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朱勔敗，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冑，又沒入其田。置安邊所，共收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此皆官田也。景定四年，丞相賈似道欲行富國強兵之術，於是殿院陳堯道等合奏：「限田之法，自古有之。買官戶踰限田，嚴歸并飛走之弊，回買公田，可得一千萬畝，則每歲六、七百萬斛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如是則百畝六、七十斛，亦與西晉、五胡同。
一時流弊，不可勝言。
當時先以品官踰限田外回買立說，猶有抑強疾富之意。旣而轉為派買，除二百畝以下，餘悉各買三分之一。後雖百畝之家不免。浙西之田，石租有值千緡者。公田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買數少者，全以楮券。稍多，銀券各半。又多，則副以度牒。至多，則加將仕、登仕等告身，幾於白沒。
官田租額之重，為元、明所承襲。
元代多以官田分賜臣下。
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珠、雅克特莫爾等，諸王如魯王多阿克巴拉、剡王齊齊克圖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
蒙古、色目羣趨江南，視為樂土。心史大義略敘「韃人視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謀居江南之人，貿貿然來江南。」
回回人家江南者尤多。
北人就食來江南者，亦踵相接。
至元二十年崔彧上疏：「內地百姓移江南已十五萬戶。」至元二十三年，以漢民就食江南者多，又從官南方者，秩滿多不還，遣使盡徙北還。至元二十六年，朝廷以中原民轉徙江南，令有司遣還。嗣不果。
其時江南人之技巧，乃至大為北人所愛重。
至元三十年，禁江南州郡以乞養良家子轉相販鬻，及略賣平民。時北人酷愛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其價甚貴，婦人尤甚。一人易銀二、三百兩。尤愛童男、童女，輾轉貿易，至有易數十主者。北人得之，慮其逃遁，或以藥啞其口，以火烙其足。
而江南兼并之風，仍是有加無已，有奴使多至萬家者。
武宗至大二年，平章約蘇上言：「江南治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商稅，餘皆無與。富室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乞自今有歲收糧五萬石以上者，令石輸二升於官，仍質一子為軍。」韶如其言行之。
有田租二、三十萬石者。
元典章：「田多富戶，每一年有三、二十萬租了的，占著三、二千戶佃戶，不納係官差發。他每佃戶身上要租了重的，納的官糧輕。」
那時的江南。形成少數大地主蒙古、色目與漢、南人皆有。與多數佃戶的局面，而財賦則占天下之什七。見蘇天爵傳。明代籍沒土豪田租，一依租額起糧。
此亦自南宋已然。如宋籍沒韓侘冑及其它權倖之田，皆仍私租舊額。賈似道回買官田，亦依私租額也。
天下的租賦，江南居其十九。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邱濬大學衍義補。而蘇州尤甚。
蘇州之田，約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賦約居天下十分之一弱。
蘇州一府皆官田，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
張士誠據吳，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明初遂按其租簿沒入之。
民田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一石。詔減什三，猶為七斗。
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萬石，而官田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糧重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嘉靖以後，官田、民田，通為一則。長洲畝科三斗七升，太倉畝科二斗九升，小民遂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英宗時，松江積荒田四千七百餘頃，皆因重額，久廢不耕，而稅加於見戶。
以蘇州田賦與唐代租庸調製相較，其差至四、五十倍。
吳中畝甚窄，凡溝渠、道路，皆并其稅於田中。畝收多不能至三石，少不過一石餘。私租者重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以一畝租一石計之，唐租一百畝僅二石，是相差五十倍也。又按：范仲淹集，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較之明代額差十倍矣。即南宋以東南支軍國之費，其正賦亦只明末五之一。
稍次於蘇州者則為松江。
宋代徵於蘇州者，夏稅科錢。秋糧科米，約其稅額，共計不過三十餘萬。松江科亦同於蘇州，共計歲輸不過二十餘萬。其後因行公田，賦法雜亂。元初仍宋舊，延祐中增定賦額，蘇州徵至八十餘萬，松江徵至七十餘萬。元末張士誠取民無藝，蘇州增至一百萬，松江亦於舊額有加。洪武初，怒蘇民附張，取豪族所收佃戶租入私簿付有司，令如數定田稅，遂一時驟加，有一畝徵糧七斗以上者。自此蘇州多至三百萬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餘萬石。民困弗堪，連歲逋負。洪武十三年命稍減其額，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如舊。建文二年下詔：「蘇、松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如此則百畝十石，較唐尚四倍。永樂奪位，盡革建文之政，蘇、松復罹重賦之厄。宣德、正統間，特遣侍郎周忱巡撫其地，蘇州得減秋糧七十餘萬石，松江得減秋糧三十餘萬石。然十輕二、三，較他處相去猶若天淵。主計者但曰「東南財賦之鄉，減之則國用不足」。自萬曆迄明末，惟有不時額外浮增，無復寬省。然民之實完於官者，亦歲不過十之五、六。蘇、松有司，終明世完及七分者即為上考。又按：明洪武二十六年制，凡戶部官吏不得用浙江、江西、蘇、松人。
此種賦稅不均，直到清代因仍不革。
清代賦稅，一依明萬曆原額，定限考成，並責十分全完。就康熙初年言，直隸錢糧每年共九十二萬餘兩，福建、湖廣共一百二十餘萬兩。廣西僅六萬餘兩，而蘇州一府，每年共銀一百一十八萬餘兩，尚有米、麥、豆一百五萬餘石。松江一府，錢糧每年共銀六十三萬餘兩，米四十三萬餘石。常州、鎭江兩府，每年銀、米亦不下數十萬。一府錢糧之數，可比於一省。蘇州一府不過一州七縣，松、常、鎭三府屬縣亦寥寥無幾，每縣錢糧多者數十萬，少者不下十數萬。同治二年，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疏言：「蘇、松太浮賦，上溯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昆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鎭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於沿襲前代官田租額，而賦額遂不平也。」
唐中葉以前北方的財富，到明代已全轉移到南方來。但是明代南方民眾的生活，卻較之唐中葉以前的北方民眾苦得多。
周忱論蘇、松民戶七弊：「一、大戶包蔭，二、豪匠冒合，三、船居浮蕩，四、軍囚牽引，五、屯營隱占，六、鄰境藏匿，七、僧道招誘。」太倉一城，洪武二十四年黃冊原額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至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餘皆逃絕虛報之數。可見江南民生之不聊。
這是明代國運不如唐代一絕好說明。
但是政府的重賦與富豪之兼并，雖使江南一帶之小民水深火熱，而巨家富室依然發榮滋長。張居正謂：「江南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顧亭林云：「人奴之多，吳中為甚。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諱其奴名，謂之家人。」
亦正因為江南為財富所集中，所以人物日盛，仕宦日達，而他們對於社會興革事宜，到底還有幾分心力顧到，農田水利人事方面，不時有所進修，得久維不壞。
明代有專管蘇、松等七府水利官。初設主事或郎中，正德九年。嗣遣都御史。十二年。又遣工部尚書。十六年。又令巡鹽御史、嘉靖四十五年。巡江御史萬曆三年。督管。永樂二年、弘治七年、發民夫二十萬。正德十六年、發軍、民夫六十餘萬。嘉靖六年、二十四年、隆慶三年、五年、萬曆三年，屢興大工。
至於北方，漸漸從國家的重任下逃離，而民智民力，亦逐漸惰窳萎縮，終至於擔負不起國家重任來；而社會事業，亦遂敗壞於日常墮退之中。
首論北方水利者，為元代之虞集。漠張湛、北齊裴延儁，至宋何承矩，皆於河北興水利。元則有托克托、郭守敬及虞集。言之尤精白者，為明代之徐貞明。有西北水利議，亦名潞水客談。其它如邱濬等亦皆言之。明人尚有袁黃、汪應蛟、左光斗、及清有李光地、陸隴其、朱軾、胡寶瑔、柴潮生、藍鼎元諸人。最後有左宗棠。然所言多限於河北京東一帶。正因北京為仕宦人物所萃集，故猶有議論及之。若其它北方水利，則少有注意者。直至清代，治河官凡三：曰北河，專治京畿諸河。曰河東，分界以治黃。曰河南，治淮，治儀眞、瓜州一帶長江。而運河則三河分治之。蓋除治黃通運以外，幾不知再有所謂水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