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华为研发力量的分配和管理更加合理，实力大大增强。而基础研究部也伴随着华为的腾飞进入发展快车道。
华为开始大批量招纳人才。当年徐直军负责面试，他是人狠话不多，见面就问一个问题：“你是逻辑思维，还是形象思维？”
很多钢铁直男都斩钉截铁地说：“逻辑思维！”他把桌子一敲：“那好，通过！”所以，大家一度认为这个是标准答案。可是后来，有新入职的同事说，徐直军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回答的是“形象思维”，徐直军的反应依然是把桌子一敲：“那好，通过！”后来大家才知道，当时华为疯狂扩张，急缺人才，只要应聘者是电子专业毕业的，华为来者不拒。
三年后，华为的芯片设计工程师已超过300多名，先后研发了包括模拟电路SA系列、数字电路SD系列、厚膜电路SD系列在内的数十种芯片，涵盖程控交换机、光传输及WCDMA基站等多项核心技术。
凭借巨大的成本优势和多年的技术积累，华为成功打破国外垄断，开始逐步扩大在国内交换机市场的份额，王者气象初露峥嵘。
1997年，任正非带队去了美国，所到之处，虚心学习，并写下了《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这篇文章。在他心中，一个企业只有虚怀若谷，不带成见，不坐井观天，不随身把那个“井”带到世界各地，不盲目自大，把全世界的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这个公司才有可能成长为伟大的公司。
这段时间任正非春风得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干啥成啥，他非常高兴，经常带着客人参观EDA实验室。EDA设计时，等结果有时要等很久，年轻的开发工程师百无聊赖之际，就玩玩挖地雷。
有一次，他们挖得正爽时，被任正非撞见了。这些设备可是任正非的**，他非常担心地问：“你们玩游戏，不怕电脑得病毒吗？”
我的老天爷啊，Windows系统自带的挖地雷游戏，和中病毒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是三年一个代沟，那么这些年轻的工程师和任正非之间跨了十几个代沟吧！所以他们一脸石化坐在那里，无言以对，不知道怎么跟老板解释。
后来，不知道哪个有才的家伙在门口贴了张字条：“开发重地，闲人免入。”从此，任正非带客人来参观时就只在玻璃窗外指指戳戳，看着工程师们专心致志，一副很投入的样子；里面的人也就放心地挖地雷，大摆地雷阵，双方皆大欢喜。
销售员黄灿还经历过一件往事。某日，邮电部一位处长访问华为，当时公司所在的办公楼楼下排队买股票的人挤满了整条街，熙熙攘攘，蔚为壮观。楼上华为做开发的年轻人却平心静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看小电路。
这位处长感慨道：“如果华为这样的企业不能成功，天理难容！”
所以，回顾历史，我们要记得华为草创初期的这些拓荒英雄，比如“大徐”徐文伟。刘平在《华为往事》一文中这样评价徐文伟：
基础业务部的总经理是徐文伟，基础业务部主要是研究芯片设计的。徐文伟是研发部资格最老的领导了，模拟交换机JK1000开发的时候就是项目经理，后来又担任过无线业务部总经理、预研部的总裁。但他没有参与C&C08的开发，所以在中研部一直是千年老二。有一段时间相当不得志。不过他的性格很好，无论什么情况都处之泰然。
郑宝用和李一男等人，不论在华为内部还是外部，知名度都远远超过徐文伟。但如果站在华为历史的长河里，你会发现，徐文伟等人扎扎实实做的基础芯片技术，奠定了华为后来成功的基石。
这两年大热的海思总裁何庭波，是这个部门的后起之秀，大徐是他们的前辈。
当年在老总穷得连一条真牛皮腰带都买不起的情况下，徐文伟他们穿着大裤衩，义无反顾地跟着华为往前一起冲锋，让人非常感慨。就像一个姑娘在小伙子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嫁给他，两个人一起奋斗，最后成功了，这是最动人的爱情故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创业历程波澜壮阔，诞生了像京东、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知名的互联网企业，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有的是科班出身，有的是半路出家，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互联网行业是一个草根可以逆袭的行业。只要选准了赛道，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等风来，风一来，就是头猪也能飞起来。
但是芯片行业完全不一样，因为它高度专业化，外行根本干不下去，从业者几乎都是科班出身。20世纪90年代初，是全球电子行业的黄金时期，清华大学等知名大学电子专业的毕业生特别受欢迎，是香饽饽，只不过他们去的那些大而知名的企业有可能是一个黄金铸造的“监狱”，促进了人的才智发展，却束缚了他们的勇气，最后让他们和体制融为一体。
很多名校毕业生去了微软、谷歌，都在干一些整理表格的工作，男生被称为“表哥”，女生被称为“表妹”，时间一久，再想到自由的世界里去闯**，勇气都没了。
但恰恰是不少二流重点大学，像东北大学、华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没有这些负担，学校所在地也没有什么好工作，毕业生们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孔雀东南飞。到了深圳，这些人迎头就碰到了华为。
当时华为招聘有两个特点：第一，开的价钱高；第二，员工得玩命干。这正是年轻人需要的，年轻人不怕吃苦，就怕钱给得少，华为成了那个时期的“香饽饽”。
因为通信行业的专业性，任正非先生一再强调，板凳要坐十年冷，要几十年冲一个城墙口冲锋，不要靠机会主义。
有一次，任正非接受采访的时候，提了个条件，说：“采访我可以，但是采访的主题我说了算，我要谈基础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老师。我们这个国家，盖那么多大楼有什么用？大楼本身有知识吗？有文化吗？有文明吗？钢筋混凝土而已。有那些钱不如给老师，钱给多了，自然优秀的人才就被吸引到这个行业里去，那么中国的教育就会兴旺发达。”
我们这个民族，有太多的时候喜欢讨巧。为什么很多商界人物去做房地产？因为技术含量低，来钱快。这块地今年拿了1个亿，房子没盖完，地已经升到10个亿了。为什么很多企业喜欢做高利息的金融？因为来钱快，“人血馒头”好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风气，比如我们读书时爱学校，校风好，大家都认真学习，这是一种导向。如果不讲过程，不讲手段，只讲结果，可以走捷径打小抄，谁还愿意去走艰难的道路获得成功呢？
任正非在互联网暴发时不做，后来可以在资本运作暴发时做也不做，从来不为**所打动。他说，华为要做傻傻的乌龟，不做聪明的兔子，像阿甘一样，那么单纯和专注，做自己人生的事业。所以，华为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讲是价值观的成功。
当年美国之行，给了任正非很大收获，他发现信息产业领域的一个规律：再大的公司，可能都会分分钟死在一个项目上。
所以，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即便如此，华为依然没能避免失误，任正非的战略方向罕见地出现过错误。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任正非三大失误：错过了小灵通的暴利期，G**业务押宝失误，拒绝做手机。
2001年任正非母亲车祸去世，这对任正非打击极大，令他非常痛苦。这个令人心碎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华为曾经发布的一部广告宣传片《梦想成真》（DreamItPossible）。
这部宣传片讲了一个励志感人的故事，女主角安娜从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她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站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梦想。但是，从小带她走进音乐殿堂的祖父，就在这个时刻，看着视频中孙女梦想成真，大众的欢呼响起的时候，老人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广告片是任正非的人生投影。当他站在世界之巅的时候，那个节衣缩食带他艰难成长的亲人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可以想见他是多么痛苦。
就在任正非承受至亲去世的巨大痛苦时，华为又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大事——美国思科突然发难。2003年1月24日，思科对华为的世纪诉讼终于开场。他们特意选择了春节期间对华为发起诉讼，制造紧张的气氛。
经过思科诉讼拉锯战，任正非意识到，华为的麻烦只是刚刚开始，美国人不会善罢甘休，可能会在各方面对华为围追堵截。为了避免这个冲突，华为高层在激烈的争论和犹豫中，想出来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能不能给华为戴顶“牛仔帽”？
华为高层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决定把华为卖给美国的摩托罗拉，作价100亿美元，时任摩托罗拉董事长的小高尔文也非常看好华为，双方一拍即合，收购合同迅速签订，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
双方所有谈判人员都在酒店买了花衣服，在沙滩上比赛跑步、乒乓球，等待批准。在这个过程中，摩托罗拉董事会换届，小高尔文黯然去职，新任董事长比较短视，拒绝了这项收购。
消息传来，华为高层领导表决，还卖不卖？少壮派一致表决“不卖”，任正非最后下定决心，不再动议戴“牛仔帽”的事情。
这是华为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决策。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华为曾经只差一点点就要卖给美国的摩托罗拉了。
至于华为卖掉之后再做什么生意，当时任正非想了两条新路：一是把洛阳等地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厂全部收购，造更好的拖拉机；第二，绝大多数人继续做通信行业，戴着摩托罗拉的“帽子”，可以打遍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