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屢唱土斷僑寓及釐正譜籍，然他們始終要在保全士族的特權下剝下益上，不如北方政治理論之公平。因此北方的均田制可以做成一規模，而南方的黃籍積弊，終難淸理。這可為北勝於南之顯例。
其次再論均田制下之租額。
據魏書食貨志，李沖上言立三長，並定「調」法。
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
此所謂「調」，卽包舉田租在內。一夫一婦六十畝，倍田不計。納粟二石；以畝收一石計，六十石收二石，便是漢代三十稅一之制。若以當時稅收慣例，百畝收六十斛比論，相差已到十八倍。
舊調，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調外費。較現行調法亦大重。然三十、五十家方為一戶，其蔭冒者皆歸私門。
此層在農民實為甚大惠澤，因此易見推行。
李沖求立三長，與新制調法同時推行，謂：「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亊，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為之易行。」初百姓咸以為不若循常，豪富並兼者尤弗願。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海內安之。此與南朝因檢定黃籍至激起民間變亂者迥不侔矣。
在豪彊方面，亦仍有優假。
奴婢受田與良民等，而所調甚少，八奴婢始當一夫一婦之調。此乃魏廷故意優假豪族，已奪其蔭冒，不可不稍與寛縱也。
惟在國庫則課調驟減，一時頗感其窘。
太和十一年韓麒麟即表陳「稅賦輕少，不可長久。」韓表：「往昔校比戶貫，租賦輕少。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此謂「校比戶貫」，卽指立三長，出蔭附而言。此謂「稅賦輕少」，卽指新定調法而言。十二年因大旱，用李彪議，仍取州郡戶十分一為屯田，一夫歲責六十斛。惟蠲其正課、征戌及雜役。孝昌二年，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畝五升，以一夫一婦受田六十畝計，則為三石，較孝文定制增一石。畝一斗，則六十畝須六石，然亦不過什一之稅。
然豪強蔭附，一切歸公，政府到底並不吃虧。所以此制直到北齊、北周，依然沿襲。北齊制，人一牀一夫一婦。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准半，牛租一斗，義米五升。於正租外又加「義租」。正租入中央國庫，義租納郡縣，備水旱災。設倉名富人倉。於政府收入外，再注意到平民災歉救濟之準備，這一個制度亦為將來隋、唐所取法。
隋文帝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請「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十六年，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唐太宗時，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為差。」天寶中，天下諸色米積九千六百餘萬石，而義倉得六千三百餘萬石。義租、義倉，與漢代「常平」不同者，常平由官糴，義租由民輸，其為留意民食之良政則一。又按，其制亦先起於魏之李彪。魏書釋老志有「僧祇戶」、「僧祇粟」，於儉歲賑給饑民，意亦略同。
並因租稅輕減，社會經濟向榮，民間學術文化事業得有長足之進展。
北齊書儒林傳：「北齊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惟濟南之在儲宮，頗自砥礪，以成其美；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胄子以通經仕者，惟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幸朝章寬簡，政綱疏闊，遊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裡之內，乞食為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眾尤甚。」
北周租額，較之元魏、北齊皆稍重。
周制：「司均掌田裡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七以上，宅四畝；五以上，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今桉：有室者授田百四十畝，即魏制露田男四十、婦人二十，倍受共一百二十畝，又桑田二十畝也。魏調二石，今五斛，為已重矣。
然上比晉代，尚輕減十餘倍。比古制什一之稅，亦輕至四、五倍。
而主其事者蘇綽，常引為憾事。至其子蘇威，卒能幹父之蠱，助成隋代之郅治。
北史蘇威傳稱：「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隋文帝時，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按：隋制，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此其證。唐「租庸調」制租粟二石，則仍依北魏也。又按：史稱：「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淩駕寒門。隋平陳後，牧民者盡變更之。蘇威又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民間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陳故境大抵皆反。」此江南世族不慣北朝制度也。南北社會不同，於此可見。
這一種政治道德的自覺，南朝亦復少見。
繼均田而起的新制度有「府兵」。自行「均田」而農民始有樂生之意；自行「府兵」，而農民始無迫死之感。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臨時抽丁，皆棄之也。必待下層農民稍有人生意味而後世運可轉。隋、唐復興，大體卽建基於均田、府兵的兩個柱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