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摩逊希望自己的儿子在以后的人生中能明辨是非，不为名利所动，不为磨难所败，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所以他和妻子认真地为这个孩子起名为任正非。这是他们的期盼，期盼这个孩子未来可以正本清源、明辨是非，这也是他们对孩子的祝福：江湖千秋磨难，任我行。
新中国成立后，任摩逊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在那里，他创办了镇宁民族中学，他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但他的一生如同枝叶掩映的春泥，不为人知。
当时任家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任正非曾回忆说：“我们家炒菜是有盐的，当地认为有盐炒菜的人就是富人了。我们不能完全说是很穷的穷孩子，但是，我们和城市的孩子比起来，认识确实太孤陋寡闻了。”
不过，随着家里的孩子日渐增多，生活就变得捉襟见肘，任摩逊最小的儿子1956年出生，整整比任正非小十二岁。
那时，任摩逊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教育上，家里的担子只有程远昭一个人扛。虽然如此，她却从不抱怨，朴实善良、性格开朗的她成了这个九口之家的顶梁柱。
根据大头的观察，一个家族中，妈妈的素质往往决定了后代的命运，前有孟母三迁，后有岳母刺字，都雄辩地证明了娶妻娶贤的重要性，程远昭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妻子、伟大的母亲。
当时，程远昭最大的使命就是保证一家人活下去，她总是把其他人照顾周全了才顾得上自己，平日里张罗着家人吃上饭，她自己便开始拾掇灶台，等活计都干完，家人又都吃完了饭，她又得开始忙前忙后收拾，吃不上饭成了常有的事。
程远昭身上融合了中国传统女性和知识女性的优良品质，她勤劳、耐苦、慈爱，生完孩子当天就下地做饭，忍饥挨饿时而有之，同时她也上进、努力、不服输，在教学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全家人活下去……她的这些特质深刻影响着年幼的任正非，是他不服输、开朗个性的源头。“好父母胜过好老师”，诚不我欺。
生活艰辛，可无论怎样煎熬，任摩逊夫妇从不多吃一口粮食，他们家那时就已经很“时髦”，实行“分餐制”，但不是为了避免传染疾病和远离病毒，而是共餐这种模式下，大孩子会多吃，年龄小的孩子吃得少，因为粮食总量不够，就会有人饿死。他们给每个孩子定量，不能争抢，这样尽管大家都忍饥挨饿，但保证了没有一个孩子饿死，这样“残酷”的规则，保证了家族的完整性，而程远昭那份本就不多的口粮经常出现在饥肠辘辘的孩子的碗里。
“我从小到大，最大的记忆就是吃不饱，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想吃一个馒头。晚上睡觉做梦都在想是不是有个馒头吃，并不是追求好好学习，将来有什么发展机会……”许多年以后，任正非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的时候，如是说。
这段难忘的岁月，让任正非初尝了人生艰辛的一面。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任正非一家的情况更加窘迫，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章里是这样描述那段艰难岁月的：
……每个学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我们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高三快高考时，我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个月，妈妈经常在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
1963年，任正非凭借顽强的意志，以中上的成绩考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2000年，该校被并入重庆大学），不得不说，在那个动**的时代，这是命运给予他最好的礼物，它开启了任正非后来的人生所有可能。
进入大学，任正非决心不辜负父母的苦心，学习十分刻苦。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大学毕业之后参加工作，能赚钱孝敬父母，家里的生活会慢慢变好。可是没想到，就在这时候，“**”爆发了。
我们从任摩逊的几张老年照片以及他的往事中可以看出，任摩逊是一个性情沉稳、低调内敛、不苟言笑、认真严厉的老知识分子。在“文革”前多次运动中，任摩逊都很低调，所以没有受到冲击，但这次他没能躲过去。
虽然1958年任摩逊以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入了党，但因他曾经在国民党军工厂工作，以及他积极的革命进步意志，造反派给他扣上了“修正主义”的罪名，他很快就被打倒了。
在此期间，任摩逊常被造反派推到大街上游街示众，那个时候流行给他们这些“五类分子”头上戴高帽，脸上涂上墨，让他们在众人簇拥中接受批斗和拳脚，人格尊严**然无存。
有一次，任摩逊曾经的学生指着他质问：“开学第一天，你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我们宣扬孔孟思想，你承认不承认？”
这个学生指的“宣扬孔孟思想”是什么呢？其实是任摩逊在开学典礼上引用了孔子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希望同学们珍惜时间，努力学习。但在当时，这也成了罪名。
见任摩逊不肯承认，这个学生举起一根柴棒就朝任摩逊背上打去，力度之大，柴棒直接在任摩逊后背上断成了两截。
多年之后再谈起，任摩逊还开玩笑说，得感谢那根柴棒，它要是结实一点儿，自己肯定要被打坏的。
那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都遭到了这样的待遇，许多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任摩逊在动**的时代依然坚持顽强的信念，他一直在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因为他还有七个儿女要养活，他们都还小，更何况长子任正非正在读大学，这一切都成了他坚不可摧的希望。
任摩逊心心念念着儿子的学业，希望他不要因此受影响。程远昭在写给儿子的家信里也对丈夫的遭遇绝口不提，两个人给任正非搭建了一个虚拟的“太平人间”。
得益于程远昭的隐瞒，任正非才能安心学习，他在高数、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简易逻辑和哲学等学科上下了很多苦功，同时自学了三门外语，后来他到世界各地出差，好多时候都不用翻译，就是源于此时打下的基础。
但纸包不住火，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967年的一天，任正非从一位贵州老乡的口中得知了父亲的遭遇。他心急如焚，决定马上回家探望，可他没钱买票，最后一咬牙，决定扒火车回家。
因为没有买票，任正非在火车上挨了上海造反派的打，被打得受不了，说：“你们不要打了，我补票行不行？”但是对方粗暴地把他推下了火车。任正非只好扒下一列火车，结果再次被发现，又挨了车站人员的打。任正非咬着牙继续扒火车，最终成功成行。他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地方下车，怕再碰到查票的，给家人丢脸，给父母惹麻烦，于是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再步行十几里回去。
半夜，任正非终于回到了家。任摩逊夫妻见儿子鼻青脸肿地回来了，跟乞丐一样，又惊又喜，百感交集。惊喜过后，心疼之余，窗外已经是星月起落，任摩逊夫妇很快恢复了理智，他们怕儿子被人发现后受牵连，影响他的前途，便狠下心来，让他第二天一早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