎元洪从此驻在瀛台，出入都有人监视。瀛台是当年囚禁光绪的地方，黎元洪知道袁世凯的意思，因此万事不出头。帝制闹起来后，黎元洪连辞副总统和参议院院长，袁世凯一直没有批准，但他却以病为由，在家赋闲。
黎元洪人称黎菩萨，是因他性情温和，与人为善。当然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软弱可欺。袁世凯对黎元洪十分笼络，为自己九岁的儿子和黎元洪的次女订婚，两人成了亲家。而且还在广东胡同买了荣禄的一所旧宅赠送，让他平时在此居住。又时常赠送礼物，两人面子上还说得过去，他以为要让黎元洪就范并非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