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曾跑到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到处邀请老师、学生到华为参观访问，看双方能不能合作。
有一次，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带着他的研究生郭平到华为参观。
此时，郭平已经留校做了老师，但他并不想在学校里待一辈子，就喜欢到处晃悠。这次他跟着老师到华为一看，这个工厂真破，但是他跟任正非一交流，就被任正非的抱负、格局、境界折服了。
有时候职场经历跟谈恋爱是一样的，有的人一看就对眼了，认定这辈子就跟他她了。当时郭平看到任正非也是这样，说这就是他以后的老板。也不知道任正非给郭平喝了什么“迷魂汤”，1988年，一个名校老师就这么急火火地“裸奔”到了华为。
郭平是任正非指定的华为第二个自主研发项目的项目经理。这个项目就比较厉害了，原来的交换机是24门，现在华为研发的这个是48门，能带48个用户，叫HJD48，是一种小型的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
有人开玩笑说，郭平来到华为最大的贡献不是研发这台机器，而是现身说法，把他的同学郑宝用也“忽悠”到华为。郑宝用到华为，在华为的历史上绝对值得铭记。
郑宝用是哪一位神仙哥哥？这个人很牛，学习成绩很好，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考到了清华大学的博士，技术水平一流，大局观强，创新意识强，有战略头脑。
他被同学郭平忽悠到华为溜达了一圈之后，看到了任正非，同样立刻认定他就是自己以后的老板，决定留下来与华为共成长。博士学业怎么办？对不起！不上了。所以郑宝用是清华知名的辍学博士，当然，没拿到学位也不能称为博士。郑宝用这个人思维非常敏捷，为人随和，技术能力很强，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阿宝”。任正非安排郭平和郑宝用这对同学组合开始开发HJD48交换机。
这哥俩确实表现出了天才的一面，经过一番苦心研发，很快就开发出了48门的HJD48交换机。
这个产品研发出来以后，因为质优价廉，利润空间比较大，郑宝用就成了华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总工，负责公司产品的战略规划和新产品开发。
这是华为第一位总工，后来就换人了，换作谁了呢？李一男，他的故事，我们后面再说。
郑宝用确实很厉害，他随后又带领研发人员相继开发出100门、200门、400门、500门的系列用户交换机，采用了光电电路和高集成器件，后来被邮电部评为国产同类产品质量可靠用户机。这一系列产品的研发和销售，让华为的产值迅速攀升，利税也超过了1000万元，这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20世纪90年代初，利税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不太多，很多人慕名投奔华为，华为的人员数量从最初的6个人增加到100多人，初步像一家公司了。
小试牛刀后，华为的“三军将士”就盼着再打胜仗，任正非的干劲也更足了，他觉得华为目前只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如果着眼于未来，还要再开发新的产品。
当时，局用程控交换机实用价值最高，技术含量最高，投入的经费也是最多的。局用程控交换机不但可以用于单位内部交流，还能打长途。20世纪90年代初，局用程控交换机只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使用，中国没有。
任正非说，既然中国没有，我们就把它造出来。有人开玩笑说，这个难度有点儿像清代詹天佑要修京张铁路。
于是团队内部又出现了一些舆论，说：“老大，我们产品卖得好好的，千万不要再冒险了，我们就喜欢老婆孩子热炕头。你都不知道，老大，最近咱们深圳干什么最挣钱吗？炒股，炒房地产！”
之所以有人这样说，是因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深圳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上千亿的房地产资金飞向南方几个地区，海南800亿元，北海300亿元，惠州150亿元，迅速掀起了一场热炒狂潮，到处开工要建房，房子还没有盖，甚至只有一张图纸就进行转让。这样的项目转让了一手、二手、三手。负责开发的人还没有炒作的人赚钱快，开发的人可能赚500元一平方米，炒作的人一下可以赚1000—2000元一平方米。
但任正非说：“不行，华为要做一个世界级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我可以断言，十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
说真的，这时任正非也拿不准，他深知搞研发是找死，不搞研发是等死，在这个行当里，你没有停下来的机会，要么被淘汰，要么往前走，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1991年，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邬江兴主持研制出了HJD04万门程控数字交换机（可惜直到几年后才被巨龙实现量产），1992年，侯为贵的中兴通讯研制出了ZX500A农话端局数字交换机。随后，深圳长虹通信设备公司也研制出了2000门数字交换机。一路狂奔的巨龙和中兴将成为华为的强劲对手，华为如果故步自封，很快就会被它们远远抛在身后。华为艰难选择的时刻，其实也是华为一飞冲天的决胜时机。
1992年，任正非带着一队人马去美国考察。这是他走出国门看世界的第一步。
到了美国，任正非的感受很不一样，美国的汽车坐起来比较舒服，路修得比较好，楼也高。任正非想起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前往考察的几个日本大臣到美国以后用了六个字来形容他们的感受：始惊，次醉，终狂。意思是，刚开始感到很惊讶，后来就迷醉和陶醉、钦佩，最后狂，很兴奋，觉得日本大有可为。
任正非的感触是，中国与美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但我们大山荒漠的面积较大，平原不如美国多，加上教育水平较低，文化素质较低，双方在整个科技发展上差距不小。他参观完IBM公司以后，就想向IBM学习。他去了纽约的中央公园，又感到很震惊，原本他以为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工厂，结果进去一看，那就是一个公园。他又跑到自然博物馆参观了一两个小时，连一个角落都没有看完，里面陈列的各种珍奇的精品和古今文物让他大开眼界。特别是到了圣克拉拉市，他发现这是一个电子产业城，有着美国大部分的电子科技和其他尖端技术的研发中心及科研总部。由于软实力强大，加利福尼亚州的GDP总量竟然为“世界第八”。
后来任正非多次带队到美国学习，这种自觉地和美国企业对标，无意中为后来华为赢得和思科的诉讼奠定了基础。
这次美国之行，任正非还看到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最先进的AT&T5号机，坚定了任正非的决心。以此为样本，华为开始研发属于华为的产品。
局用交换机的研制意味着华为必须在技术上有更令人惊喜的突破，这对任正非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市场关系上，华为也必须“另起炉灶”，实现战略布局的全面更新换代。同时，在局用交换机领域有着实力更为强劲的竞争对手，这对年轻的华为来说更是严峻的考验。
任正非是军人出身，个性刚毅果敢，不怕困难。既然锁定了程控交换机，他就不但要研发出中国自有知识产权的程控交换机，还要实现这种先进产品的局用化。为此，他放出狠话：“研发成功，我们都有发展；研发失败，我只有从楼上跳出去。”
任正非决定背水一战。好在郑宝用这些技术骨干认为任正非的思考是对的，选择跟任正非绑在一辆战车上。郑宝用临危受命，带领十几个研发人员打起了攻坚战。郑宝用果然不负众望。他在局用交换机的研发伊始就批判性地汲取了传统交换机研发的战略思维，运用模拟空分的技术路线，率先开发出以此为先导的局用交换机。这种所谓的模拟空分局用交换机，被华为命名为JK1000。
所以，做企业也好，做其他任何事情都好，我们都会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最容易的，另一个是最难的。就像钱锺书在《围城》里所说，吃葡萄有两种吃法：第一种是从最好的一颗吃起，这样每次吃到的都是剩余里最好的那一颗；另外一种吃法是从最差的那一颗吃起，但是越吃越甜，越吃越好吃。
我认为，第一种吃法，吃着吃着人就会绝望，因为吃到的越来越差，后一种吃法，人会感觉越来越好。
《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大意是，你们要走窄门，不要走宽门。为什么？因为门宽，去的人也多，最终大多会走向灭亡，只有少数人去的窄门才可能通往永生。
以色列是科技强国，以色列的妈妈教育孩子，如果将来要下河，一定记得逆流走，不要顺流走。为什么？顺流走是最容易的，但是99%的人都跟你一样，走到最后，竞争特别激烈；逆流走，走到最后会发现，因为走的人特别少，反而更容易成功。
华为和任正非，还有他的技术团队，就选择了逆流而上，选择了走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