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述，可见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实在涵有甚深极厚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不是盲目追随西方。但中山先生同时及其以后人，纵使信仰《三民主义》，亦实在不了解中山先生之真意义。这里中山先生有他极深刻极沉痛的指示。他说：
自义和团以后，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总是要学外国。（《民权主义》第五讲）
外国在物质文明的进步，真是日新月异，一天比一天不同。至于在政治上，外国比较中国，又进步多少呢？我们要学外国，便要把这些情形，分别清楚。外国对于民权的根本办法，没有解决。我们提倡民权，便不可完全仿效欧美。（同上）
他说：
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大不相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同上）
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还不能完全学欧美。（同上）
欧美对于机器，有很完全的发明，但是他们对于政治，还是没有很完全的发明。我们现在要有很完全的改革，无从学起，便要自己想出一个新办法。（《民权主义》第六讲）
但中国人经过了义和团之后，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总是信仰外国，不敢信仰自己。无论什么事，以为要自己去做成，单独来发明，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步欧美后尘，要仿效欧美的办法。（同上）
这真是中国民族命运此后一死生绝续的最要关键。若中国人永远不肯相信自己能想办法，永远要仿效他人，这真是死路一条。此刻信仰中山先生的，还是比附上西洋思想来信仰。反对中山先生的，也是援据着西洋思想来反对。中国人自义和团以来之五十年，已经不敢自己用思想，不肯自己用思想，也不信还有别个中国人能有思想。连中山先生却在内。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起先是学德、日，其次是学美、法，再其次又想学德、意，又想学英、美，最后则学苏联。民族主义丧失了，又尚未到甘愿做殖民地亡国奴的心地，则必然要转向世界主义。但中山先生早说过：
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民族主义》第三讲）
而且中国若真个自己不能产生先知先觉，中国的后知后觉们，若永远只信仰先知先觉只在外国有，若他们永远只肯接受外国先知先觉者的指导，则他们也将永远得不到中国的不知不觉的老百姓们的合作。革命再革命，仿效再仿效，中国如何能不被淘汰？
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他《三民主义》中最用心最精采的一部分。他确实把握到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之真意义，再会通之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真精神，要想切就国情来建设起一个近代中国的新民主政治。其思想境界，极广大，极开通，极平实，又极深微，实在值得我们再细研寻。至于他在民权主义中所发明的权能分职的理论，以及四政权与五治权分配并立的许多具体意见，则此处不拟详述。
以下讲到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
我们要了解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应该时刻不忘他所指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与不知不觉的人类三分系。若无民族主义，将永远不会产生中国自己的先知先觉。若无民生主义，将永远得不到中国绝大多数不知不觉的老百姓们之附和与参加。民权主义之权能分职，则是为要谋此三种人巧妙地通力合作而设计的一架新机器。
中山先生说：
现在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来附和。但是对他说要请他去发财，便很欢迎。（《民权主义》第二讲）
我们的《三民主义》，便是很像发财主义。我们为甚么不直接讲发财呢？因为发财不能包括《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才可以包括发财。（同上）
这是中山先生最深入而又最浅出的话。惜乎后来一辈讲《三民主义》的人，从没有从其内心深处真切的想为中国大多数人谋求发财。《三民主义》里包括不进发财主义，那《三民主义》自然该失败了。
民生主义便是要替人发财，然此话有更深涵义。中山先生说：
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民生问题就是生存问题。（《民生主义》第一讲）
他又说：
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同上）
我们也可套用中山先生的话，说：民生主义里可以包括了物质，物质包括不了民生。民生主义里亦包括了发财，发财包括不了民生。中山先生又说：
社会进化，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所以要调和，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是社会当进化时所发生的一种病征。这种病征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是一社生理家。（《民生主义》第一讲）
这又是中山先生一针见血之论。我们应该知道，只有生理可以克治病理，病理却永远代替不了生理。若使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早获在中国实行，则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绝对不会在中国蔓延和猖獗。
但我们有一点，该在此处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虽在上层智识分子们即后知后觉者。之脑筋里是早已失去了。但在一般民众即不知不觉者。中间，是依然存在的。义和团即是一好例。直从义和团以来之五十年，中国智识分子，从未为一般民众打算到他们的实际福利问题上去，却天天把自己从西方学到的许多对中国民众并非切肤之痛的思想和理论来无条件地向他们炫耀夸扬。外国的件件对，中国的件件不对。他们天天以宣传灌输外国先知先觉者的道理自负，他们并不觉到在中国一般民众之犹存有民族主义者的心情上，是会发生很大反感的。
可惜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讲演稿，是未完成的。他在讲了衣、食、住、行诸问题之后，本来预定要讲育、乐两题，而骤然停了。据今推想，“育”是发育成长之义，“乐”是快乐满足之义。民生主义不是解决了衣、食、住、行四项物质生活即告终了的，一面该要求大家人格上之发育成长，一面该求大家内心上之快乐满足。这些都不是唯物的理论所能包括和解决。中国传统思想，一向专重人文精神，因此也一向注意到民生问题。教育与礼乐，是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所特别看重的两大题目。想来中山先生若继续讲出此两题，必然有更精湛的发挥。必然要发挥到这两点，才始发挥出历史文化发展是以民生为中心的真实涵义。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必然不仅限于物质生活的，必然对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有其甚深的渊源，甚大的创辟。这是有志发挥中山先生思想的人应该特别留心的。
现在我们可以总括说一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应该是近代中国新生唯一的启示。若我们把一个人的生命作譬，民族主义是其人之精神与灵魂，民权主义是骨骼，民生主义是血肉。三者不可缺一。此刻在中国蔓延与猖獗的共产主义，纵使能有一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没有民族主义，即不能有灵魂，不能有真生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要有民族的先觉先知。若我们能真切感觉到需要有民族的先觉先知，我们自有兴趣来仔细研究中国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