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一个理论，认为君子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对政治都有好处，因为在朝可以利用朝廷的权柄为天下兴利除害，做下实实在在的功业，在野可以为当地人做表率，引领一地的道德风尚。所以做官也是行道，做隐士也是行道，而兴利除害往往只是收一时之效，化民成俗却能成就百年之功，所谓君子在朝则为帝王师，在野则为天下万世师。既然如此，读书人又何必非要把时间精力耗费在科举上呢，更何况“幽朔会传戈甲散，已闻南檄授渠魁”，天南地北的叛乱都已经有人去平定了。
王守仁就这样在呼朋唤友中享受着湖山之乐，诗兴越发高涨起来，不但对举业淡了，少年时代的英雄梦似乎也变成笑话了。《雪窗闲卧》这样写道：
梦回双阙曙光浮，懒卧茅斋且自由。
巷僻料应无客到，景多唯拟作诗酬。
千岩积素供开卷，叠嶂回溪好放舟，
破虏玉关真细事，未将吾笔遂轻投。（13）
人在雪天里越发觉得慵懒，但这份慵懒其实很值得享受。窗外有数不尽的风景可看，写诗从来就不会缺少素材，至于出塞破敌那些事，想起来真是琐屑得不值一顾啊，哪个读书人会傻到投笔从戎呢？
我们并不知道他这样讲究竟只是偶然的触景生情，还是真的有了这样的看法，抑或只是从宋人诗句“有逢即画元非笔，所见皆诗本不言”模仿而来，甚或仅仅因为建功无门、科举受挫而在不自觉中自欺欺人。
毕竟当一个人渴望什么的时候，如果实在不能取得，总会在不自觉中贬损它的价值，这能起到很好的宽慰效果。我们既可以从生活经验里观察到这个规律，也可以依心理学教科书的“认知一致性”理论得到这样的知识。年轻的王守仁如果继续这样在余姚的湖光山色里慵懒下去，不知道会不会变成祖父王伦那样的人，而盘桓在王氏家族头顶的那个神秘预言不知道该怎样收场。
（1）《年谱》将赴越断为弘治元年事，据王守仁亲撰《祭外舅介庵先生文》，事在弘治二年（1489年）。见《全集》第1337页。
（2）也有学者质疑周代是否当真存在“六礼”。陈筱芳有考证春秋时代只有“三礼”，言之甚有据，见《周代婚姻礼俗与社会伦理》（巴蜀书社，2000年出版），第36-55页。
（3）见《全集》，第1336-1338页。
（4）见《全集》，第887页。
（5）见《全集》，第887页。
（6）见《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645页。
（7）这背后的禅宗义理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参看我的另一本书：《思辨的禅趣》。
（8）见《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9）见《全集》，第136页。
（10）见《全集》，第1174页。
（11）见《全集》，第1173-1174页。
（12）见《全集》，第1173页。
（13）见《全集》，第1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