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发明道理之后，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议论，又费力。只是云不要矫激，遂至于凡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严子陵祠堂记》，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说得好。往时李泰伯作《袁州学记》，说：“崇《诗书》，尚节义。”文字虽粗，其说振厉，使人读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气。近日浙中文字虽细腻，只是一般回互，无奋发底意思，此风漸不好。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以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
这一节话，深微地描绘出当时浙学不能与初期宋学相比处。初期宋学近乎狂，其实正统宋学也全是狂。而浙学从祖谦以来，因其带有门第气，便绝不会是狂。朱熹在此上，宁觉江西陆学还比较地有力。他说：
伯恭门徒，气宇奄奄，四分五裂，各自为说，久之必至销歇。子静则不然，精神紧峭，其说分明，能变化人，使人旦异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即张栻告诫袓谦也曾说：
尊兄于寻常人病痛，往往皆无之，资质固美，然若坐在此上，却恐颓堕少精神。
但祖谦虽出身于门第，而祖谦所代表的浙学中人，却并不出身于门第。朱熹、张栻虽如此般说祖谦，却未料到他们认为回互不振厉的颓堕少精神的，却会起来向宋学树叛帜。他们认为四分五裂各自为统的，却会起来反传统。于是作为正统宋学对垒的，却不在江西而转反在浙江。这一风气，却由祖谦引其机。这是学术思想史的转变中，一件至可玩味的事。
祖谦也有和他家传统不同的一点，他好汲引群众，聚徒讲学。这是他受当时时代的影响，但反过来影响时代却更大了。陆九渊曾说：“伯恭在衰绖中，而户外之屦恒满。”张栻《与朱熹书》亦曰：“伯恭聚徒，世多议其非。”又曰：
伯恭真不易得，向来聚徒颇众，今岁己谢遣。然渠犹谓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谓来者为举业之故，先怀利心，恐难纳之于义。大抵渠凡事似于果断有所未足。
可见当时来从祖谦的，另是一派不近理学的人。若谓都只为举业，却未必是公论。张栻《与祖谦书》有云：
去年闻从学者甚众，某殊谓未然。若是为举业而来，先怀利心，岂有利上诱得就义之理。但旧已尝谢遣，后来何为复集，此次须是执得定。
可见祖谦门下生徒，往来极盛。几番谢遣，几番又集合。栻又说：
伯恭爱敝精神于闲文字中，徒自损，何益？如编《宋文海》，何补于治道，于后学？
其实祖谦的《文海》，后名《宋文鉴》。却颇为后代所推尊。仅用理学家眼光看，便觉是闲文字。这一层，朱熹和他却较近。但熹又嫌他重了史学，轻视了经学，因此又说他博杂。熹说：
博杂极害事。伯恭日前只向博杂处用功，却于要约处不曾仔细研究。
总之，祖谦在当时友朋中，总觉得他不够味，或是不够劲。后来的《宋史》，也不把他列入《道学传》，改入于《儒林传》。但他到底是浙东史学开山。当时陈亮便极度推尊他，说：
伯恭规模宏阔，非复往时之比。敬夫元晦，已朗在下风矣。未可以寻常论也。
这不是说他更胜于朱熹、张栻么？但熹却说：
伯恭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说不合。
熹又说：
其学合陈君举、陈同甫二人之学问而一之。永嘉之学，理会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举为有所长。若正则则渙无统纪，同甫则谈论古今，说王说霸。伯恭则兼君举、同甫之所长。
这里便显然分出了当时学术界两大壁垒的阵容来。但祖谦究是门第中出身，又与朱、张为密友，所以他的学问路数虽不同，却依然和理学正统不致相冲突，而其他诸人则不免要和朱学显相敌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