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前的洪堡之所以会有那样“不切实际”的想法，绝不是被拿破仑吓慌了手脚，也不仅仅是出于对中世纪大学之神圣性的向往。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向往着古希腊式的生活，在他看来，古希腊人才是“人类存在的理想范本”，在他们身上，想象力和理性分析的能力和谐共存，而现代人总是各有偏废，比如歌德是伟大的诗人，独享着无人可以比肩的想象力，康德则是伟大的哲人，他的理性分析能力可谓空前绝后，至于像古希腊人一样兼具二者的，在洪堡看来就只有一个席勒了。如果洪堡的教育理念在我们这里也开花结果的话，那么文科生就不会贬低理科生缺乏人文关怀，理科生也不会嘲笑“文科生的逻辑”了。
我们之所以屡屡对古代的事情发生误解，总是以今天的认识推想古人的想法，是因为时代和空间的距离确实造成了许多的格格不入。今天的市民社会特别重视专才，一个人在任何领域只要获得了专业资格，就会受到旁人的钦敬，而那些“君子不器”的可怜人啊，反而最被人看不起。
所以西方哲学中的那些经典话题如果拿到我们这里来，尤其是放到百家讲坛或畅销书展台，是很容易被我们嗤之以鼻的。举一个例子好了：我现在正在写字，那么我面前的这张桌子到底存不存在，就算它也许真的存在，但我能不能“确定”它的存在？
你肯定会说，这算个什么问题，桌子明明就摆在你的面前，看得见，摸得着，怎么会不存在呢，你又怎么可能无法“确定”它的存在呢？
是的，这张桌子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颜色、形状和纹理，是视觉印象；我摸到的只是质地和形状，是触觉印象，一切的一切只是这些视觉和触觉的“感官印象”罢了。我并没有真的“确定”一张桌子的经验，所谓“桌子”，只不过是我的大脑把那些颜色、外形、质地等感官印象整合起来，给它一个总名，叫作“桌子”。我们的大脑会“推测”这些颜色、外形和质地不可能凭空存在，一定有着某个载体，但这个载体毕竟是我们体验不到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认识的只有现象，现象背后的那个本质是我们认识不到的。
这个问题会把哲学分成不同的类型，执意搞清楚现象背后那个本质的就是本体论（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我们搞不清那个本质的就是不可知论（比如康德的物自体），认为我们干脆只就现象研究现象的就是现象学（比如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事情本身呈现出来的，而是被我们的“语言迷雾”造成的，这就是语言分析学派（比如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小组的语言研究）。
我的概括可能过于简略了，但大体总是不差的。然后我们会问：这些深奥的学问到底能对我们的工作、生活有什么助益呢？能不能指导我们升官发财，教育我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还有怎么傍贵人、防小人，至少也该教教我们“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吧？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也唯其如此，思考一点哲学问题在西方传统里才配得上是贵族阶层最理想的休闲方式。怎么把这些贵族们的无用之学转变为我们这个市民社会的心灵鸡汤，这是一件龌龊而有利可图的事情。美惠三女神必须先做丰胸手术然后换上泳装，否则已经没人有兴趣多看她们一眼。
5。
桌子是否真实的问题很容易引导我们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更大，或许也更令人沮丧：我们生活的世界到底真不真实呢？《黑客帝国》正是在这个传统的哲学语境里编排出来的，中国观众不熟悉西方的哲学传统，所以往往把这部电影的所谓思想深度捧到了一个荒谬的高度。
其实我们本来有机会熟悉一个与之类似的哲学传统，那就是佛学。佛学这个外来的文化，现在已经被当作中国的一种国学了，但遗憾的是，印度佛学里那些精微缜密的哲学思辨并不曾被中国人接受多少。
印度佛学为了证明这个世界是空幻不实的（术语叫作“法空”），为了证明“我”也是空幻不实的（术语叫作“我空”），大费了一番思辨周章。人家的分析方式其实和桌子那个例子差不太多，也就是说，你如果用这种分析方式来处理那张桌子，就会发现桌子是“空”，用这种分析方式来处理你自己，就会发现你自己也是“空”。再分析下去，佛教就和西方哲学一样也分了派别，认为诸法因缘转生无自性的叫作“自性空”，认为世间万物分解到最后都是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的叫作“破析空”。所谓“四大皆空”，到底是怎么一个“空”法，就要看你在佛教的哪个派别了。
这样的佛学似乎也不可能对我们现实人生有什么实际的帮助，但佛教难道不是教人“度一切苦厄”的吗？当然没错，佛教是教人“度一切苦厄”“离苦得乐”，问题是佛教概念中的苦厄和我们日常语言里的苦厄含义截然不同。善男信女们求佛祖保佑自己吉祥平安、升官发财、多子多福，至少也要“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然而这些“乐”在佛祖眼里都是“苦”，因为轮回里的一切莫不是苦，只有摆脱轮回的束缚才是真正的“乐”。所以，那些自性空也好，破析空也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教你看破自我与世界的空幻不实，从而跳出轮回，再也不受转生之苦。
古代的印度人很喜欢这样的修行，因为他们地处热带，生活要比生长在温带的中国人容易得多，就算没房子住、没衣服穿，通常也不会冻死（印度有一个天衣派，他们的修行者到今天还坚持赤身**，哪怕是参加国际宗教会议），树林里也总是有许多热带水果触手可及。所以，他们会像贵族一样有大把的“闲暇”，那么，冥思苦想一些宇宙人生的终极问题自然就是打发闲暇时光的最佳方案。我自己就非常理解这些古代的修行者们，因为我的处境其实和他们非常相似，我很清楚像玩电游、打麻将这些娱乐活动只适合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偷闲放松一下身心，如果真的给你大把闲暇，你很快就会厌倦这些活动，而即便在这种时候也不会厌倦的娱乐方式恐怕只有数学和哲学，而哲学的技术门槛又显然低于数学。
但是，中国人可不喜欢这样的修行，而且普遍地长于感悟而不喜欢逻辑思辨，所以高级一些的修行境界就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低级一些的境界则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吃斋念佛，祈福禳灾。
所以佛教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彻底沦为心灵鸡汤了，“跳出轮回”这个最本质的教义甚至连一些僧人也不再知晓，或者明明知道也故意避而不谈。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没什么资格说别人的，因为在最拮据的日子里，我自己也编写过这种连自己都不信的心灵感言。
6。
现实一点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用“脚踏实地”这个褒义词来形容的话，我们的感觉会好得多。但我总是喜欢和那些不大现实的人交朋友，这倒不仅仅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朋友们曾经感到奇怪，像我这样一个情商为零的人怎么能够一眼看出一个人是现实型的还是不现实型的，我说这其实很简单，什么话都不必说，只要让我看一眼那个人的书架就够了。就拿历史爱好者来说吧，同样爱读历史，爱看现当代史的人肯定要比爱看秦汉史的人现实得多。我喜欢好熊，而好熊喜欢的历史时段比秦汉更早，是先秦。而为什么电视剧爱拍清宫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辫子戏，我倒觉得这里边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成分，而是因为在所有的古装戏里，清宫戏是距离我们最近的，而像我这样远离现实的观众从来都是少数。
就此扯一句闲话，对有些事情的判断其实只需要一点点触类旁通的小聪明罢了，实在用不着多少人生阅历。我曾经教给男性朋友们一个判断女生是否易于相处的极简易的办法，即看她喜欢的小动物是猫还是狗，这个小技巧屡试不爽。其实道理无比简单：狗和人最亲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猫却很有独立性，几乎从来不把主人放在眼里。我自己一定很愿意和爱猫的女生相处，彼此都给对方很大的私人空间，就像并立在微风里的两株芦苇，有风时轻轻地彼此触碰，无风时静静地消磨自己的时光，间或隔着呼吸可及的距离对望一眼。
当然，在这方面我也是少数中的少数，几乎所有人都喜欢藤缠树式的关系，我只要想一想就会不寒而栗。
我倒也没有完全偏离主题，因为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还专门谈到过阿猫阿狗的，他说人们若是为了炫耀闲暇而饲养动物，当然要挑选那些毫无功能性的动物，而且越是费钱就越有炫耀价值，因而也就显得越“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冈仓天心该怎样痛恨这种审美趣味啊。在凡勃伦提到的炫耀性宠物里，阿猫阿狗也在可选之列，这简直像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过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荣誉原则”和“浪费原则”永远在发挥着最大的指导作用：
除鸟以外，驯化动物中格外值得注意的是猫、狗和供驰骋用的骏马。猫的荣誉性比上述其余两者要差些，因为它的浪费性差些，有时甚至还有些实际用途。而且以猫的特性来说，同荣誉性目的也不相适应。它是在平等的关系上与人相处的，对于一向被看作价值、荣誉和声望上的一切差别的基础的身份关系，它全然无所关涉，对于它的主人与其周围的人们之间的歧视性对比，它也不能积极地有所贡献。不过就上述最后一点而言，像安哥拉猫（TurkishAngora）那种稀罕的产物，可算是个例外，由于代价高昂，是略有些荣誉上的价值的，因此就在金钱的基础上博得了可以称美的权利。
狗这样东西一无实用，而且在性格上别有禀赋，因此是有它的优点的。它往往被特别看成是人类的朋友，它的智慧和忠诚常常受到赞扬；这就是说，它是人们的忠仆，其服从性是无可怀疑的，而且善于体会主人的心情。这些特点使它与人类的身份关系极相配合，就这里所讨论的意义来说，都应当算作有用的特点；此外还有一些别的特点，则在审美价值上没有上面那样明确。它本身在驯化动物中要算是最龌龊的，习性是最淘气的；但足以弥补这些缺点的是它对主人的忠顺和谄媚，是它随时准备伤害一切别的人或进行捣乱。这样它就使我们的支配欲有了发挥余地，从而博得我们的欢心。它也是消费中的一个项目，一般是不适用于生产上的；这一点使得它的主人把它看成一种能增进荣誉的东西，并使自己在主人的屋檐下占到一个巩固地位。在我们的意念中，狗总是和打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而打猎却是件侵占性工作，是光荣的掠夺性冲动的表现。
狗既已居于这样的有利地位，于是不管在它的形态上和动作上可能具有什么样的美感，也不管它可能具有什么样的值得称许的智力特征，人们总是习惯地一概加以肯定，并加以夸大。甚至被狗迷们培育成的那些奇形怪状的变种，也有许多人会真心赞赏，认为它们实在是美的。这些变种的狗——其他变种动物的情形也是这样——的等级（从它们的审美价值来看），大体上是按其符合某种畸形的要求下的怪异程度和变幻程度来定的。就这里研究的意义来说，这种以外形结构的怪异和变幻为依据的有等差的效用，其根源实在是出于这类品种的比较稀少，因此也就是其代价的比较高昂。一些畸形的狗，像现在供男用和女用的一些流行品种，其商业价值是以其高昂的生产成本为依据的，对其主人而言，则其价值主要在于它们可以被用作明显消费中的一个项目。荣誉的浪费可以通过一只奇形怪状的狗而获得反映，因此这只狗间接地有其社会价值；于是在说法上和概念上略作转换，它就变成了宠物，就被说成是美的了。由于对这类动物不管怎样地加以殷勤爱护，也不会寓有利得或实用的意义，因此豢养它们就具有了荣誉性；由于这样的习惯是有荣誉性的，是不会受到轻视的，于是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顽强的日常嗜好（这种嗜好还富有仁慈意味）。由此可见，在对于玩赏动物的钟爱中，浪费准则作为一个规范是相当淡远地存在着的，而指导和形成对事物的感情和选择的，就是这个规范。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关于人对人的钟爱，情况也有些相类，虽然在这一情况下，上述规范发挥作用的方式有些不同。（《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第103—104页）
7。
凡勃伦真是很擅长分析这类问题。读他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意外地遭遇了一个看似和“有闲”无关却一直是我颇感好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住宅小区的草坪的，想来和很多人都有关系。
有一次不知是谁聊起了他们小区的绿化，说草坪其实很难打理，一不注意就会杂草丛生，所以这段时间他们小区的物业公司总会安排很多人去除草、补种，他们很辛苦，也的确很负责任。我却想到了一个问题：草坪为什么要除掉杂草呢，为什么不可以由着各式各样的杂草长出千姿百态来，肯定还会开出一些很漂亮的野花。野草的生命力很强，所以这样的草坪几乎用不到任何人工，既省钱又漂亮。
可是，我这个想法一定很愚蠢吧，因为它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至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轻易想到，然而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住宅小区，每一片草坪，没听说有任何一处用上了这个以天然胜人工的办法。他们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但我始终不知道这道理究竟是什么。
这也许是从西方国家的草坪学来的，但是，人家的草坪任凭人踩，任凭人躺，对草的要求高一点也不苛刻，我们的草坪却用围栏拦住，只可远观，不可亵玩，那么，丛生的杂花杂草难道不比整齐划一的草坪更有美感吗？
凡勃伦居然也讨论了类似的问题，他说这还是和炫耀原则、浪费原则有关：
大家对于花草的加工修剪以及公园中从俗的花坛布置都极为欣赏；上述的一般爱好，从这些方面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最近的哥伦布博览会故址改建工程，充分显示了中产阶级重视金钱的美大过于艺术的美的这一爱好倾向，就这一点来说，这件事也许是一个极其恰当的例证。这个例证足以说明，即使在一切奢华的浮面表现都已尽力避免的情况下，荣誉性浪费的要求仍然有力地存在着。假使主持这一改建工作的人不受金钱爱好准则的支配，则这一工作实际达成的艺术效果，也许同我们所看到的将大相径庭。在工作进行时，即使城市居民中的上层阶级也从旁赞叹不已；由此说明，就这一事例而言，这个城市的上、中、下各阶级之间，在爱好上即使有些差别也是很细微的。在这个金钱文化发展上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的居民审美观念中，明显浪费这个伟大的文化原则是被小心翼翼地保持下来，唯恐稍有背离的。
对自然的爱好，其本身也许就是从上层阶级的爱好准则得来的，这种爱好，在金钱的美感准则指导下，有时候会有意料不到的表现，这在一个粗心大意的旁观者看来也许会觉得有些离奇。例如，这个国家曾提倡在缺少树木的地区广泛植树，这原是公认为很好的一个措施，但在树木繁盛的地区，这一措施已经演变成为荣誉消费中的一个项目；我们常常会看到，在树木茂盛地区，一个村庄或一个农户，会把当地原有的树本通通砍掉，随即在道旁或院子里重新种上某些外来品种的树苗。还有这样的情况，整片的橡、榆、梅、桦、白胡桃、山毛榉等树木被清除掉，为的是让出地位来换上枫、槭、柳、白杨等树苗。人们认为，凡是适应装饰与荣誉目的的事物都应当具有一种高贵气象，而让一片原来存在的、不费什么代价的树木矗立在那里，是不符合这方面的要求的。（《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第101—102页）
我想今天的人们也许不易接受这个观点，那些为住宅小区规划草坪的景观设计师也未必真是这么想的。但是，事情的缘起很可能真的就是这样，只不过在漫长的时间里相沿成习，大家都觉得草坪“就应该”是这样，再没有追问一下为什么一定应该这样。
于是，住宅小区里的草坪，也许就是曾经的上流社会留给我们时代的最醒目的痕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