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条都是同一个意思，迁字和举字同意。《说文》说：“迁，登也。”《诗经》有“迁于乔木”，《易》有“君子以见善则迁”，皆是“升高”、“进步”之意，和“举”字“抬高”的意思正相同（后人不解“举”字之义，故把“举行”两字连续，作为一个动词解释。于是又误改上一“举”字为“复”字）。
六个“行”字，都该读去声，是名词，不是动词。六个“常”字，都与“尚”字通用（俞樾解《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一章说如此）。“常”是“尊尚”的意思。这两章的意思，是说无论什么理论，什么学说，都需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才可以推崇。若不能增进人生的行为，便不值得推崇了。
墨子又说：
今瞽者曰：“钜者，白也（俞云，钜当作岂。岂者皑之假字）。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贵义篇》）
这话说得何等痛快？大凡天下人没有不会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的，正如盲人虽不曾见过白黑，也会说白黑的概念。需是到了实际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概念是没有用的。高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是如此。
甚至有许多道学先生一味高谈王霸义利之辨，却实在不能弄清韭菜和麦的区别。有时区别义利，辨人毫芒，等事到临头，不是随波逐流，便是手足无措。
所以墨子说光知道几个好听的名词，或几个虚空的概念，算不得真“知识”。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去应用。
这就是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后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此说多有相似之处。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很像上文所说“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之意。
但王阳明与墨子有绝对不同之处。阳明偏向“良知”一方面，故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墨子却不然，他的是非“准则”，不是心内的良知，乃是心外的实用。
简单说来，墨子是主张“义外”说的，王阳明是主张“义内”说的（义外义内说，见《孟子·告子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人服从于良知的命令。墨子的“知行合一”说，却是要把所知的能否实行，来决定所知的真假，把所知的能否应用来定所知的价值。这是两人的根本区别。
墨子的根本方法，应用之处很多，说得最畅快的，莫如《非攻》上篇。我且把这一篇妙文，抄来做我的“墨子哲学方法论”的结论罢：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
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
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牛马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
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
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
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
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辨义与不义之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