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孺兄真是一言中的，我最近也向英法美等国驻津领事请教过宪政，他们也说宪政的核心，就是三权分立。光孺兄是翰苑前辈，又数次充任考官，称得上门生遍天下，却不抱残守缺，倾心外洋宪政，真正难得。”
戴鸿慈是考察团一行中最年长者，时年五十有二。他科举十分得意，二十三岁就中进士点翰林，此后任过福建、山东、云南等省学政，又多次充乡试主考、会议阅卷大臣，像他这种经历的官员，大多思想守旧，因此袁世凯有此感慨。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从前我也对外洋国家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机器制造或长于我们，典章制度怎么可能与我们泱泱中华相比？这次出游，真是大开眼界，感觉从前不过是井底之蛙、夜郎之辈。”考察团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张，但再紧张也不至于错过“优游休闲”，所经过的著名都市都要趁机一游，不过这也有收获，“这次考察的国家，无论东洋日本还是美英法德，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或公园，或万牲园，或图书馆，或博物馆，一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又可增益见闻。我在轮船上就和午桥商量，京城也应该建博物馆、图书馆，最急需的就是建个万牲园，从国外购买一批珍奇动物，供众人观赏。”戴鸿慈说完，又转头向端方说，“是不是午桥，我在轮船上是不是说过这话？”
端方一边吃菜一边点头，有点调侃地说道：“是是，光孺兄说美国人能把澳洲的袋鼠弄到美国，大清为什么不能？”
戴鸿慈却是一本正经：“宫保，别看是只小小的袋鼠，可以让国人认识到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能夜郎自大，更不能做井底之蛙。”
“光孺兄见微知著，颇有道理。”袁世凯又对端方道，“午桥，你有何高见，不妨说来听听。”
“光孺兄所言，正是我所言，所以无须赘述。我和光孺兄起草了份折子，我们这一行的见解和建议，尽在折中。想请四哥帮忙看看，还有什么补充完善的。”端方入席后，一直没怎么说话，只听戴鸿慈侃侃而谈。
“好，我一定认真拜读，不懂之处再向两位请教。”
散席之后，端方打发人将他和戴鸿慈起草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送到袁世凯的签押房。袁世凯小睡一觉，醒来即阅端方的奏折。这份奏折先回顾数十年来大清屡次战败的事实，而后分析原因，“通计此数十年外交之事，中国无一不处于失败之地，此其何故哉？自稍有识者论之，则曰，我之兵强不如彼，我之国富不如彼而已。然概观各国之土地人民，殆无一能及我国者，甚或土地小于我数十倍，人民少于我数十数百倍者。此其兵何以能强，国何以能富，必有其不易之道焉，而非论者之言所能尽也”。
这个奏折开篇以问题入手，容易引人思考，开笔不错。接下来论述根本原因，“盖世界政体，厥有两端，一曰专制，一曰立宪。专制之国，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国易危；立宪之国，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国易安”。然后再以俄、日为例，分析专制为何国易危，而立宪何以国易安，得出结论，“臣等以考察所得见，夫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于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因而推之于俄国，其所骤然弱败者，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更进而观于我国，数十年来之未臻富强，而外交无不失败者，亦与俄国有同一之理由，专制政体之国，尤无可以致国富兵强之理也。”“中国今日正处于世界各国竞争之中心点，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天然财产之富，尤各国之所垂涎，视之为商战兵战之场。苟内政不修，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
不过，端方并不主张立即实行宪政，“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若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
大清非立宪不可，而速立宪又不可，该怎么办？参考日本自明治维新到实行宪政预备期二十三年的情况，他们提出大清应有十五年至二十年的预备立宪期。预备立宪期间，应当早定六事。一是举国臣民立于同等法制之下，即法律面前人皆平等。二是国事采决于公论，中央与地方都设议会，以顺民意而收舆情。三是集中外之所长，外国好的东西要吸引，中国传统中好的东西也不能丢掉。四是明官府之体制，五是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六是公布国用及诸政务。
袁世凯阅完这份奏折，第一印象就是行文太过啰嗦，洋洋万余字，其实主要就是说明了一件事，宪政优于专制。而预备宪政期间应当举办的事项，奏折列了六条，袁世凯认为并未抓住关键。他在日本宪政上已经下了一番功夫，幕府中又有不少日本人，近水楼台，经常向他们打听日本宪政情况。尤其日本宪政的官制，他更为关切。日本设责任内阁总理一名，各省（相当于清廷的部）的长官同时又是阁员。所谓责任内阁，就是对自己决策的事情要负责任，要向天皇负责，也要向日本国民负责。袁世凯钟情的就是日本内阁制，已经让张一麐准备了几份说帖，谈他对宪政的主张，说帖好几份，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份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之所以准备好几份说帖，就是为了掩盖他的真实目的。
他让人把端方请过来说道：“午桥，今下午我拜读了大折，全系真知灼见，尤其直言专制必致国危，宪政必致国富，真正是有胆量，有担当。”
“四哥谬赞，不但是我们这一路，泽公那一路也是如此想法。”
“我完全支持你们的建议。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观察，凡是有点头脑的无论士还是绅或者商，都在吁请朝廷立宪，尤其是江、浙、粤的绅商，与洋商接触得多，参照自己的经历，更觉得宪政有利于保护实业、促进实业，也只有立宪才能加快发展实业。不但实业界，就是各级官员，也无不把立宪作为改革官场风气、富国富民的希望。我还有一点认识，我听说在日本的留学生分为两派，一派是立宪党，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是救大清的良药，一派是革命党，认为满人朝廷已经不可救药，主张暴力革命，他们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据日本人对我说，这部分人目前尚未成气候，但气势汹汹，如果朝廷不尽快实行宪政，立宪党也可能与革命党合流，那时候，朝廷可真就是万劫不复。所以，尽快实行宪政，也是消弭革命的最急切有效的办法。”
端方回道：“我在日本见过晳子，也就是杨度，他与四哥的高见不谋而合。他也认为如果不尽快宣布立宪，像他这种人也会投入革命党。”
“午桥，我是反对革命党的。为什么？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搞叛乱，就像历史上历朝历代的造反。造反能够改朝换代，但对社会的发展破坏太大，受损最大的是老百姓。回头想想洋人打开国门后，洪杨造反、捻子造反、西北变乱、义和团闹事，洋人统计说，这几场变乱大清死了八九千万人！可怕不可怕！我主张朝廷应当顺应民意，通过政治变革实现社会变化，而不能走百姓造反改朝换代的老路！从前百姓造反，无非改朝换代，如今列强环伺，觊觎已久，百姓造反，内忧足引外患，那可真有亡国灭种之忧。”
“四哥所虑极是，所以我与泽公他们一路都主张朝廷诏定国是，宣布立宪，也是为了消除革命党蛊惑百姓的借口。虽然事情已经燃眉之急，但是又不能仓促行事，所以我提了十五年或者二十年的预备立宪期。”
“必须有预备立宪的期限，我也持此观点。预备立宪期间，大折中建议应当推行的六事，我也十分赞同。不过，午桥，我还有点补充，请你参考。”
“四哥请讲。”
“宪政有两种，一是民主宪政，一是君主立宪，你们认为哪种更适合大清？”
“在日本曾向伊藤博文请教，我国宜采用哪种宪政。他说，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君主立宪政体。日本国家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议决，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国家行政、外交、战和等大事也需经广泛讨论，最后呈请君主裁决，这样不像专制国，事事皆君主一个人说了算，但君主又有相当的权威。因此，君主立宪对中日这样长久专制的国家而言最为合适。我也是主张应当仿行日本的君主立宪。”
“中，我们又想到一起了。正如你所说，日本预备立宪的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在这二十年间，首先推行的就是官制改革，最主要的就是采用责任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一员，各部行政长官充阁臣，代君主而对人民负责任，其行政善，则得固其位；行政不善，为人民所怨，则是阁臣之责任。所以责任内阁制，可增强臣子的责任，而巩固君主的地位。这个意思，似乎应当在奏折中有所体现。”
“四哥所言极是，四哥的意思有没有现成的稿子，我改起来方便。”
袁世凯早有所备，把几份说帖交给端方道：“这是西席的老夫子们准备的几条建议，我看唯有责任内阁的说帖还有些意思。你们带回去，也让光孺看看，能采用则采用，不能采用则不必勉强。”
“四哥放心好了。”端方明白袁世凯的意思，是不要让戴鸿慈吃醋，以为两人一番密谈，就决定了奏折的修改。既然袁世凯说责任内阁那份说帖有点意思，他就专挑那份说帖看。说帖不长，建议设内阁总理大臣一员，副大臣两员，各部尚书同时为阁臣。端方稍一用心，内阁总理大臣当然是奕劻，而有望成为副大臣的，一是瞿鸿禨，再一个就是袁世凯。而袁世凯与奕劻关系非比寻常，一旦如此组阁，则瞿鸿禨将成伴食，袁世凯则左右局势，“我看这个说帖的提议很好，不如照搬进折中。”
“目前不宜说得太明白，你只把设责任内阁的建议补充进折中，且看看朝廷的反应再说。”袁世凯知道端方已经明白其中的深意。
年不及四十的宗室载泽，是慈禧弟弟桂祥的女婿，也就是慈禧的内侄女婿，与光绪是连襟，这次出洋考政，朝野认为这是他将大用的先兆。载泽也很用心，考察期间写了一万五千余字的《考察政治日记》。而且参考行间购买的外洋图书，计划编辑书籍六十余种，并将其中三十余种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另将购回的四百余种外文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戴鸿慈、端方也带回许多书籍、资料，正在赶写介绍欧美各国政体制度的《欧美政治要义》供朝廷采择。可见考政团是下了功夫，慈禧十满意，期间召见载泽四次，召见端方三次。
载泽与端方所上奏折，都是吁请仿行宪政。然而朝中大臣反对宪政的也不少，满洲亲贵大臣担心实行宪政会影响他们的富贵，以荣庆、铁良等为代表反对最为激烈；部分守旧大臣，则担心推行宪政会使中国礼仪尽丧。他们认为立宪有“八大错”“十可虑”，五大臣此行违背君命，所奏并无裕国便民之计，却有削夺君主之权。若实行宪政，则足以乱国、乱政、乱兵、乱民、乱朝、乱制。尤其是推行宪政，将使“男不尊严父，女不敬父从夫，纲纪崩坏，怪变横出，将使天下土崩瓦解。”建议朝廷掷下严旨，再有渎请者，付有司严治其罪。
年轻气盛的载泽又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针锋相对大谈立宪的好处。开头就说：“旬日以来，夙夜筹虑，以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荧惑圣听者。”只此了了数词，把反对立宪者归于“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
接下来，他以日本宪政为例，罗列君主的十七项大权，得出结论：“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然后针对立宪削夺君权、乱国、乱朝、乱政的指责，认为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最后他表明自己的忠诚和苦心：“奴才谊属宗支，休戚之事与国共之，使茫无所见，万不敢于重大之事鲁莽陈言。诚以遍观各国，激刺在心，若不竭尽其愚，实属辜负天恩，无以对皇太后、皇上。”
与载泽旗鼓相呼，端方、戴鸿慈又上了《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参考杨度的文章，采用了袁世凯提供的说帖内容，开宗明义提出“中国非急采立宪制度，不足以图强”。而立宪首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官制，因为中国官制“有官而无法，认人而不认法”。奏请仿照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撤销内阁和军机处，建立责任内阁制。内阁设总理一人，副总理二人。中央各部也进行调整，设为内务、财政、外务、军、法、学、商、交通、殖务九部。各部尚书又是阁部大臣。内阁之外，再设会计检查院、行政裁判院、集议院三个独立的检查机关。地方各级机关则实行自治制度，各级长官由民主产生，取消简派任命制。
此时报纸舆论，多是呼吁立宪，尤其江浙绅商纷纷通过报纸发声，支持立宪。张謇除直接写信给袁世凯劝他支持宪政，又给他的江苏老乡、袁世凯的文案张一麐写信，让他劝说袁世凯。张一麐受人所托，借送稿之际相机进言：“现在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大清若不改革，恐怕难以自立于国际地位。而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革命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内乱正在逼近，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处于无权，或可消去隐患。如今朝中争执不下，这件事情，非有像宫保这样的疆吏领袖大力主持，才能推动朝廷向前一步。”
袁世凯却仍有疑虑：“仲仁，现在全国都嚷嚷立宪好，可是我还是有所疑虑，我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
“宫保所虑当然有道理，但如今专制几乎成了过街老鼠，民气之不可遏抑。宫保向来是善于顺势而为，此时怎能逆流而上？”
袁世凯有些不悦：“仲仁，听你的意思，我不支持宪政，倒成了百姓的罪人？难道非要逼我就范不肯罢休？”
张一麐见袁世凯真有些不耐烦，连忙道：“我哪里敢，只是知无不言。”
下午袁世凯再到签押房，案上有一封来信，一看笔迹就知道是徐世昌。他在信中说，如今京中立宪问题争持不下，慈禧夹在两派之间一时难以决断，已经连续几天夜不能寐，又兼天气炎热，以致患上腹泻。写者无心，阅者却别有会意。太后已经七十有三，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万一太后先崩，光绪复位，那时候第一个被清算的就是自己。以光绪天天拿箭射“袁”字靶的深仇大恨，绝不会是革职那样简单。袁世凯只觉得脖颈发凉，眼前闪过自己的一妻八妾及十几个儿女，痴呆良久。
第二天一早，他叫人把张一麐请过来说道：“仲仁，我昨天听了你的劝告，思之再三，觉得我应该上个折子，吁请朝廷预备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