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稱臣奉表於金。金主冊宋主為「皇帝」。金曰「下詔」，宋曰「奉表」。「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金使來廷，皇帝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詔。館伴之屬，皆拜金使。宋使至金，同於陪臣。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賀。
二、宋歲輸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金使至，又有餽贈。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稱是。
三、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為界。宋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
就當時國力言，宋兵並非不能抗金。兩國情勢，不能以靖康為例。
一、因將帥人材不同 靖康時，中國太平已久，人生不見兵革，廟堂之相，方鎭之將，皆出童貫、蔡京、王黼、梁師成之門，無一可倚仗者。至南渡諸將帥，皆自營伍戰陣建功自顯。陳亮所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又曰：「東西馳騁而人才出。」韓、岳諸將皆一時良選也。而金則老帥宿將，日就死亡，所用之人，未能盡如開國時之盛。
二、因南北地理不同 金以騎兵勝，在大河南北，平原曠野，東西馳突，為其所利。及至江淮之間，騎兵失所便。王庶謂：「淮上虛荒，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可易渡，兵勢不同曩時」，是也。呂頤浩疏：「臣頃在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夏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敗衄如今日之甚者。蓋皆山險之地，騎兵非所利也。金人起燕、薊，歷趙、魏，至汴宋，皆平原曠野，騎兵馳突，步人不能抗。」今按：金勢之挫，亦使於關陝。如吳玠和尚原、仙人關諸捷是也。
三、因兵甲便習不同 北族以騎勝，宋非不知，故北宋防遼，常開塘濼植楡柳以限馬足，唐書地理志：「漁陽有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又其北漲海為溝以拒契丹，皆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開。」則此制已遠始唐代。又有拒馬車、陷馬槍等兵器。惟承平久則漸弛。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兵械精利，稱於一時。然至徽、欽時又濫惡。呂頤浩疏：「臣嘗觀夷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勝；中國之兵，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夷人皆是民兵，平時賦斂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擐甲胄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黥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修長者或得短甲，不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饑之卒，無力自辦器甲。」今按：此為宋、金初交兵時強弱勝負一大原因。不僅器甲弓弩不適用，亦以承平日久，官庫器甲率皆朽鈍，雖有若無，宜不能與塞外以戰闘為生命之新起民族相較。然積之十數年，各軍自謀生存，此等弊病漸漸革除。韓、岳有「背嵬軍」，皆別置親隨，精選軍中勇健者充之，屢建戰功。順昌之戰，兀朮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陣自見。」兀朮用「鐵浮屠軍」，皆重鎧甲，戴鐵兜鍪，錡軍以鎗標去其兜鍪，大斧斷其臂，碎其首。又兀朮「拐子馬」，而岳飛以麻紮刀入陣破之。以長刀、長斧破騎兵，郭子儀敗安祿山已然。軍事必漸習而強，不能因其初弱，疑其後盛。而金人多用簽軍，亦不如其初起部族軍之強悍。
四、因心理氣勢不同 繫年要錄卷三十七謂：「金人犯中國，所過名都大邑，率以虛聲喝降，如探囊得之。積勝之威，直至兀朮渡江，南兵皆望風披靡。」汪藻論諸將，時在建炎四年。謂：「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使明州無噍類。韓世忠八、九月間兀朮渡江在十一月。已掃鎭江所儲，盡裝海舶，焚城郭為逃遁計。」此皆金兵先聲奪人，使諸軍無闘志。其後兀朮在江南，形勢窮蹙，自引北去，韓世忠遂橫截之於江中。縱謂因金人飽掠，韓之兵卒利其財物，然其時韓軍膽量，畢竟與前不同。世忠以八千人與金兵十萬相持凡四十八日，自是金兵不復再有渡江之志。世忠一人，前後勇怯迥異，正為當時諸將於積敗之後，漸漸神志甦醒、勇氣復生之一好例。後世讀史者專據如汪藻等疏，以建炎以前事態，一概抹殺紹興之抗戰、實為不明當時心理氣勢轉變之情形。宋人自言十三處戰功無黃天蕩，蓋是役雖相持近五十日，而韓軍終敗。然其先已有張俊明州城下之捷，為十三處戰功之第一處。又有陳思恭太湖之捷，繼之遂有黃天蕩之拒戰。要之宋軍不復如以前之望風奔潰，確然為事實也。
五、因地方財力不同 宋削方鎭太過，然太祖時，如環州董遵晦、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尚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張方平語。而其時如江淮諸郡，皆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王禹稱語。北方自太宗以下，亦漸隳祖法。故時臣謂舉西北二垂觀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葉淸臣語。欲兵之強，莫如多榖與財。宋祁語。而熙寧以來，財務益集中，州郡廂兵亦籍歸中央，為置將領。地方無財無力，何以應急？南渡以來，諸將擅兵於外，稍自攬權，財力漸充，兵勢自壯。高宗、秦檜，乃亟亟以收武臣兵柄，集權中央為務，至不惜屈膝金夷。何不對諸帥稍假借，猶足勉自樹立也！胡寅論當時軍隊，（輪對劄子，見斐然集，文中有云：「陛下克己臨政，九年於此」，則在紹興五年也。）謂：「不屯田積粟，開口待哺。功狀皆言不令斫級，行賞至於全隊轉授，以官命隊。煮海榷酤之入，奄而有之。闤闠什一之利，半為所取。衣糧仰給大農，器械取於武庫。總兵者以兵為家，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凡四十餘人，獨將帥不可進退。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軍籍何自而無缺？」此皆所謂文吏之見，乃為秦檜所藉口。葉正則論四屯，亦極斥當時軍隊紀律之壞，而曰「秦檜慮不及遠」，則出事後持平之論也。
縱說宋軍一時不能恢復中原，直搗黃龍，然使宋室上下決心抗戰，金兵亦未必能再渡長江。強敵在前，正是策厲南方奮興振作的一個好材料。惜乎高宗自藏私心，一意求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皆在我；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且紹興十一年之和議，實為戰勝而議和，戰勝而割地，更與紹興八年情節不同。
對內則務求必伸，對外則不惜屈服。
高宗非庸懦之人，其先不聽李綱、宗澤，只是不願冒險。其後，不用韓、岳諸將，一意求和，則因別有懷抱。紹興十一年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時戰事方殷，帝問：「曾讀郭子儀傳否？」俊對以未曉。帝諭云：「子儀時方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怏望。故身享厚福，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民。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一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饗福，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此等處可見高宗並非庸弱之君。惟朝廷自向君父世仇稱臣屈膝，而轉求臣下之心尊朝廷，稍有才氣者自所不甘，故岳飛不得不殺，韓世忠不得不廢。紹興八年，趙鼎言：「士大夫多謂中原有可復之勢，請召諸大將問計，恐他時議論，謂朝廷失此機會。」帝曰：「不須恤此，不和則梓宮、太后、淵聖無可還之理。」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請增兵，帝曰：「上流地分誠闊遠，寧與減地分，不可添兵。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是高宗決心對內加強統治，而無意於對外恢復，其意態豈不十分鮮明乎？
岳飛見殺，正士盡逐，國家元氣傷盡，再難恢復。這卻是紹興和議最大的損失。
朱子語類：「門人問中興將帥還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無人。』」武穆卒時，朱子已二十餘歲，豈有見聞不確？武穆對高宗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古今人自有不相及，近人以當世軍閥誤疑武穆，非也。
金人得此和議，可以從容整理他北方未定之局。一面在中原配置屯田兵，事始紹興十年十二月。一面遷都燕京。事在紹興二十三年。本都上京，在吉林哈爾濱東之阿城縣南方。中間休息了二十年，結果還是由金人破棄和約，而有海陵之南侵。事在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弑熙宗，又遷都汴，遂大舉南伐，幸為虞允文敗於采石磯，金兵殺亮北還。又按：紹興十七年，兀朮死，尚言：「南軍勢強，宜加好和，十數年後，南宋衰老，然後圖之。」南方自和議後，秦檜專相權十五年，卒在紹興二十五年。忠臣良將，誅鋤略盡。
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而阿附以苟富貴者，爭以擠陷善類為功。自檜用事，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秦檜主和，自謂「欲濟國事」，試問和議完成後，檜之政績何在？則其為人斷可見矣。夫對外和戰，本可擇利為之。而自檜以後，遂令人竟認對外主和為正義公論所不容。明懷宗以不敢與滿洲言和誤國，則檜猶不僅為南宋之罪人矣。
人才旣息，士氣亦衰。高宗不惜用嚴酷手段，壓制國內軍心士氣，對外屈服，結果免不了及身再見戰禍，亦無顏面再臨臣下，遂傳位於孝宗。在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頗有意恢復，然國內形勢已非昔比。
前有將帥，無君相。今有君相，無將帥。朱子言：「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為邪。」故當孝宗初政，朱子上封事陛對，尚陳恢復之義，後乃置而不論。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上封事，謂：「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言乎！」遂極論當時弊政。而孝宗則謂：「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強佔，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理會深，於國事則諱言之，此其志可知矣。」不知力言恢復者，早已於高宗時誅逐殆盡。人才士氣，須好好培養。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無。一反一覆，只有讓邪人乘機妄為。
適金亦方盛。
時為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號稱文治，一時有「小堯舜」之譽，文物遠勝遼、元。然大定中亂民獨多。時金上下已漸染華風，金主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飲讌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又禁女直人不得改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聚會，以騎射為樂，今則弈棋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習學漢人，是忘本也。」金主對於種族之見，深摯如此，其行政措心，如何得乎？則宜乎亂民四起矣。是金人統治中原，始終未臻穩定之地位。宋能惕厲自強，始終不以和局苟安，未見必難恢復也。就實際言，則當時南方政治尚不如北方。
僅得稍改和約。
宋主稱金主為「叔父」。宋得稱「皇帝」，改「詔表」為「國書」，易「歲貢」為「歲幣」，餘禮不能盡改。
歲幣銀、絹各減五萬兩、匹。
疆界如紹興時。
孝宗抱志未伸，亦不願老做此屈辱的皇帝，遂禪位於光宗。光宗又禪寧宗，乃鬧出韓侂胄的北伐。侂胄乃事后韓氏之季父，排趙汝愚得政，因此遂極為當時士大夫淸議所鄙厭。宋人雜說小記有云：「許及之對之屈膝，遂命同知樞密院事。值侂胄生辰，及之後至，閽者拒之，俯由門中閘僂而入。時稱『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侂胄與眾賓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俄聞犬嘷業薄間，視之乃侍郞趙師澤也。程松市一妾獻侂胄，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時松為諫議大夫。）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亦得同知樞密院。』」此等事未知盡可信否。要之，此一大臣集團，在其國內未能得多數之擁戴與信任，則斷可知。宋本積弱，侂胄初得政，即魯莽用兵，其惟有誤國則亦宜矣。
結果宋兵敗求和，殺韓侂胄自解。自孝宗和定以來，又四十餘年。和約如次：
宋金為「伯姪」。如靖康故事。
銀、絹各增十萬兩、匹。宋別犒軍三百萬兩。
餘如舊。
然侂胄兵敗議和之年，即蒙古鐵木眞稱帝斡難河之歲。此後宋、金皆衰，只坐待著蒙古鐵騎之來臨。史彌遠繼侂胄後，相寧宗十七年；立理宗，又獨相九年。賈似道繼之，襄陽圍已急，尚坐葛嶺，與羣妾闘蟋蟀。私與蒙古議和而稱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元人來申好，且徵歲幣，則密令拘之。以利啖太學生，厚其餽給，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亦莫敢言者。南宋自秦檜以下，相臣皆非，遂以不振。至成吉思汗之伐鑫，距海陵南遷，不過五十八年，而女眞已衰。則金、宋之存，正因其互不振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