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并不能一分为二地分成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还有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恐怕同样也不能一分为二地分成相信神圣的人和不相信神圣的人，我的朋友夏天天就是一个例子。他说他既不知道神佛到底存不存在，也不确信究竟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或者干脆就没有神圣的东西，但他从来不会百无禁忌、为所欲为，恰恰相反，他是我的所有朋友中最善良、最会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他从不会伤害别人哪怕一点点，他说只要一想到自己的某个举动会伤害到谁，他就会比自己受到伤害还要难过。所以他这一辈子总是亏自己吃，便宜被别人占。不知多少人劝过他要世故一点，要狠一点，但他做不到，而且始终不愿去做。
我问过他，是否觉得“不伤害别人”是一条神圣的价值标准呢？他说他并不这么觉得，他反而觉得这世界就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自然的事实，而像他这样的人迟早会被淘汰。
至少最后一句他说得没错，他这种永远吃亏的好人当然是找不到女朋友的，所以也不大可能结婚生子，他的基因不可能被复制下去，很快就会消逝在我们的星球上了。而那些善于钻营又心狠手辣、厚颜无耻的人攫取了太多的社会资源，有条件妻妾成群，所以他们的基因会被大量地复制下去。
夏天天很清楚，自己的善心很可能不会招来任何善报，也很可能并没有一个天堂在彩云之端等候他的大驾光临，他也不认为自己所坚守的道德信条有任何神圣性可言（他觉得那只是他的性格和早年的教养所致），但他就是不可救药地坚持以这种姿态生活下去。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夏天天是唯一一个始终奉行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句老生常谈的人。不知道周国平会不会觉得夏天天的道德情操比那些相信神圣的人更甚，不知道袁了凡会不会在夏天天的面前觉得有点惭愧，而当宋焘审判夏天天的灵魂时又不知道会给出什么样的裁决呢？
8。
有一个人和夏天天恰恰形成对照，也恰恰可以代表今天绝大多数的善男信女，这里姑且称他为老张吧。
老张的儿子那一年刚上初中，新年一大早就裹上厚厚的冬衣，一脸不情愿地跟着爸爸出门烧香。小孩子显然一点都不懂得烧香这件事对于全家人的重要意义，他只是死气沉沉地陪爸爸跪着，终于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句：“为什么要烧香呀？”
老张默默地磕完了头，这才回答儿子说：“这有什么可问的！为什么要烧香，为了求佛祖保佑呗！就像给黑社会交保护费，黑社会就保护你；给政府缴税，政府就保护你。”
儿子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那是不是保护费交得越多，得到的保佑就越多？”
老张愕然半晌，想到这次花掉的香火钱仅仅占到去年家庭GDP的不足万分之一，心头不由得生出一丝忐忑，但终于还是法相庄严地呵斥儿子道：“就是这么回事吧！小孩子别问那么多，赶紧给佛祖磕头！”
老张这话没有半点不敬，却没想到话音才落，旁边就有人横了他一眼：“哪来的‘佛祖’？这是道观！”
老张的这则逸事在朋友圈里广为流传，但大家只觉得好笑，没人觉得奇怪，因为老张就是这么个人。其实老张绝对不是粗人——深藏不露永远是高手特有的低调作风，老张虽然看气质像个流氓，真实身份却是一位很有头脸的文化工作者。当然，除了性文化之外，他好像对一切文化都兴致缺缺，甚至满怀鄙夷，似乎所有古希腊的哲学、卢浮宫的藏画，乃至人类文明精华的总和带给他的审美愉悦也及不上一次**。
老张还是一个颇为怀旧的人，他的穿着打扮完全符合20世纪80年代流氓界的主流审美趣味，思想觉悟也迟迟没能跟上“打黑”之后的最新形势。不过，他在道观里回答儿子的那番话倒还不能算作他的特殊性格的特殊体现，反而很有几分代表性，即相信诸天神佛都是比我们更高一级的存在形式，我们只要对他们宣誓效忠并且定期上供，就有可能求得他们的庇护。这既符合人们固有的关于交换行为的心理机制，也是现实世界行为模式的一种自然延伸。
这不怪佛祖不近人情，而是，在佛教的象征意义里，烧香原是六种供养中的一种，所谓六种供养，即花、涂香、水、烧香、饭食、长明灯，分别象征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为“六度”，或称“六波罗蜜”。（“波罗蜜”是梵语音译，意思是“到彼岸”，也就是说，从此可以脱离六道轮回，是为解脱之境，这是传统修行者的最高追求）
烧香象征精进，和祈福本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所谓祈福根本就是和佛教的原始教义相矛盾的。佛祖教人看清“四大皆空”，人们却求他老人家保佑自己升官发财、长命百岁；佛祖舍弃了王位和妻儿出家修行，人们却求他老人家保佑自己封妻荫子、家宅兴旺；佛祖教人自性自度，不假外求，人们却始终固执地相信佛祖可以保佑自己。
这倒不能全怪俗人俗性，因为佛教内部也不断有人为此推波助澜，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而以牺牲原则性为代价来迎合大众心理。事情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原因却很简单：广大人民群众只能接受也只愿意接受后者。不记得是哪位哲人说过，信徒才是宗教最大的敌人。
这话的深层含义是：世道人心才是宗教最大的敌人。哈耶克曾经总结过：“在过去两千年的宗教创始人中，有许多是反对财产和家庭的。但是，只有那些赞成财产和家庭的宗教延续了下来。”这话的确抓住了一些症结，但哈耶克显然低估了宗教的柔韧度，不晓得反对财产和家庭的宗教也完全可以迎合世道人心地转而支持财产和家庭。佛教恰恰就经历了这个转变过程，终于很好地满足了人们求财求子的世俗心愿。是的，除了名号，老张的佛教和释迦牟尼的佛教没有半点的共同之处。
我们当然可以责备老张不是一个“真正的”有信仰的人，但这样的责备也许过于苛刻了。其实他做得已经相当令人钦佩了——他在买香的时候从来没有要过发票，可见佛祖在他心中的分量毕竟大于他在酒桌上最爱标榜的那种“文化追求”。总听到有人抱怨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其实外国也一样的，固守信仰、坚持教义的事情一般只发生在一支宗教的创立初期，而世俗化的潮流从来都无人能挡，老张式的信徒也永远都会成为主流。譬如使徒时代的基督徒对强加于己的暴行不反抗、不辩解，而今天的基督教强国却不仅以发达的律政知名，甚至会动用军队去“爱自己的仇敌”。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实在不必自卑。
9。
那么，在老张的心里可当真装着什么神圣性吗？这问题还真不好回答。不过，深思一下的话，神圣性本身也未必能赢得很多赞同。《礼记》记载了曾子临死时的事情，说曾子卧床不起，两个儿子曾元、曾申和弟子乐正子春在一旁照顾他，旁边还有一个手持烛台的童子。童子说曾子躺的席子很漂亮，质地上佳，应该是大夫用的细竹席。乐正子春连忙让他住口，但已经迟了，曾子猛然醒觉，说这席子是季孙氏赐给自己的，确实是大夫规格的细竹席，自己没资格享用。想到这里，曾子立即要儿子帮自己把席子换掉，但大家都劝他说：“您已经病危了，搞这么大的动静恐怕会有危险。”但曾子说：“君子爱人，以德为重，小人爱人才会姑息纵容，自己若能够依循礼制而死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大家只好搀扶着曾子换掉席子，席子刚一换完，曾子就去世了。
《公羊传》《谷梁传》记载宋国发生火灾，国君夫人伯姬眼看着就要葬身火海，但因为礼制规定，若没有傅母的陪同是不可以在夜间自己出门的，所以她宁可死等傅母，终于没有逃出来。汉代的《淮南子》和《列女传》都把伯姬尊为节妇的楷模，她的确以生命捍卫了自己心中那具有神圣性的信条。《左传》虽然对伯姬的做法没有表示推崇，但也没有说“傅母不在，宵不下堂”的神圣礼制有什么不对，而是说这条礼制是针对未婚女子的，伯姬既然已经嫁人，依礼是可以便宜行事的。
我们不妨回到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这本书不但讲过同类的故事，还做出过很有意思的理论分析：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据说波利尼西亚地区的某些酋长，为了保持尊严，宁可挨饿，也不肯用自己的手把食物送到嘴里。诚然，这也许是由于——至少部分是由于——酋长身上有着过分的圣洁性和不能碰触的宗教禁忌，这种禁忌通过他的双手的触摸会扩展到其他东西身上，因此他所接触过的任何东西，不宜供人类食用。但是要晓得，这种禁条本身就是从对劳动的轻视或者把劳动看成与道义不相容的这类观念而来的；因此，波利尼西亚酋长们的举动，即使从宗教意义上来解释，也可以看出它比表面上所看到的，实在更加切合于“有闲是光荣的”这个准则。还有一个更好的，或者至少是更加不会发生误解的例证：法国某国王，据说由于要遵守礼节，不失尊严体统，拘泥过甚，竟因此丧失了生命。这位国王在烤火，火势越来越旺了，而专管为他搬移座位的那个仆人刚巧不在身边，他就坚忍地坐在炉边，不移一步，终于被熏灼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但是他虽然牺牲了，却保全了最高贵的基督教陛下玉体的圣洁，没有被贱役所玷污。
在今天看来，这些前辈们所执守的神圣性是不是有点荒谬甚至恐怖呢？那么，我们今天所执守的神圣性，在将来的某一天看来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受呢？
执守神圣最可怕的地方是它会减损人的宽容，并且很容易导向狂热。对于一个自信神圣在握的人来说，和自己不一致的人和事难免会带着几分邪恶的味道，而除恶务尽总归是没错的。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以至于假使可以由着我在一个物欲横流和一个神圣性横流的世界当中选择一个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哪一个世界会稍好一点。我最理想的世界其实是由夏天天那样的人构成的，但我知道，这样的人不但从来都是凤毛麟角，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恐怕再也见不到那样美好的基因了。
10。
如果不考虑任何的功利性，仅仅怀着纯粹的学术好奇心，想弄明白到底宋焘和袁了凡孰是孰非的话，我们马上就会陷进一个巨大的迷魂阵里。因为这真的是伦理学上的一道千古难题，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从莫尔到麦金泰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宗教阵营里也因为这个问题而分门立派，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其实就是因为他偏向宋焘，而罗马教廷偏向袁了凡。这样的修辞当然有些粗略，具体一点来说，罗马教廷兜售赎罪券，背后有一套善功得救的神学理论，简单说就是积德行善可以在天堂获得福报；马丁·路德和同样另立一宗的加尔文都反对这种理论，他们认为人不是靠善功得救，而是靠上帝的恩典得救。后来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清教徒就是持恩典论的基督徒，是新教里的一支。马克斯·韦伯说这批人基于新教神学的伦理观念大大促进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这就是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议题，这本书前些年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大热了一段，大家开始讨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是不是也要学美国那样建立某种伦理观念。
于是很多不甚认真读书的人就提出我们应该重塑信仰，让人们相信善恶不但有报，而且报应不爽，美国不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吗？然而美国恰恰不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清教徒的恩典论神学恰恰是反对这种善恶报应的善功得救论的。
信神，但不信善恶报应，中国人很不能理解这种宗教信仰。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贵族化的思辨哲学传统，凡事不爱刨根问底，只是教你去“悟”，西方思想史上对这个问题却有着无比烦琐的论辩，中国人一定受不了的。
至于为什么西方偏爱逻辑，东方偏爱感悟，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