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说到文化相异，由于民族性不同。而民族性不同，则由于自然环境之影响。此一观点，本是与中国人向所抱持之“天人合一观”与“性道合一观”相通合一。而中国民族文化则是在北温带大平原农耕地区上发展生长，因此中国文化得天独厚，其民族性最为平正中和，最为可久可大，此则称之为中华文化之“同化力”。此一种同化力：
第一、是先同化了此一地区内之各民族而成为一民族。
第二、是文化向外，把四裔异民族尽化为同一文化，如韩国、越南与日本。
第三、是异民族入侵而同化为中国民族，如汉后之五胡，如宋后之辽、金、蒙古、满洲。
第四、是异文化传入而同化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如印度之佛教。宗教以外有艺术，如塔庙建筑、如绘画、如石刻、如雕塑、如音乐舞蹈，其间皆有外来成分。智识方面亦有不少外来成分，如天文历法，乃至如水利。东汉时治河，用一韩国人王景。
故中华民族能不断吸收异民族，而中华文化亦能不断吸收异文化。
四
中山先生提倡革命，乃是政治的，并没有提倡文化革命。现在蒋公提倡文化复兴，亦不是说文化革新。如一盏灯不好可以换一盏，一辆车不好可以换一辆，一所房子不好可以另造一所，一条道路不好可以另修一条，这叫做“革新”。物质方面可以革新，但很难把一民族革新成另一民族。如最近以、阿战争，埃及人所驾飞机，与以色列人所驾飞机，不管是美国造或者是苏维埃造，总是差不多。两国空军一碰头，这是人的不同，心理的不同，性格的不同，那就有大差异。以色列人可以改用俄国机，埃及人可以改用美国机，但双方民族精神则不易对换。而列阵决胜负时，主要因素则在双方的“民族精神”上。
民族创造文化，文化也可以创造民族，可以陶冶个人。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宗教家，如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他们生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历史文化里面，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思想与信仰。而他们的思想与信仰，又影响了他们各自的民族文化。傥使孔子不生在中国而生在印度，就不会是今天的孔子。孔子是中国北方的天时、地理、物产、交通种种自然环境乃及历史文化、社会风俗积累的大传统之下所产生。倘使耶稣生到中国来，长在春秋时代，他就不会成为今天的耶稣。耶稣说：“凯撤的事由凯撤管，上帝的事由我管。”当时犹太民族是罗马帝国的奴隶，他们过着长久的流亡生活，从这里流亡到那里，痛苦已极，就有他们的先知告诉他们说，一定有个上帝会来拯救我们犹太人。耶稣接着说，上帝不仅要救犹太人，还要救世界人类。至于当时罗马凯撤的政权统治，耶稣也无奈何，只有由他去。若使我们今天到印度去，还可依稀想象到一点释迦牟尼当时的心情。到了阿拉伯沙漠地带，也可约略想象到当时穆罕默德的心情。但春秋时代的中国社会，就一切都不同，那时已有天子、诸侯、卿大夫，政治上有一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历史上又有一套。论其天时、地理、物产、交通、自然大环境，又和释迦、耶稣、穆罕默德三位所处大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说，乃是由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而产生了孔子，孔子又光大了中国文化。印度社会印度文化产生了释迦，释迦又光大了印度文化。耶稣、穆罕默德，也都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历史之下，产生不同的思想与宗教。他们的思想和宗教，又影响了此下不同的文化。
但从另一面讲，同一文化也不定能融为同一民族。如西欧，他们可说是同一文化。但如拉丁族、条顿族、斯拉夫族，此种民族界线永远在欧洲史上引起无穷纠纷。而且西欧亦可说是同一宗教。西欧文化应说是由中古时期的基督教开始，但同一宗教亦不能融化成同一民族。甚至同一民族同一文化在同一地区，地区并不大，而仍不能共同建立一国家，如古代之希腊，近代之西班牙与葡萄牙皆是。若要他们建成一大国，则必由武力征服而成为帝国型，如古代之罗马，近代之大英帝国。此与中国之由同一民族同一文化而建成之国家大不同。更甚至于在同一国家之内，而仍各保持其各自之独立地位，并不能融凝成为一体，如英国之有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西欧近代科学发展，地理、交通、商业、经济，均已化成为一体，而依然分疆割界，诸国林立，不能融和。以前是西欧鼎盛时期，世界任其宰割，各自争霸争雄，犹自可说。此刻则赤色帝国之苏俄眈眈在旁，一面共同需要美国之支援，而其内部仍是钩心斗角，互相龃龉、互相排拒，仍不见有稍微之改变。试问原因何在？则不能不说仍是受其文化精神之影响。
古代希腊人便说，“知识即是权力”，近代西方人依然抱持此观念，说科学可以征服自然。当知此一观念，就人对物言，似无大病。就人对人言，则正贵能在人类自身发展出一套合情感、合理想的文化，化异民族为同人类，在此高天之下，厚地之上，共同生息，共同相处，以同跻于一个大同太平之境。就此而言，则中国文化之伟大亦自可想见，不烦深论。
中国古人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所谓“大道”，正是指的人类一种合情感、合理想之伟大文化言。此刻则无可讳言，正是一个天下为私的世界。中国传统文化正该为世界人类善尽其一分应尽又可尽之责任。近代中国只有孙中山先生深知此义。他在讲“民族主义”时，曾举一例说，有一香港码头工人买了一张马票放在他竹杠里，到开奖时，一看中了奖，喜极而狂，他想已中了头奖，此后决不需再做一码头工人，就把随身竹杠丢到海里，却连奖券也丢了。中山先生告诉我们，要讲“世界大同”，正需我中华民族发挥其传统文化善尽职责。当前我民族受尽折磨，历尽艰辛，正如一竹杠之可厌可鄙，但头奖却在那竹杠里。中国民族自己看轻自己，把中国文化传统自己丢弃了，却要来髙唱世界大同，这就和那香港码头工人一般。中山先生此一譬喻，实是大堪深思。此刻蒋公提倡文化复兴，便是教我们要在竹杠里找寻出那中了头奖的马要来。
现在就比较乐观的一面讲，现代科学已使世界交通经济物产化成一家。目前的联合国，只要继续进步，也可使世界政治渐向调和融合的路上走。最难的却在各民族文化精神有不同，更要的是宗教信仰之不同。若要世界各大宗教融化归一，此事颇不易。但在中国社会里，各宗教却可以和平共存，不起大冲突。此事远从唐代以来已可见。那时佛教、回教、耶教都已同时在中国存在。直到目前，并未为宗教问题而使中国社会发生分裂。纵亦时有小纠纷，到底非是一件不可弭平之事。如此可证，将来世界各大宗教之大合流，亦很易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亦恐只有在中国社会中能形成。
今试略去世界各大宗教信仰内容之相异于不论，而各大宗教则共同有一套外在之“礼乐”，亦可说各大宗教有一“共同形式”，即礼乐。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极尚礼乐的。世界各大宗教未免在其外在之礼乐上多拘泥，中国传统文化则虽极崇尚礼乐，而在礼乐上多变通，少拘泥。有人提倡以艺术来代替宗教，但艺术含义较狭，不如说礼乐更较具体实在，而含义亦较深广。
再说各宗教之“共同精神”，几乎全信有一“上帝”。换言之，均信在人类之上有一最高不可知之主宰。中国文化传统正是同有此信仰，而能提出“天人合一”“性道合一”之理论，把此一不可知之主宰与现实人生相融和，而弥缝其间之裂痕。只有佛教，依法不依天，重内不重外，与其他宗教相异。但佛教之出世精神早已在中国文化中融和了，早已变成一种“人文”中心之新教义。此后中国若能更发挥其天人合一性道合一之理论与信仰，而文之以一套新礼乐，在中国社会上一向所想象之儒、释、道“三教合一”，未尝不可再上一层，来一套“五教合仪”，乃至“诸教合一”。此一理想，虽尚远需时日，但在中国文化中演出，实非一不可能之事。
以上说明了中国文化同化力之大，可以化异民族为同民族，岂不能化异宗教为同宗教？世界大同必由此途迈进，而中国文化之所以必将大行于世界者亦在此。
今再申言，武力、经济、政治、宗教，均不能统一世界以进达于大同之境。只有“文化”有此力量，有此功能，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最为近之。
千言万言，并归一言，请诸位对民族知“自尊”，对文化知“自信”，对此一根竹杠善为保持不失，则马票头奖还是在内。而获得此头奖之后，将仍是用在公，不是用在私。此乃中国民族之真实足以自尊，中国文化之真实可以自信之所在。设若不信，则请从中国民族文化五千年历史上去细细追寻。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曰《青年战士报》庆祝青年节特刊，四月《中华文化复兴》月刊一卷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