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吕大钧、大临
宋学正统，二程称洛学，张载称关学。当时关学之盛，不下于洛学。后来宋室南渡，关学中绝，洛学则杨时一派，四传而得朱熹，遂臻大盛。吕大钧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祖始迀蓝田。大钧乃关学之翘楚。载倡学关中，一时寂寥，绝少和者。大钧与载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他后又从二程学，但论其学脉，确然是关学之矩镬。
载讲学，以礼为先。大钧承其意，爱讲井田兵制，以为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图籍，作具体推行之想。大钧为人质厚，所知已自信而又力可及者，遂行无稍疑畏，时人方之为子路。他曾做一两任小官，自说：“学未优，道未明，不愿再仕进。”他推本载教法，先为《乡约》，先在他本地推行，关中风俗为之一变。这却是配合经济与道德来融铸入普遍日常人生的一种社会运动，也可说是一种寓有社会主义的社会教育。欧阳修《本论》，只注重上层政治；范仲淹义田，才着眼社会经济，但亦仅是一种私人性的慈善事业。大钧的《乡约》，可说是《本论》之本，想实从乡村中提倡新风气，建立新人生。这一运动，却是提倡儒学，排斥佛、释，而深入农村的备有具体方案的活动。
下面摘要述说他《乡约》之内容：
一、德业相励
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
他之所谓“德”，一切都是能。他之所谓“能”，全表显在个人处社会群体之实际事业上。政治则只占最末的一项。
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僮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畏法令，谨租赋，如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
他之所谓“业”，全是日常人生，而是日常人生中与人相接的一面，却不指私人单独生活言。这可见关学与洛学精神之根本相异处。
右件德业，同约之人，各自进修，互相劝勉。会集之日，相与推举其能者书于籍，以警励其不能者。
《乡约》主要精神，在举出人人可能者，而由团体力量来互相督励。虽各自自由，而有一种集体的心理上之制裁与引导。
二、过失相规
过失谓犯义之过六，犯约之过四，不修之过五。
犯义之过：一、酗博斗讼。讼谓告人罪恶，意在害人，诬赖争诉，得巳不已者。二、行止踰违。三、行不恭逊。四、言不忠信。五、造言诬毁。六、营私太甚。
犯约之过：一、德业不相励。二、过失不相规。三、礼俗不相交。四、患难不相恤。
不修之过：一、交非其人。二、游戏怠惰。三、动作失仪。四、临事不恪。五、用度不节。
这里所举的“不修之过”，也不指私行言，乃指私人生活之有关涉于公共生活者而言。如不衣冠入街市，犯第三条。与人约了时间不遵守，犯第四条。
右件过失，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不听，则会集之日，值月以告于约正，约正以义理诲谕之，谢过请改，则书于籍以俟。其争辩不服与终不能改者，皆听其出约。
凡此所举，在古代儒家则有礼，在佛教中则有戒律。僧人不守戒律，例得驱逐。这些在政府法律上，则不能照顾，也不能约束。又不是专指私人道德言，因此社会应有公众的制裁。惟不由宗教团体来任此制裁之责，那是吕氏《乡约》之用意。
三、礼俗相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