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元先儒袁桷《国学旧议》，今习实事，如礼乐兵农漕运河工盐法茶马刑算，——一切国家要务，皆平日细心讲求，使胸有本末定见，异日得施于政。
在学十年，选而仕之，使自署其习云“能某事”，得以课勤其实，悉考为伍贰，禄俸足以养廉，历练国事；能则迁升，不能则罢去。（上，四十七）
在政治方面的应用，只是
论政，以身所当者为定，考古斟酌调剂之。仁义礼乐，遵二帝三王为法。至于典制政刑，采之历代，庶可施行。
尧舜三代风气未开；今所用者，亦政之大端；而世所行，皆汉唐以来累朝讲求明备，传为定章。使天下安宁，不过济时救弊也已。（中，二十二）
上文最后引的一段话，即荀卿“法后王”之意，但费氏父子说的更痛快明白。如云，“尧舜三代风气未开”，此是何等见识！费氏父子又举封建井田为例，说明此意。他们说：
故封建井田，先王之善政也；郡县阡陌，后王之善政也。所谓“王道”，不过使群黎乐业，海宇无扰，足矣。（申，二十三）
这是历史的眼光。费经虞曾讲《中庸》“议礼，制度，考文”云：
定天下之大端在礼。六官，一代之政俱在，名曰《周礼》，则礼广矣。度与文皆礼中事，别成一条。天子公侯卿大夫庶人悉有定数，不敢逾越，此之谓度。
文者，所以知古今因革变通也。议者，合众论而成一是也。制者，画为一代章程也。考者，取其适用而不颇僻也。（中，二十六）
他们的结论是：
立政兴事，不泥古，不随俗；或革，或因，上不病国，下不困民，求合于中。（中，二十四）
应用的标准仍是那实用主义的标准，——“济时救弊也已”。
四、费氏议论人的态度
费氏父子经过无数痛苦的经验，深知人情世故，故他们议论人物，往往能持一种忠恕平允的态度。
自从宋儒以来，士大夫自居于穷理，其实只是执着一些迂腐的意见；他们拿这些意见来裁量人物，往往不惜割削人的骨肉，勉强凑合他们的死板法式。
他们自己迷信“无欲”为理想境界，所以他们上论古人，下论小百姓，也期望他们无私无欲。他们抱着成见，遂不肯细心体谅人们的境地，一律苛刻。吹毛求疵，削足就履。
所以自程颢、朱熹以后，学者心眼里只认得几个本来没有的圣人，其余的都不是完人。殊不知他们的教主孔丘先生在日本是一个很和平圆通的人。
孔丘也肯见见南子，也不拒绝阳货的猪肉，也和他国里的一班贵族权臣往来问答；他的弟子也有做季氏的家臣的，也有做生意发财的，也有替蒯瞆出死力的。
他老人家晚年也曾说过，乡愿是德之贼，而狂狷却还有可取。他老人家教人要“绝四”，而宋儒却偏偏忘了“毋固”“毋我”的教训！费氏父子对于宋明理学家的这种态度，最不满意，常常提出抗论。他们说：
夫运代不同，犹四时之递序；而性情互异，若水火之相隔也。……历代人才不一：
识高而学浅，或学赡而识卑；
或文多而浮，或武壮而暴；
或刚德而败事，或激昂以邀名；
或谋深而谤腾，或名重而毁至；
或始而亡命江湖也，后能立勋钟鼎；
或其初托足匪类也，继乃望重朝端；
或辱身以就奸贼，而曲忍全君；
或畏势觉其难移，而退避免祸；
或公忠体国，事欲核实，而诸臣怨之；
或招呼同类，朋党害政，而天下称之；
或为众所攻而未尽非，或为众所宗而非无过；
或刚正之质以温厚为怯懦，或柔婉之哲以劲直为乖张：
——天下原非可一定不移，为衡宜百务精当。……
此伊尹不求备于一人，孔子论朱干玉戚豚肩不掩皆贤大夫也。乌有一生事事无疵，言言中节乎？……宋世曲士陋儒，志浮目狭，未尝炼达，辄凭枯竹衡量古人。
洗沙而数，拔毛而度；未悉之事，闭户以谈；往代之非，意见为刺；削平生之勋德，搜隙罅以为罪。……固薄之论满世，忠恕之道全乖；使识略高贤遗冤简册，饮恨九原：此百世无已之大痛也。（上，十一~十二）
这已是很平允的议论了。他们又说：
邵雍曰，“古今之时则异也，而民好生恶死之心无异也。”故人臣不幸，世治而遭值奸凶，世乱而陷没盗贼，隐忍污辱，苟全性命，保妻子，以守宗祀，未为尽失。惟相与煽乱为可诛耳。
故生命，人所甚惜也；妻子，人所深爱也；产业，人所至要也；功名，人所极慕也；饥寒困辱，人所难忍也；忧患陷厄，人所思避也；义理，人所共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