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
气，一而已，王之者神也。神亦一而已，乘气而变化，能出入于有无死生之间，无方而不测者也。
此处所谓神，其实仍是性。但可微加分别。他说：神无方而性有质。譬如说犬之性，牛之性，这是有质的。神则只指天地宇宙而总言之，是无方的。他这一番阴阳论，性体论，神气论，可说是蹊径别辟的，但也确有他见地。
从他的宇宙论转到人生论，他说：
天主用，地主体。圣人主用，百姓主体。
这也可说体是阴，用是阳，是性，是神。他说：
象起于形，数起于质，名起于言，意起于用。
用则是有限而变动不居的。所以说：
物理之学，或有所不通，则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理而入于术矣。
这因物理也总是有限，总是变动不居，物理因用而始见。若要强通万理，要求物理之无所不通，则是有我之私见，如是将走入一种术，而失却物之真理。
他本此见解，才和周敦颐获得异样的意见。他说：
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
这因他的宇宙论，本着他有限与无限之分别而建立，本着他变与不变之分别而建立，而他偏重在变与有限之一方。换言之，则是偏重在用的一方。故他要主张以润身为本。
这不是他之狭，而实是他之宽。他实为异时异地的别人多留着余地。故他说：
所行之路，不可不宽，宽则少碍。
凡主张无限论，不变论，理无不可通论者，外貌像是宽，其实则是狭。主张有限论，变动论，理有不可通论者，外貌像是狭，其实则是宽。雍临卒，
伊川问：“从此永诀，更有见告乎？”先生举两手示之。伊川曰：“何谓也？”曰：“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
此见他心里不喜欢程颐讲学路径太狭了，故临死以此告之。程颐则便是主张格物穷理，一旦豁然贯通者。雍却说物理不能强通，这正是他的路宽。他学问极博杂，极阔大，所得却极谨严，有分寸，处处为异时异地别人留余地。雍之学，实近于庄周。
但他毕竟是儒门中的庄周呀！程颢曾称赞他说：
昨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议论，振古之豪杰也。惜其无所用于世。或曰：“所言何如？”曰：“内圣外王之道也。”
王道无不走宽路。大抵程颢能从这里欣赏他，程颐却不能。因此他临终，还特地告诉程颐这一点。
雍有《先天卦位图》，当时说：陈抟以《易》传种放，种放传之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雍。晁以道《传易堂记》。雍儿子也说过：
先君子《易》学，微妙玄深，其传授本末，则受学于李之才挺之，挺之师穆修伯长，伯长师陈抟图南。先君之学，虽有传授，而微妙变通，则其所自得。邵伯温《辨惑》。
其实能有思想人，决然能创辟。如上所举许多话，那里是陈抟、穆修、李之才所能想见的？必谓宋儒理学渊源自方外，总还是诬说。
雍又有《击壤集》，这是一部道学家的诗，在诗集里别开一新面。王应麟曾把他诗句来说明他的先天学。应麟说：
张文饶曰：“处心不可着，着则偏。作事不可尽，尽则穷。先天之学止此二语，天之道也。”愚谓邵子诗“夏去休言暑，冬来始讲寒”，则心不着矣。“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则事不尽矣。《困学纪闻》。
我们该细读《击壤集》，也可解消我们对于所谓宋代道学先生们一些想像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