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新五代史與新唐書
一
我們上一堂講的是杜佑的通典和吳兢的貞觀政要，唐代就只講這兩部。現在講到宋代。講中國學術史，宋代是一個極盛時期。上比唐代，下比明代，都來得像樣。唐代富盛，明代亦然。而宋代衰貧，講國勢當然宋不如也不如明。但是學術恰恰不同，唐朝只是佛學大盛的時代，宋不能及。若論文學，唐詩宋詩各有長處，睛詩並不一定就在宋詩之上。如講古文，雖然由唐代韓柳開始，可是宋代的古文盛過了唐代。經學、史學各方面，唐朝都遠不能與宋相比。明代也一樣不能同宋相比。
今天我們對於所謂「宋學」，大率有兩種錯誤的見解。一為清代學者的門戶之見，他們自稱為「漢學」，以與宋學分立門戶。尤其是乾嘉以後，看不起宋學。一一是民國以來，接受了清代人這一種門戶之見，還加上了一套淺薄的西方實用主義觀點，認為若是宋代學術好，為何不能救宋代的衰與窮。
這話其實講不通。孔孟儒家，乃至於先秦諸子百家，也並沒有救了春秋戰國的衰與窮。我們現在佩服西方人，但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也並沒有救了希臘。羅馬帝國後來也已經遵奉耶穌教，但耶穌教也並沒有救了羅馬。像此之類，可見我們不該用一種淺薄的實用主義來批評學術。孔孟儒家乃至先秦諸子的學術，自有它的價値。縱算不能挽救春秋戰國時代之衰亂，但為後來中國學術史上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宋代的學術，固然也不能救宋代之衰亡，但亦為宋以下的中國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等於我們講希臘這幾位大哲學家，或者耶穌教，也不專在希臘、羅馬時代發生作用，它們的作用還要在後發生。這些我們暫時不多講。
我們要專講到史學。再回頭來看看以前。周公的西周書此刻也暫不講。中國史學從孔子春秋一路下來，經過春秋三傳、國語、國策到太史公史記，這一段是中國史學的極盛時代，正是起在亂世。當然，學術史的年代，同普通史的年代，不能劃得恰平，中間有些參差不齊的。如太史公史記，已經到了漢武帝時，可是我們可以把史學從孔子春秋一路到太史公史記，看作是中國史學的一段黃金時代。
而此一段黃金時代，則正起在春秋戰國衰亂之世。
第二段就是上面幾次講的，根據隋書經籍志從東漢末年一路講到唐初劉知幾史通這一段。從普通史講，又是中國的一個中衰時期，然而史學在那個時期則很盛。我們能不能這樣說，時代衰，史學會盛。好像一個人，跑到前面無路，發生了問題，會回過頭來看，那就是在衰亂世史學會盛的一番理由了。自東漢末年、魏晉南北朝一路下來，是一個中衰時期，而史學確盛。只是那時史學雖盛，但不够理想。對於當時，乃至後世，並無甚大貢獻。這我已在上面講過。
第三個時期就是宋代。拿中國漢、唐、宋、明、清五個大時代來講，宋代最貧弱。也可說宋代在中國歷史裏邊，是一個比較中衰的時代。所以這時代能有史學復興了。而這一時期的史學，比較上，他們能針對著時代要求，在史學上有很多有意義有價値的貢獻。較之東漢末到隋唐統一一段，宋人的史學確要好些。但為何宋代遺是不行，這問題我們已經講過，乃是另一問題；不能把普通史來一氣抹煞了學術史。
再下，到了明代末年，清室人主，那時候可說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大的轉變。而那時又有史學興起，新的史學又見曙光。可惜下面滿洲政府政治上的高壓力量，使我們這一番新的史學只見萌芽，而又不能發旺滋長。乾嘉以後，時代是盛了，而學術反走上了一條不理想的路，史學也一樣。
我們講到第五個時期，應該是清末民初我們的現代。這正是我們國家民族又在一個艱苦多難之秋了，又是一個時代的大轉變。照例，我們在這時期也該有史學興起。換言之，我們又該要回頭看一看啊！我們到了今天，該要回頭看一看我們這兩千年四千年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這個回頭看，便是史學興起之契機。可是我們現代這一段史學，可說並不能滿足人的想望，而只有使人失望。到今天，我們這時代的史學，並未能對國家社會有些好的影響、大的貢獻；反而橫生枝節，發展出很多壞影響。
關於明末乃至民初的兩段史學，我們到以後再講。今天我們下面幾講，則都是講宋代的史學。
二
宋代學術，不是單單史學一項；只是在全部宋學中有了史學一項。我在宋代史學中，想首先舉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來講。我們去年講了四史以後，不再講此下的許多所謂「正史」了。因其在體制大節上，沒有什麼可講。而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則不然。我們要拿一大題目講宋代史學，那麼首先就該提到它。而且從唐代以後中國人修史，都是屬於官修的。至於私家著史，則只有歐陽修的新五代史這一部。上面所講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史都不是官修的。歐陽修新五代史，則是後代唯一的一家私人著作。他生存時，這部稿子並不曾送上朝廷，也不是朝廷要他寫的。等他死了以後，朝廷上才下詔把他這部稿子在國子監開雕出版。這是第一點値得我們提出的。
第二點，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是上法春秋的。後來人批評此書，說它：
褒贬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敍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
史官秉筆之士，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惟歐公慨然自任遷、固。
這是說一般正史，從四史以下文章都寫不好，也沒有一種高的觀點，足以成為標準的著作。只有歐陽修新五代史，可謂遷、固以來未之有。這都是極端稱讚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文章比史記，而書中義理又是學孔子春秋的。
在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以前，已有了薛居正的五代史。這是奉政府命編修的。歐史一出，就變成了兩部。一部稱曰舊五代史，就是薛居正寫的。一部稱曰新五代史，則是歐陽修寫的。就兩書的篇幅材料來講，舊五代史比新五代史多得多。也有人對此兩書作了各有得失的批評，說是：
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疏。歐史如公、穀之發例，褒贬分明而傳聞多謬。
此是說薛史像左傳，從頭到尾紀事詳細。歐史是學孔子春秋講義理，褒贬分明而記載多不可靠。這話好像很公平，但拿薛史比左傳，拿歐史比公、榖，實際上是比擬不倫。即論紀事，歐史也不能同從前的公、毂相比。公、穀確是記事很疏，歐史所記，只能說他簡潔嚴正，多所删略，不能說他都有錯。
歐史當然亦有記載錯誤處，這從太史公史記一路下來，從前的歷史都如此，沒有一部歷史從頭到尾沒有錯。當然不必專講薛居正的五代史。所以我們要有「考史」工夫。但歷史不單是一堆材料。淸代講史學的人，就有人贊成新五代史，有人贊成舊五代史，把此兩書來詳細比較。諸位也可自己把此兩書仔細去對看。但史學上更重要的，是寫史人的義法所在。這可說舊五代史根本不能同新五代史相比。趙甌北的二十二史箚記，比較似乎推尊新五代史。他說：
不閱薛史，不知歐公之簡嚴。歐史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寓春秋書法紀傳之中，雖史記亦不及。
薜史網羅一大堆材料，當然記載是詳了，可是寫史還得應該「簡」。趙甌北說歐史文章乾淨，直追史記，而他的紀傳裹邊都有春秋筆法，連史記也不能及，可見是很看重新五代史的。而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則似乎有許多地方偏重舊五代史。甚至即在宋代，司馬溫公的通鑑，寫到唐史，也比較多用舊唐書，少用新唐書。他對於五代史，也比較多用薛史，少用歐史。新唐書就有歐陽修在内。照這樣講，豈不是司馬溫公在史學上也並不很看重歐陽修嗎？這問題到下邊再說。總而言之，舊五代史是一路跟著上面從四史以下的諸史來，他只是網羅材料歸納起來便是。而新五代史則有寫史的一套義法，不是歸納一堆材料就算的。這一點，我們覺得該特別看重。
三
我們且把歐陽修新五代史裏所謂寫史的義法舉幾點講一下。五代是梁、唐、晉、漢、周。梁代第一個本紀是朱溫，後來唐朝賜他名字叫朱全忠。薛史開頭就稱朱溫為「帝」。而歐史則開頭稱他是「朱溫」，後來唐朝賜了他名字，才稱他「朱全忠」，再後來封了王，然後始稱他是「王」，更後來他篡位做了皇帝，那才稱之曰「帝」。單舉這一點，諸位把此兩書比看，就是一個大不同。薜史也有它來歷，如從前南史宋、齊、梁、陳四代，每一個皇帝，本紀一開始就稱「帝」。而歐史則是學的史記，沛公到後來才稱「帝」，為沛公時不稱「帝」。最先也不稱「沛公」。若我們只讀薜史，正名定義都稱「帝」，一讀新史，才知本末。朱溫本是一個很下流的人，然而還好。更有外國人跑來在中國做皇帝的。諸位一讀歐史，原原本本、淸淸楚楚，都知道。這些只讀本紀就知。所以歐陽修自己說：
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佘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