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儒生高谈社会问题，主持政治改革，从晁错到王莽，从董仲舒到王安石，都可以说是贾谊开的风气。我们先略述贾谊当日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来表示儒家的有为主义的色彩。
他提出的问题之中，他认为最迫切的，——可为痛哭的，——是怎样解决那汉高帝造成的新封建局面。汉高帝以为秦帝国废除同姓封藩，以致孤立而亡，故汉初分封功臣为诸侯，子弟为诸王，最大者有九国（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汉书》（一四）说：
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
天子直辖的地，在故秦三十六郡中只有十五郡，其余尽是大国，这个局面是很难持久的。诸吕乱后，文帝以代王入为天子，不久即有淮南王长谋反（前174年）的事。故贾谊说：
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汉书》四八）
故他提出救济的原则如下：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
具体的办法是：
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齐）、幽王（赵）、元王（楚）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汉书》四十八）
这个计划初看似乎很平常，但后来经过几次变通修正，居然解决了这个很危险的局势。《汉书》（一四）说：
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主父偃）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这就是贾谊的主张）。
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
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旧注，“仕于诸侯为左官”，如今人说“左迁”）。设附益之法（据旧注，似是禁人阿附王侯之法）。
这个问题的解决固然远在贾谊死后，但他有创议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他又提出了君主待遇大臣的问题：
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古者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
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种社会思想的冲突。古代封建社会的阶级早已打破了，屠狗卖缯的都成了王侯将相了，还有什么用礼而不用刑的士大夫阶级？故萧何丞相一旦得罪，便得下廷尉狱，受械系；一旦放出来，便徒跣入谢。
故韩信、彭越封王列土，一旦有罪，皆具五刑，夷三族。故淮南王长以帝子而封大国，一旦谋反失败，便用槛车传送，饿死在槛车之内。说的好听点，这便是后世俗话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便是法律之下人人平等。
其实这是商鞅、李斯以来专制政体之下的威风。在那种独裁政体之下，旧阶级都消灭了，只剩下一个统治者和其余的被统治者。那独裁的君主有无限的**威，而一切臣民都毫无保障。
所以贾谊和一班书生都忘不了那古代封建阶级社会的几种遗风旧俗，他们自己属于新兴的知识阶级，——新的“士”阶级——故颇追想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制度。试看贾谊说：
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他们追念那“等级分明”的社会，而不知道那种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是违反时代性的错误思想，颇影响当时以及后世的儒家社会政治思想。
但那旧阶级社会的追恋，不过是贾谊的思想的一种背景。他所要提出的实际问题不但是主张皇帝应该用礼貌优待大臣，并且是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是反对严酷刑罚的问题。
汉朝的刑法，承秦法之后，有种种残酷之刑。《刑法志》所记“具五刑”之法，至今使我们读了起最不快的感觉。汉以前的儒家当那封建阶级崩坏的时代，本已有以礼让治国的主张。从孔子以至荀卿，都有礼治之论。礼治之论，简单说来，只有两层要义：
第一，古来上层社会的良风美俗应该充分保存；第二，用教化的方法，养成道德的习惯，使人不容易陷入刑戮。贾生提倡礼治，其实是反对当时的专任刑罚而不注意教化。他说：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中，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累子孙数十世。……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无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仇，祸几及身，子孙诛绝。……
这并不是根本否认刑罚，只是要政府看看亡秦的往事，不要专任严刑峻法，还得从教育下手，才可以建立长久的治安。
所以他又提出教育太子的问题。他说：“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他提议的教育太子之法，起于襁褓之中，用三公（太保，太傅，太师）、三少（少保，少傅，少师）作保傅，使他“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太子稍长，便入学校，学中有东学，南学，西学，北学，及太学，叫做五学。
这种提议便是后来国家立学校的起点。本意是为太子立学，推广到为国子立学，更推广到为国人立学，这是国学制度的演进。
但贾谊还提出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就是怎样对付那新兴的商人阶级的问题。旧封建社会的阶级崩坏以来，商人渐渐占社会的重要地位。《史记·货殖传》说得最明白：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十倍），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这便是新兴的私有资产制度的社会阶级的大致。《史记》又说：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酱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总数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髤（漆）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巵茜千石。（巵茜音支倩，是一种染料。此言素木器或铁器或巵茜千石，百二十斤为石。）
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17字是一项，旧注都错了。这是说，息借千贯钱来做买卖，贪贾得利多，廉贾得利少，故三个贪贾或五个廉贾，也可比千乘之家。上文“枣贾千石者三之”，也是说，这样的三个人才可比千乘之家）：——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杂业不中什二（不够二分利），则非吾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