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
中国古代史上，如何达到“国家凝成”“民族融和”的世界大统一的五个阶程，已在上节说过，现在让我们转一视向，来看一看古代人的各种观念及其生活情况。
一
第一：先讲到他们的“民族观念”。
古代的中国人，似乎彼此间根本便没有一种很清楚的民族界线。至少在有史记载以后是如此的或者他们因同姓不通婚的风俗，使异血统的各部族间，经长时期的互通婚媾而感情益臻融和。一面由于地理关系，因生活方式互相一致，故文化亦相类似。更古的不能洋说了，只看西周部族，在其尚未与商卫朝决裂之前，双方亦常互通婚姻。周文王的母亲太任，从殷王朝畿内挚国远嫁而来。周武王的母亲太姒，是莘国的女儿。姒姓属夏部族，任姓属商部族。我们只看周文王、武王两代的母亲，便见那时夏、商、周三部族是互通婚姻的。商、周之际兵争的前后，周王室对周族及商族人种种文告，亦并没有根据民族观点的说话，他们只说商王室不够再做天之元子，不配再为天下之共主而已。并不丝毫有商、周之间相互为异民族的意识之流露。到春秋时代，齐桓公创霸业，宋国首先赞助，宋襄公因此继齐称霸。那时许多姬、姜两族的国家，并不把宋国当作异族看，宋国人亦丝毫不像有民族仇恨的痕迹可以推寻。孔子先代是宋国贵族，但绝对看不出在孔子生平有一点商、周之间的民族疆界的观念与意识。当时政治界乃至学术界所称的诸夏中间，兼包有夏、商、周三代的后裔，是绝无可疑的。
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当时对于蛮、夷、戎、狄的称呼，则更见当时所谓诸夏与蛮夷的分别，并不纯是一种血统上种姓上的分别，换言之，即并不是一种民族界线。据《左传》《史记》的记载，晋献公一夫人为晋文公母亲的，叫大戎狐姬，晋献公另一夫人骊姬，乃骊戎之女。可见狐戎、骊戎，若论血统皆属姬姓，与晋同宗，但当时却都称作戎。又晋献公另一夫人为晋惠公母亲的，叫小戎子，子姓为商代后裔，而当时亦称为戎。其他尚有姜氏之戎，则与齐国同宗。再看《史记》，又称晋文公母亲乃翟之狐氏女，乂说晋文公奔狄，狄其母国，可见这里的狐戎乂称狄，戎、狄二名有时可以互用，在当时并非纯指两种血统不同的异族。狐家如狐突、狐毛、狐偃、狐射姑，（即贾季）一门三世为晋名臣，晋卿赵盾亦是狄女所牛，赤狄、白狄终春秋世常与晋室通婚。我们只看一晋同，便知当时盘踞山西、陝西两省许多的戎狄，根本上并不像全是与诸夏绝然不同的两种民族。
秦为周代侯国，又是晋国的婚姻之邦，赵乃晋之贵卿，以后秦、赵为战国七强之二，秦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其同宗的徐（在今安徽省泗县），《尚书》里称之为淮夷、徐戎，则在当时是被目为东夷的。春秋时齐国晏平仲为名大夫，曾与孔子有交，但晏子是莱人，莱在当时亦被目为莱夷。孟子生于邹，春秋时为邾，邾在春秋时人目光中亦常视为东夷。楚国自称蛮夷，但春秋中叶，晋、楚互为诸夏盟主，到战国时，楚国也常为盟主。据古史传说，秦、楚皆帝颛顼之后，皆是黄帝子孙。此层现在无可详证。要之到春秋战国时，所谓南蛮与东夷，无疑的亦皆与诸夏融和，确然成为中华民族之一体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诸夏是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城市国家之通称，凡非农耕社会，又非城市国家，则不为诸夏而为夷狄。在当时黄河两岸，陕西、山西、河南、河北诸省，尤其是太行山、霍山、龙门山、嵩山等诸山脉间，很多不务农耕的游牧社会。此诸社会，若论种姓，有的多与中原诸夏同宗同祖。但因他们生活习惯不同，他们并未完全走上耕作方式，或全不采用耕作方式，因此亦无诸夏城郭、宫室、宗庙、社稷、衣冠、车马、礼乐、文物等诸规模，诸夏间便目之谓戎狄或蛮夷。此等戎狄或蛮夷，其生活方式，既与城市国家不同，因此双方自易发生冲突。其他亦有虽是农业社会，虽亦同样为城市国家，但因他们抱有武力兼并的野心，不肯加入诸夏和平同盟的，此在同盟国看来，这样的国家，其性质亦与山中戎狄河滨蛮夷相差不远，因亦常以戎、狄、蛮、夷呼之。如春秋初期及中期的楚国，即其一例。又如吴国，他是西周王室宗亲，但因僻在长江下游，距离当时文化中心过远，其社会生活国家规模都赶不上中原诸夏，遂亦被目为蛮夷。以后他与中原诸夏交通渐密，渐渐学到诸夏一切规模文物之后，诸夏间亦即仍以同文同种之礼待之。更可见的，如春秋时的秦国，僻居陕西凤翔，他的一切社会生活本远不及东方诸夏，但东方诸夏却并不以夷狄呼之。逮及战国时，秦孝公东迁咸阳，国内变法，其一切政制与社会生活，较春秋时代进步得多，但那时的东方人却反而常称他为蛮夷，越到后期越更如此。此正因为秦国在战国后期，独对东方各国采取强硬的侵略态度之故。所以战国时代之秦国，其地位正如春秋时代之楚国，只因为他是一个侵略国，所以东方诸夏斥之为蛮夷。
可见古人所谓蛮、夷、戎、狄，其重要的分别，不外两个标准。
一：是他的“生活方式”不同，非农业社会，又非城市国家。
二：则因其未参加“和平同盟”，自居于侵略国的地位。
这在那时便都叫做蛮、夷、戎、狄。直到秦始皇时代，中国统一，全中国只有一个政府，而各地方亦都变为农业社会了。国家统一而民族亦统一，凡属国民，即全为诸夏，便更无蛮、夷、戎、狄的存在了。
我们现在若把秦、汉时代的中国人，加以民族上的分析，应该可有如下之诸系。
第一：是华夏系，此为中国民族最要之主干。夏、周两代属之。
第二：是东夷系，殷人或当属此系。此外如东方徐国、西方秦国等皆是。
第三：是荆蛮系，如楚国、吴国等属之。
第四：是百越（同粤）系，越国及南粤、闽粤等属之。
第五：是三苗系，三苗本神农之后，其一部分姜姓诸族并入诸夏系统，其一部分称戎称羌，则犹之姬姓诸族有称戎称狄的，也一样摒在诸夏之外了。
中国疆土至大，远在有史以前，此诸族系，早已分布散居在中国各地。无论他们最先的远祖，是否同出一源，但因山川之隔阂，风土之相异，他们相互间经历长时期之演变，生活习惯乃至语言风俗一切都相悬绝。若非中国的古人，尤其为之主干的华夏诸系，能抱甚为宽大的民族观念，不以狭义的血统界线自封自限，则民族融和一时不易完成，而国家凝成亦无法实现；势必在中国疆土上：永远有许多民族和许多国家彼此斗争互相残杀，而此后的中国文化史也将全部改观。因此中国古代人对于民族观念之融通宽大，实在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在西方历史里，同一雅利安民族，随着历史进展，而相互间日见分歧，结果形成许多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小支派。直到现在，若非先认识此各支派的界线，便无从了解西洋史。但在中国，则上古时代，虽然有许多关于民族或民族间的分别名称，常使读史的人感觉麻烦，但越到后来，越融和越混化而成一体。秦、汉以后的中国，其内部便很少有民族界线之存在。这不可不说亦是中西文化演进一绝不同之点。因此在西洋历史里，开始便见到许多极显明极清楚的民族界线。在中国史里，则只说每一部族都成为黄帝子孙，这正是中国古代人心中民族观念之反映。
二
其次：要说到“宗教观念”。
根据殷墟甲骨文，当时人已有“上帝”观念，上帝能兴雨，能作旱，禾黍成败皆由于上帝。上帝是此世间一个最高无上的主宰。但甲骨文里并没有直接祭享上帝的证据。他们对上帝所有吁请，多仰赖祖先之神灵为媒介。他们的观念，似乎信为他们一族的祖先，乃由上帝而降生，死后依然回到上帝左右。周代人“祖先配天”的观念，在商代甲文里早已有了。他们既自把他们的祖先来配上帝，他们自应有下面的理论，即他们自认为他们一族乃代表着上帝意旨而统治此世。下界的王朝，即为上帝之代表。一切私人，并不能直接向上帝有所吁请，有所蕲求。上帝尊严，不管人世间的私事。因此祭天大礼，只有王室可以奉行。商代是一个宗教性极浓厚的时代，故说：“殷人尚鬼。”但似乎那时他们，已把宗教范围在政治圈里了。上帝并不直接与下界小民相接触，而要经过王室为下界之总代表，才能将下界小民的吁请与蕲求，经过王室祖先的神灵以传达于上帝之前。这是中国民族的才性，在其将来发展上，政治成绩胜过宗教之最先朕兆。
待到周代崛起，依然采用商代人信念而略略变换之。他们认为上帝并不始终眷顾一部族，使其常为下界的统治人。若此一部族统治不佳，失却上帝欢心，上帝将临时撤消他们的代表资格，而另行挑选别一部族来担任。这便是周王室所以代替殷王室而为天子的理论。在《尚书》与《诗经》的《大雅》里，都有很透彻很明白的发挥。周代的祭天大礼，规定只有天子奉行，诸侯卿大夫以下，均不许私自祭天。这一种制度，亦应该是沿着商代人的理论与观念而来的。殷、周两代的政治力量，无疑的已是超于宗教之上了。那时虽亦有一种僧侣掌司祭祀，但只相当于政府的一种官吏而已。至于社会私人，并非说他们不信上帝，只在理论上认为上帝既是尊严无上，他决不来预闻每一人的私事，他只注意在全个下界的公共事业上，而应由此下界的一个公共代表来向上帝吁请与蕲求，这便是所谓天子了。
配合于这个“祭天”制度（即郊祀制度）的，同时又制定下“祭祖”的制度（即宗庙制度）。一族的始祖，其身分是配天的，常在上帝左右，因此亦与上帝一般，只许天子祭，而不许诸侯卿大夫们祭。如鲁国的君主，只许祭周公，不许祭文王。这明明是宗教已为政治所吸收融和的明证。换辞言之，亦可说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很早便为政治观念所包围而消化了。相传此种制度，大体由周公所制定，此即中国此下传统的所谓“礼治”。礼治只是政治对于宗教吸收融和以后所产生的一种治体。
但我们不能由此误会，以谓中国古代的宗教，只是一种政治性的，为上层统治阶级所利用。当知中国人观念里的上帝，实在是人类大群体所公共的，一面不与小我私人直接相感通，此连最高统治者的帝王也包括在内。只要此最高统治者脱离大群立场，失却代表民众的精神，他也只成为一个小我私人，他也并无直接感通上帝之权能。而另一方面，上帝也决不为一姓一族所私有。换辞言之，上帝并无意志，即以地上群体的意志为意志。上帝并无态度，即以地上群体的态度为态度。因此说：“天命靡常”，“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夏、商、周三代王统更迭，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念吸收融和了宗教观念；我们也可说，中国古代的人道观念，也已同样的吸收融和了政治观念。我们可以说，中国宗教是一种浑全的“大群教”而非个别的小我教。当知个人小我可以有罪恶，大群全体则无所谓罪恶，因此中国宗教里并无罪恶观念，由此发展引伸，便成为将来儒、道两家之“性善论”。“性”是指的大群之“共通性”，不是指的小我之“个别性”。其次小我私人可以出世，大群全体则并无所谓出世。充塞于宇宙全体的一个人生境界，是并无出世可言的。
因此中国宗教，很富于现实性。但此所谓现实，并非眼光短浅，兴味狭窄，只限于尘俗的现状生活之谓。中国人的现实，只是“浑全一整休”，他看“宇宙”与“人生”都融成一片了。融成一片，则并无“内外”，并无“彼我”，因此也并无所谓“出世与入世”。此即是中国人之所谓“天人合一”。上帝与人类全体大群之合一。将来的儒家思想，便由此发挥进展，直从人生问题打通到宇宙问题，直从人道观念打通到宗教观念。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人生观，根本便是一个浑全的宇宙观。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根本便是一种宗教。这一个源头，远从中国古代人的宗教观念里已可看出来了。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