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会把整条街的人都吵醒的。”
“他会吐得满身都是脏东西，裤子里也是一堆屎尿。”
但他还是出去了。他也同情拉维奇，尽管拉维奇是他的境况发生变化的标志之一。
在彼得堡的时候，他家里有仆人。在俄罗斯，老赫索格是一位绅士，用的是第一行业公会的伪造证件。那时，许多绅士都靠伪造的证件证明自己。
孩子们还在往空****的厨房里眺望。黑色的炉子靠着墙，火早就灭了，炉子有两个火圈，通过橡胶管连着煤气罐。墙上用日本芦苇垫来挡油污。
听到他们的爸爸劝醉醺醺的拉维奇自己站起来，三兄弟都觉得好笑。这就像是在剧场，演了一场家庭剧。“吉姆，老乡？你能走路吗？天寒地冻，冷死了，快点，站起来，把脚放在台阶上。快点，快点！”他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好吧，我想，你把脏兮兮的裤子脱下来，就留在这里吧。哼！”三兄弟在寒夜中笑着挤在一起。
爸爸扶着他穿过厨房，拉维奇穿着肮脏的长裤，红着脸，垂着手，闭着眼睛，醉醺醺的，表情沉重，仿佛他被伤透了心。
至于我那不幸的先父约拿·赫索格，他的块头不大，遗传了赫索格家族的小骨架，五官精致，圆圆的头，目光敏锐、警惕，相貌英俊。他经常发脾气，他会突然飞快地用手扇儿子耳光。不管做什么事情，他的动作都很快，干净利落，有东欧人的做派：梳头，扣衬衫扣子，用骨柄剃刀刮胡子，用大拇指顶着削铅笔，把面包放在胸前拿刀子朝着自己切片，用绳子捆包裹系小结，像艺术家一样在账本上做记号，已作废的每一页都精心画了一个叉，写“1”和“7”时都拖着一撇，就像一面面三角旗在失败的风中飘扬。首先，赫索格在彼得堡挺失败的，一年内就挥霍掉了妻子娘家的两大笔钱。他一直从埃及进口洋葱。在波佩多诺斯切夫的领导下，警察以非法居留罪逮捕了他。他被定罪判刑。关于这次审判的报道，发表在一份用绿色厚纸张印刷的俄罗斯杂志上。老赫索格有时会打开这份杂志，大声向全家人朗读那篇报道，他也会描绘法院针对“伊洛娜·伊萨科维奇·赫索格”一案的诉讼过程。他没服过刑。他逃脱了。因为他是个神经质的人，急躁、固执、叛逆。他来到了加拿大，他的姐姐西坡拉·亚夫住在那里。
1913年，他在魁北克的瓦利菲尔德附近买了一块地，想做一名农民，但结果又失败了。后来他来到了镇上，想当面包师，也失败了；想做干货生意，也失败了；想做批发生意，也失败了；大战爆发后，他想生产麻袋，也失败了。可悲的是，当时做这个生意的都赚钱了，只有他一个人做不成；他做废品生意，也失败了；后来，他当婚姻经纪人也失败了，因为他脾气太暴躁，做事情太生硬；再后来，他造私酒也失败了，还被魁北克省酒类委员会通缉。现在只能勉强糊口。
他总是很匆忙，性格叛逆，相貌清秀但表情有点紧张，走路的步伐既透着绝望，又显得高雅，还有点笨拙，重心放在一个脚跟上，他的外套里面曾经是狐狸皮毛内衬，后来因为干燥，毛都掉了，露出红色的皮，皮也开裂了。他走路的时候，像个犹太人在独自游行，他的外套会敞开，浑身散发着他在蒙特利尔的帕皮诺、麦尔安德、凡尔登、拉辛、圣查尔斯角等街区晃**时抽的烟的味道。他到处寻找商机，破产、整批杂货、兼并、清仓甩卖、生产，想走上经营合法生意的道路。他能够高速心算百分比，但缺乏一个成功商人应有的想象力，也就是骗人的能力。所以，他在麦尔安德留了一个小酒厂，周围可以看到山羊在空地上吃草。他乘电车出去，这里卖一点，那里卖一点，耐心等待大机会的出现。美国卖朗姆酒的店家会到边境来买，如果能把酒送到那里的话，可以当场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冰冷的站台上等电车的时候，他要不停地抽烟。税务局的人要抓他。探子在找他。在去边境的路上，还有劫匪等着他。在拿破仑街，还有五张嘴等着吃饭。威廉和摩西体弱多病。海伦在学钢琴。胖子舒拉是个贪婪、不听话、不安分的男孩子。他还要付拖欠的房租、到期的票据、医生的账单，他不会说英语，没有朋友，没有影响力，没有生意，没有资产，只有一个小酒厂，但这个酒厂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的姐姐西坡拉住在圣安妮，她很有钱，非常有钱，但这样问题更大。
当时，赫索格的爷爷还在世。出于赫索格家族追逐伟大事物的本能，1918年他去冬宫避难，布尔什维克允许他们暂时在那里避难。这个老人用希伯来语写了几封长信。在动乱中，他丢失了宝贵的书籍。所以，那时是不可能学习了。在冬宫，要走一整天才能找到犹太人可以做礼拜的地方。当然还有填饱肚子的问题。后来，他预测革命将会失败，所以想方设法囤积沙皇时代的货币，希望有朝一日罗曼诺夫王朝复辟，那样他就可以一下子变成百万富翁。赫索格家收集了好几包一文不值的卢布，威廉和摩西一人拿了一大把去玩，面额都非常大。把钞票举起来对着光，可以在水印中看到彼得大帝和凯瑟琳。赫索格爷爷已经八十多岁了，但身体仍然很硬朗。他的头脑还很清楚，希伯来书法写得很优雅。老赫索格在蒙特利尔大声朗读了这些信，信里写的内容有寒冷的天气、虱子、饥饿、流行病、死亡。老人写道：“我能再见孩子们一面吗？谁会来料理我的后事？”下一句话，老赫索格有两三次想读，但发不出清晰完整的声音，只是在喉咙里打转。他的眼里泪水盈盈，突然用手捂住留着胡子的嘴巴，匆匆走出了房间。赫索格的妈妈睁大了眼睛，和孩子们一起坐在简陋的厨房里，太阳从来没有照进过这间厨房。那就是一个山洞，里面多了黑乎乎的火炉、铸铁的水槽、绿色的橱柜、煤气灶而已。
面对当前的现实，赫索格的妈妈总是侧着脸。她通常用左边脸来面对，但有时也会用右边脸迎着。在躲开的那一面，她的表情经常像在梦游，显得很忧郁，似乎在看着旧世界。她的爸爸是个著名的正统派犹太人，她的妈妈是个有悲剧色彩的人，她的兄弟有些活着，有些已经去世了，她还有个姐姐，她的亚麻服装和仆人都留在了彼得堡，还有用埃及洋葱做成的芬兰腊肠。现在，她是贫民窟拿破仑街上的一个厨子、洗衣妇、女裁缝。她的头发花白了，牙齿掉了，指甲也起皱了。她的手上可以闻到水槽的气味。
然而，赫索格在想，她那么宠孩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力量呢？她把我宠坏了，这是肯定的。有一次，大概是一月份的下午四点钟，那时白昼短，夜幕刚刚降临，她让我坐在雪橇上，她拉着我，滑过结了硬壳的积雪。在杂货店的附近，我们遇到一个裹着披肩的老头。他说：“闺女啊，你为什么拉着他!”妈妈的眼睛下面黑乎乎的。她的脸细长冰冷。她喘着气。她身上的海豹皮大衣破了，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尖头羊毛帽子，脚下穿着一双扣纽扣的薄靴子。杂货店里挂着一捆捆鱼干，散发着腐臭的糖味、奶酪味、肥皂味，从敞开的门里，一股可怕的尘埃飘然而出。铁丝上有个铃铛，这个铃铛摆动着，发出清脆的声音。“闺女，不要为孩子牺牲你的力量。”裹着披肩的老头在街上冰冷的尘埃中说。我不会从雪橇上下来。我假装听不明白。一生中最不好干的事情，就是装傻。我想我装成了，赫索格想。
妈妈的哥哥米哈伊尔在莫斯科死于斑疹伤寒。我从邮递员的手中接过信，带到楼上给妈妈。楼梯扶手的下面装着环，一条长长的挂绳穿过这些环。那天是洗衣日。铜锅炉冒着蒸汽，让窗户蒙上一层水雾。她在浴缸里洗衣服，然后拿起来拧干。她看完这封信，大叫一声，就昏了过去。她的嘴唇失去了血色。她的胳膊和袖子都浸泡在水里。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直挺挺地躺着，两腿叉开，长发散乱，眼睑变成棕色的，嘴唇上一点血色也没有，像个死人一样，把我吓坏了。后来她起身回到房间里，躺在**。她哭了一整天。但是第二天早上，她还是烧了燕麦粥。我们都起得很早。
我的远古时代啊。比埃及还更远。没有黎明，冬天多雾。在黑暗中，灯泡亮了，炉子冷了。爸爸摇了摇炉箅子，扬起一片炉灰。炉箅子咔嗒咔嗒。小铲子在下面叮当作响。因为平时抽烟抽粗烟丝，爸爸咳嗽得很厉害。戴着“头盔”的烟囱将风吸进来。然后，送奶工驾着雪橇来了。雪地上有粪便、垃圾、死老鼠、死狗，不那么干净。穿着羊皮衣服的送奶工按了一下门铃。门铃是黄铜的，长得像钟表的发条钥匙。海伦拉开门闩，拿着一个水罐下楼去接牛奶。这时，醉醺醺的拉维奇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他穿着厚重的毛衣，毛衣上挂着吊带，让毛衣和身体贴得更紧一些，他头上戴着圆顶礼帽，满脸通红，看样子心里充满内疚。他等着人家请他坐下。
太阳出来了，但无法驱散黑暗，也无法化开霜冻。从窗户上看，沿街的一幢幢砖房里面都漆黑一片，穿着黑裙子的女学生成双结对地走向修道院。拉客的马车、雪橇、拉货的马车、冻得颤抖的马、铅绿色的空气、落满粪便的冰面、灰烬的痕迹……摩西和他的两个兄弟都戴上了帽子，一起祈祷：
“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
拿破仑街腐朽、轻佻、疯狂、肮脏，受恶劣天气的捶打，千疮百孔，私酒贩子的儿子在背诵古老的经文。对此，摩西非常牵挂。他对人们的同情心，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强。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人类一次又一次地睁开眼睛，认识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事物，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过来，但每个人都在念同样的经文，对眼前的一切都无比热爱。拿破仑街怎么了？赫索格想。那里有他所有的牵挂。他妈妈刚才还在洗衣服，然后就伤心欲绝。他爸爸的心里充满绝望和恐惧，却坚持不懈地奋斗着。他的哥哥舒拉用虚伪的眼睛盯着他，算计着如何控制世界，成为百万富翁。哥哥威廉有哮喘病，他艰难地喘着气，抓住桌子，踮起脚尖，像一只准备啼叫的公鸡。他的姐姐海伦戴着一副长长的白手套，洗这副手套的时候，她都要用很浓的肥皂水。去音乐学院上课的时候，她都戴这副白手套，手里拿着一卷皮质的乐谱夹。她的文凭被装进镜框，挂在墙上。海伦·赫索格小姐成绩优异……他这个温文尔雅的姐姐会弹钢琴。
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她在家里坐着弹琴，清晰的琴声透过窗户飘到了街上。这架方形的钢琴上铺着一块平绒台布，就像一大块长满苔藓的石头。台布下边垂着球形的流苏穗子，像山核桃。摩西站在海伦的身后，看着她弹着海顿和莫扎特的曲子，真想像狗一样哀号。哦，这就是音乐!赫索格想。他会时不时想起纽约，怀旧是一种会悄然发作、让人心酸的情结，发作的那个瞬间是甜蜜的，但事后会留下酸楚的味道。海伦接着弹琴。她穿着水手衫和百褶裙，尖头鞋子踩在踏板上。她是个端庄但虚荣的姑娘。弹琴的时候，她会皱起眉头，眉间的皱纹和她爸爸的那一道沟很像。瞧她皱眉头的样子，好像是刚刚做了一个危险的动作。琴声传到了街上。
西坡拉姑妈反对海伦从事音乐行当。海伦不算个音乐天才。之所以弹琴，她是想要感动家人。或许是为了找个老公。西坡拉姑妈反对的其实是妈妈对孩子们的过高期望，妈妈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律师、绅士、拉比、艺术家。整个赫索格家族都非常看重社会地位。生活再贫困、再卑微，也不阻碍他们不断追求进步，梦想有朝一日变得显赫。
摩西认定，西坡拉姑妈是想叫妈妈不要再怂恿我们，她认为，对于爸爸在美国的失败，海伦的白手套和钢琴课都难辞其咎。
西坡拉的性格很强势。她机智敏感但尖酸刻薄，跟每个人相处都像要打仗似的。她脸上总是红红的，脸颊消瘦，鼻子端庄，但比较细长，让表情显得严峻。她说话总是带着刺，语气很冲，鼻音很重。她的屁股很大，总是迈着大步伐，脚步沉重。一条光滑的辫子垂在背后。
相比之下，西坡拉的丈夫亚夫姑父说话语气平静、稳重、幽默、含蓄。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他的肩膀很宽，棕色的脸上留着像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一样的胡子，胡子越来越浓密，逐渐卷了起来。他的鼻梁塌陷，门牙很宽，镶了一颗金牙。一起下跳棋的时候，摩西可以闻到姑父呼出来的口气中有辛辣的酸味。亚夫姑父的头很大，总在棋盘上方晃动，头上留着黑色的短发，有点鬈，有点秃。他的身体总是在轻微颤动，好像很紧张似的。从很早开始，亚夫姑父就可以一下子看透侄子的心思，他会像一只聪明、有感情、爱挖苦人的动物，用棕色的眼睛看着他。他的目光闪烁着精明，看到年轻的摩西下了一步臭棋，他就得意地笑起来，笑容有点扭曲，然后亲切地教训我。
亚夫姑父在圣安妮有个废品收购站，那里金属废品堆积如山，铁锈染红了周围的水坑。门口不时有一群拾荒者，有孩子、新移民、爱尔兰老太太、乌克兰人、考福纳瓦格保留地的印第安人等，他们推着手推车和小货车，送来了瓶子、破衣服、废旧的管子、电气设备、硬件、纸张、轮胎、骨头，要卖给亚夫姑父。那个老人穿着棕色的羊毛衫，弯着腰，一双结实有力但不停颤抖的手整理着他买下的东西，分门别类。他不用直起身子，就能把那些破烂货扔到应有的地方，铁扔到这里，锌扔到那里，铜扔到左边，铅扔到右边，巴氏合金扔到棚屋边。他和儿子在大战期间赚了大钱。西坡拉姑妈买了房产，当上了包租婆。摩西知道她胸前藏着一沓钞票。他看见了。
“嗯，你们来美洲，算是来对了。”爸爸对她说。
她的第一反应是严厉地盯着他，像是在警告他。然后她说：“我们是靠什么起家的，这不是秘密。苦工。亚夫拿着一把镐一把铲子，在加太铁路上做苦工，才慢慢攒下了一点钱。但你不一样，你生下来就穿丝绸衬衫的。”她瞥了妈妈一眼，继续说道：“在彼得堡，你们是派头十足啊，阔气惯了，有仆人和车夫可以使唤。你们从哈利法克斯来的时候，我去火车站接你们，居然看到你们盛装打扮，和那些新移民格格不入。我的天啊!鸵鸟毛的衣服!塔夫绸的裙子!穿鸵鸟毛衣服的新移民!算了，什么鸵鸟毛，什么白手套，都忘了吧。现在……”
“那好像是一千年前的事了，”妈妈说，“那些仆人，我早就忘了。我自己就是一个仆人。”
“每个人都必须干活。不要因为犯一个错误而害苦自己一辈子。你们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去读音乐学院？去那种贵族学校有什么用？叫他们去干活吧，我的孩子都在干活。”
“她不甘心孩子们都那么平庸。”爸爸说。
“我的儿子们都不平庸。他们也看得懂《革马拉》。别忘了，我们家祖上有伟大的哈西德派拉比。朱西亚先生!赫歇尔·杜布罗夫纳!你们别忘了。”
“没有人说……”妈妈说。
人们都这样纠缠于过去，都敬爱死者!摩西告诫自己不要跟着纠缠于过去，这正是他的性格弱点。他是个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患者摆脱不了童年的记忆，甚至忘却不了童年的痛苦。他理解这对他的健康没什么好处。但是，不知为什么，对于人生中的这一段时光，他敞开了胸怀，却始终没有力量去关上。那是1923年的一个冬日，在圣安妮西坡拉姑妈家的厨房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西坡拉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双绉晨衣，底下穿着宽松的黄色灯笼裤和一件男士汗衫。她坐在厨房烤箱的旁边，满脸通红。她说话带鼻音，经常发出刺耳的叫声，语气之中有讥讽、虚假的沮丧、可怕的幽默。
然后，她想起妈妈的哥哥米哈伊尔已经死了。她说：“嗯，你的哥哥，他怎么样了？”
“不知道，”爸爸说，“谁能想象他们在老家的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老家总是家，赫索格提醒自己。）几个暴徒闯进了他的家里。翻箱倒柜，把贵重的东西都抢走了。后来，他得了斑疹伤寒，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病。”
妈妈一只手捂住眼睛，好像要遮阴。她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