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欲太重，便会提防外面的一切，如怕尖物或会刺我身。我们看了他这些话，却不要想我心并不怕尖物呀！当知怕尖物只是偶举之一例，你心若太着重在己身上，自会把捉不定，自会遇事怕。怕这样，怕那样，自会心中充塞了一切事，把对事的应有天理都昧失了。所以说：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照他说，自不必像上举周、邵、张三家般，远从宇宙论讲起，来证明人与天地万物之合一。此理只要在心上求。所以说：
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人心着私，易生怕，又易生怒。
他又说：
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
他又说：
敬须和乐，只是中心没事也。
你心中是怕是怒，是和是乐，是有事，是没事，人人可以自己体贴到。总之他种种话，永远从心上指点你。所以说：
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如求经义，皆是栽培之义。
《六经》古训，孔孟嘉言，在他看，只如泥土肥料般，重要是我此心。肥料只栽培，生长是我心。所以说：
悟则句句皆是这个，道理已明后，无不是此事。
如何求悟呢？还是从自己实生活上，由自己的心去悟。所以说：
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
所以说：
学者今日无可添，只有可减，减尽便没事。
从宋学初兴，直到他当时，学问上添得很多了。添到周、邵、张三家，由他看来，更不该再添了。他主张减，减到只有此心此理，便一切没事了。所以他又说：
不得以天下万物挠己。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万物。
我们看他许多话，在宋学中，实在可算是一种最新颖，而又最笃实，且是最主要的话。他不讲圣人古经典与大道理，又不讲治国平天下大事业，更不讲宇宙神化大玄妙，只讲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教人把自己的心如何来应付外面一切事，让自己的心获到一恰当处，外面的事也获到一恰当处。那便是他所称由他自己体贴出来的“天理”，也便是他所要学者须先识得的“仁”。
我们看他这些话，或许会怀疑，这些话很像禅宗祖师们的话。明儒高攀龙曾说：
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禅书透，识得禅弊真。
不错！禅宗祖师们，也教我们心上无一事，但他们却只教我们心上无一事。程颢则教我们把自己的心体贴出一个天理来，识得一个仁，这样才始是真个心上无一事。因此在他心上，虽若无一事，而一切事却全都了当了。这是和禅学的究竟不同处。
我们看他这些话，又许会怀疑，他只在讲个人的私生活，只在自己心上下工夫，怕只成一自了汉，担当不了人群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但他早已说过了，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万物。所以他讲学，只着重在这一面。他在政治上，虽只做几任小官，但有很多事，处理得给当时和后世之赞美。他有《上神宗陈治法十事疏》，后人说：“案其时势，悉中肯綮。”有许多意见，却和王安石相似。他所讲王霸之辨，也同安石的见解。据说：安石新政中的“保甲法”，还是根据他做留城令时之“保伍法”。他曾参加安石新法之推行，见《朱子语类》。他曾充安石遣使考察新法的八人中之一。张载曾说过：
昔尝谓伯淳优于正叔，今见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诚，而亦于今日天下之事尽记得熟。
当时人对他的荐章，说他：“志节慷概。”朱熹说：
明道岂是循常蹈故，块然自守底人？
想是他经历世故多，见得事势不可行。
后来安石新政失败了，连宋朝也垮了。后人才更觉得程颢说的话中有真理，因此更要推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