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俄国友谊之代价
等到英法联军一退出天津，目前的危急一过去，清廷就觉得《瑷珲条约》及天津诸条约损失太大，非图补救不可。《天津通商条约》的补救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有一点不能不指出。因为中国要取消北京驻公使、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外国人在内地的游行，所以引起了咸丰九年（1859）及咸丰十年（1860）的中外战争。有了咸丰十年的英法联军，然后有中俄的《北京条约》。换言之，因为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中国还不图在国际团体生活之中找出路，反坚持站在国际团体之外，俄国始得着机会做进一步的侵略。
《瑷珲条约》及桂良给普佳京的诺言之挽回当然困难极了。在东北边境丧失以前，我国觉得为势所迫，不得不割让；既割让之后，要俄国放弃其已得权利岂不更加困难？中俄势力的比较及世界的大局并未因英法联军的撤退就忽变为有利于我，而我方之图取消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更能使西欧与美国和东欧团结。这些国家虽是同床异梦，然我方的政策迫着它们继续同床。咸丰九年（1859）及咸丰十年（1860）之最后努力不能不失败，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努力的发展、方法及终止的原因是我国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剧，同时也是一幕大悲剧。
《瑷珲条约》订后，朝廷原以吉林东边空旷地方亦可照黑龙江左岸的办法，但教吉林疆吏去调查地方实际情形。我方尚未调查，穆拉维约夫已带领人员入乌苏里江。疆吏关于此事之报告于咸丰八年（1858）七月初一到北京，朝廷当日下的谕旨说：
除黑龙江左岸业经奕山允许，难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许之列……倘该夷有心狡赖，即行严行拒绝……该夷此次驶赴天津，业已许其海口通商，并经奕山将黑龙江左岸，准其居住往来，即吉林各处未能尽其所欲，在我已属有词，在彼谅未必因此起衅也。
从这道谕旨，我们可以看出清廷在咸丰八年七月初已决定黑龙江左岸不能挽回，亦不图挽回，但乌苏里以东之地则断不割让。七月初的态度已与五月初的不同，其理由幼稚极了。俄国既得了黑龙江左岸，更加要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朝廷的态度虽变了，疆吏尚不知道，所以七月初八日，黑龙江副都统吉拉明阿给了穆拉维约夫一个咨文，说：“乌苏里及海一带地方应俟查明再拟安设界碑。”这明是承认中俄可以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实际的划分虽推延到查明以后，但推延不是否认，且与外国人交涉，推延是大有时间限制的。
疆吏的调查报告于十二月二十日送到北京。他们说乌苏里一带的地方南北相距一千四百余里，“俱系采捕参珠之地”；两岸住有赫哲、飞牙喀，“历代捕打貂皮，皆在该处一带山场，均属大有关碍”；“且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地面辽阔，统无与俄夷接壤处所”。最奇怪的是，他们的报告不提海参崴，足证彼时海参崴于东北关系之不重要。朝廷得此报告后，于二十一日下旨，说：
该夷要求黑龙江左岸居住，奕山遽尔允准，已属权宜。此次无厌之求，着该将军等妥为开导，谕以各处准添海口，皆系大皇帝格外天恩。因两国和好多年，是以所请各事，但有可以从权者，无不曲为允准。此后自应益加和好，方为正办；若肆意侵占，扰我参珠貂鼠地方，是有意违背和议，中国断难再让。
后三天，复有一道谕旨责备吉拉明阿：
绥芬、乌苏里两处既与俄夷地界毫不毗连，且系采捕参珠之地，当时即应据理拒绝。何以副都统吉拉明阿辄许穆拉维约夫于冰泮时驰往查明，再立界碑？
清廷的态度虽较前强硬，反于此时从吉林调兵一千驻守山海关，从黑龙江调兵一千驻守昌黎、乐亭以防英、法之再来。可见彼时政府仍以防英、法的通商要求比防俄国的侵占疆土为更重要，更急迫。
俄国为促进乌苏里边界之“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一面派人进京互换《中俄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并做进一步之交涉，一面由穆拉维约夫派人去测量乌苏里区域。疆吏既不敢违旨会同查勘，又不敢挡住俄人的进行，结果穆氏的委员布多戈斯基（C。Budogoski）于咸丰九年（1859）的春夏单独测量和绘图。俄国的公使皮埃尔·佩罗夫斯基（PierrePerofski）于咸丰八年（1858）冬抵北京，我国派户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肃顺及刑部尚书瑞常与之交涉。咸丰九年三月中，批准证书互换以后，佩氏提出八项要求，其中第一项即系关于划界的事。可惜《筹办夷务始末》不录来文，只录军机处的答词，但从这答词中，我们可看出朝廷态度之又一变：
中国与俄国地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至今相安已百数十年。乃近年贵国有人在黑龙江附近海岸阔吞屯等处居住，该将军念两国和好之谊，不加驱逐，暂准居住空旷之地，已属格外通情。今闻欲往吉林地界，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并不与贵国毗连，又非通商之处，断不可前往，致伤和好。黑龙江交界之事，应由我国黑龙江将军斟酌办理，京中不能知其情形，碍难悬定。
换句话说，军机处仍认《尼布楚条约》为中俄疆界的根据，虽未明文地否认《瑷珲条约》，等于否认了。因为就是黑龙江左岸，奕山尚只“暂准”俄人居住，吉林东部更谈不到了。俄国于五月里因他故改派伊格那提耶夫来京交涉。伊氏在俄国外交界算一能手，他曾出使中央亚细亚的小邦，以能了解亚洲人的心理得名。我方仍由肃顺、瑞常二人负折冲樽俎之责。肃顺是咸丰末年的权臣，手段亦不凡，伊氏遇着他可说是棋逢敌手。伊氏能强词夺理，虚言恫吓，肃顺也能。在叙述此剧之先，我们应说明疆吏的应付及中外大局的变迁。
咸丰九年（1859）五月，吉林疆吏的警报纷纷到京，说俄人如何已进到乌苏里江的上流，并在该处盖房屋，筑炮台。与之理论，他们总“恃为约内有乌苏里河至海为中国、俄国共管之地一语”。五月初十的谕旨要署吉林将军特普钦“与之决绝言明，将前约中此语改去，方为直截了当”。此时北京方明了祸根所在，所以五月十六日又有一道谕旨：
绥芬、乌苏里河地属吉林，并不与俄国接壤，亦并非黑龙江将军所辖地方。上年该将军奕山轻信副都统吉拉明阿之言，并不与俄国使臣剖辩明白，实属办理不善，咎无可辞。黑龙江将军奕山着即革职留任，仍责令将从前办理含混之处办明定议。革职留任副都统吉拉明阿着即革任，并着特普钦派员拿赴乌苏里地方枷号示众，以示惩儆。
“咎无可辞”当然是对的，但一年以前朝廷已有明旨认《瑷珲条约》是出于“势不得已”，并且何以吉拉明阿之罪反重于主政的奕山？朝廷也知道此中赏罚不公，不过此举是对外而非对内的。同日还有一道密旨给特普钦：
……特普钦接到明发谕旨即可宣示夷酋，告以乌苏里等处本非俄国接壤，又与海路不通。奕山、吉拉明阿已为此事身获重罪。若再肆意要求，我等万难应允。前此奕山等将黑龙江左岸借给俄国人等居住，大皇帝既已加恩，自不至有更改。其未经议定之地，任意闯越，即是背约。岂有吉林地界转以黑龙江官员言语为凭之理？……该酋见吉拉明阿获罪已有明征，自必气馁，而特普钦等据理措辞当亦较易……
这种对外方法确带了亚洲人的特性在内。同时吉拉明阿以副都统的官职而枷号示众于乌苏里地方，未免于天朝的面子不好看。宜乎穆拉维约夫对这套把戏不过付之一笑。
凑巧咸丰九年（1859）的五月，中国对英、法得了意外的胜利。自英法联军离开天津以后，朝廷即命僧格林沁担任畿辅的海防。大沽的炮台加料重修，海河也搪塞了，沿海均驻军队。唯留了北塘，以便各国公使带领少数随员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英、法、美三国公使于五月五日抵大沽口外，英、法公使带有不少的海陆军。他们决意要由大沽口进，不由北塘进。五月二十五日晨，英、法起始毁我方堵河防具。僧格林沁遂下令反攻，英、法不但海军大受损失，陆军登岸者亦死伤过半。于是北京及东北疆吏对俄稍为胆壮，我们对英、法的胜利影响了对俄的交涉。
伊格那提耶夫于五月初十由恰克图起程，他到北京的时候正在大沽捷音传到之后。六月初，他提出草约六条，要求中国承认。其中第一条有关东北：
补续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五月）十六日在黑龙江城所立条约之第一条，应合照是年伊云月（六月）初一日在天津条约之第九条：自后两国东疆定由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河会处，沿乌苏里江上流，至松阿察河会处，由彼处交界，依松阿察河上流至兴凯湖及珲春河，沿此河流至图们江，依图们江至海口之地为东界。
伊氏要求的根据是《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瑷珲条约》明载乌苏里以东之地为两国共管，倘根据此约来分界，应由中俄均分，不应由俄国独占，更不应由俄国占据乌苏里流域以外的土地，如伊氏草约所拟。《天津条约》第九条只说两国应分界绘图立碑，并没有规定划分的方法。伊氏也觉得他的根据不充足，所以在其说明书内又引咸丰八年（1858）五月初四桂良及花沙纳给普佳京的咨文，且加上一段宣传麻醉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