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轻声自语，將请柬小心收好。
解元的光环与御前策论的加持，使得晏几道成为了汴京社交圈最炙手可热的邀请对象。
不仅是求亲的帖子堆积如山，各类文会、诗社、雅集的请柬也如同雪片般飞来。
上至宰相文彦博府上的赏菊宴，下至某位翰林学士组织的经义研討，无不以能邀请到这位少年文宗为荣。
若能得他蒞临，仿佛整个聚会的格调都能提升数筹。
然而，面对这纷至沓来的邀约，晏几道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定力与清醒。
他命老管家將所有请柬一一登记造册，然后亲自撰写回帖，措辞谦恭有礼，理由却千篇一律，坚如磐石。
“承蒙厚爱，铭感於心。
然省试在即，圣恩期许，不敢稍怠。需闭门潜心向学，恐负雅意，深以为憾。
待科场事毕，再当登门谢罪，聆听教诲。”
他以准备省试为由，几乎婉拒了所有的社交邀请。
此举非但没有引来不满，反而贏得了更多人的理解和讚誉。
“一心向学，不为浮名所动”，这样的评价在士林中悄然流传，为其形象更添了几分沉静的光彩。
相府旧邸的大门，再次对外紧闭。
但门內的晏几道，却並非如外界所想，仅仅是在研读经义、揣摩时文。
白日的绝大多数时间，確实投入到了省试的准备中，以其深厚的积累，进行著最后的梳理与巩固。
而当夜深人静，书房里只余一盏孤灯时，他便悄然展开了另一项更为宏大、也更为隱秘的工程。
晏几道著手准备，准备让《四书章句集注》提前百余年，在这个时代问世。
即便是有前世朱熹的成文在，但这依然是一项工程量浩大到足以令任何学者望而却步的任务。
晏几道虽然熟读后世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对其核心思想、编排体例、重要註解瞭然於胸，但又绝不能简单照搬。
时代背景已然不同。
朱熹所处的南宋，理学思想经过北宋诸子，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酝酿和发展，已初具体系。
而眼下是仁宗朝，理学尚在萌芽阶段，许多概念、范畴尚未定型，思想交锋的焦点也与南宋迥异。
直接將朱熹那体系严密、带有强烈程朱理学色彩的註解读物拋出来，无异於惊世骇俗。
且必然因缺乏思想土壤而难以被接受，甚至可能引火烧身。
因此，他需要做的，是“重构”而非“复製”。
他需要在忠实於《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本文的基础上。
巧妙地將《章句集注》中的精粹思想剥离出来，用符合这个时代语言习惯和学术语境的方式重新表述。
並有机地融入二程、张载等当下已被部分接受或正在发展的理学观点。
使其看起来像是基於当代学术成果的自然演进与集大成，而非凭空出现的“天书”。
这需要他不仅对《四书》原典滚瓜烂熟，更要对当下活跃的各家经说、思想流派有深入的了解和精准的把握，才能做到嫁接无痕，引导有力。
他伏案疾书，又时常搁笔沉思，在草稿上不断刪改、调整。
有时是为了一个概念的表述更能被时人理解，有时是为了平衡不同学派可能存在的爭议，有时则是要隱去一些过於超前、可能触及敏感话题的论断。
这是一项孤独而艰辛的智力劳作。
他仿佛一个跨越时空的工匠，小心翼翼地打磨著一件註定要震惊世人的瑰宝，却又必须將其偽装成当代的產物。
他並不急於求成，只是日復一日，利用夜深人静之时，默默地积累著资料，梳理著思路，构架著框架，撰写著初稿。
真正的发布时机，远未到来。
他需要等待，等待自己科场连捷，获得更高的声望和话语权。
也要等待合適的政治与学术环境，甚至可能需要等待某些关键人物的出现或某些事件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