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
此即後來清代人提倡小學的主張。但清代人花著大工夫在那裏講小學，到今天，這一點遺產可惜又都丢了。自我們發現了龜甲文，大家爭來研究；其實基本工夫仍應在許氏說文，說明六書，否則就無法來研究龜甲文。而且龜甲文僅是中國文字的開始，許叔重說文則是中國文字之正式完成。研究龜甲文只是最先階段，而非完成階段。今天我們只要聽說到龜甲文，便認為有莫大價値；卻不再有人能把我們今天的新知識、新觀念，再來接著清代人的舊工夫，來研究中國文字；這眞是很可惜的。我們也可以說，文字不明，便一切書本都不易明。這是諸位今天讀書一個最大缺點。讀書讀不到深處，正為對書中每一個字的正確意義不淸楚。鄭樵只說「經術不明，由小學不振」，今天我們可以說「古書不明，由小學不振」。而且通文字不僅為讀書，從更大意義講，研究民族文化種種要點，有許多從語言文字入手，是極富很深意義之蘊藏的。也可說，此下中國文化不復興，也就因為我們的不識字，或識字識得太粗淺、太浮薄，不能從精細深奥處去了解。
第三是七音兩卷。固然中國文字是講「形」，實際上中國文字裏邊重要的因素還涵有「音」。所謂音，亦涵「義」言。我年輕時讀說文，對於形聲字忽發生了疑問。如「壁」字，從辟、從土，上面半個「辟」是聲音，看了就知道讀「辟」；下面半個，則指壁是一堆泥土。形和音分開，所以說是形聲字。有一天晚上我睡了，窗外月光照到我牀上，醒回來，一腳就踢在牀邊壁上。我忽然想起我們的「臂」膀，不是也從辟聲嗎？臂膀在身體的兩旁，壁也正在屋的四旁。我就一個一個想出，凡從這偏旁的都一樣。如「劈」，用刀一劈，就分成兩旁。如「譬」，我講話你不明白，我從旁用個譬喩，使你明白，也便是從旁來說。又如「璧」，古人佩玉掛在身旁。又如「避」，就是避在旁。再由此推想，如我姓「錢」，看它一邊知是金屬，右邊半個「戔」是聲音，其實「戔」音也有意義。凡屬「戔」旁的都是薄薄小小的，如「盞」「箋」「殘」「淺」「棧」等字皆從「戔」，便都有薄薄小小的意思。可見中國字，一旁聲音都有意義。我曾為此寫了一本書，可惜抗戰時遺失了。其實宋代人講「右文」，已先我言之。更有些，是只聽聲音就知道了意義。如說「矢」，是一枝箭發出；「施」是我給你；都是向前的，同音便有同義。又如說「輸」「水」，像此之類還很多。「水」字蘇州人讀近「施」、「輸」、「矢」，可知凡讀「矢」音的字都有一共同意義是向前。又如說「宏」「鴻」「洪」等同音字有好多皆有大義。可見研究文字，接著便該研究聲音。鄭樵又說：
文有子母，生字為母，從母為子。作字書以母為主，作韵書以子為主。
鄭樵把字之形體聲音分別同研，這是極對的。講氏族，便知人的來源與分別；講語言文字，便能懂得文化思想的要點與特性，下面歷史才可講。我想這是鄭樵一種偉大的想法。
五
下面就是一兩卷，地理一卷。講過了人，人在天地間，接著講天文地理。鄭樵講地理，也和一般講法不同。他說：
地理之家，在於封圻。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界。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班固地理主於郡國，致此一家俱成謬學。
封圻就是封疆。鄭樵認為禹貢九州是講山川自然地理的，漢書地理志講的是郡國政治區域、人文地理。此番話，以前劉知幾已曾講過。但我認為研究山川固是重要，但政治地理講郡國區分，也非要不得。鄭樵講地理，重要在根據水道，也有他的特見。但取捨之間，也有他的偏見。
天文、地理之下，繼之有都邑略一卷。都邑乃指一個國家建都所在。如齊國在臨淄，魯國在曲阜，西漢在長安，東漢在洛陽。這亦是一個極大値得研究的問題，這亦是人文政治地理。歷代建都不同，隨著影響到其他不同，這是我們讀史的人應該注意的。但為何都邑該注意，郡國便不該注意呢？都邑建置有其人文影響，郡國區分同樣有其人文影響；鄭樵厚此薄彼。所以說，這裏有鄭樵之偏見。
六
接著天文、地理下面是禮四卷，謚一卷，器服二卷。當然鄭樵通志裹講的禮，遠不能同杜佑通典相比。通典講禮一百卷，這是他極大的貢獻；鄭樵在這方面並無大貢獻可言。鄭樵在禮之中特別提出一個「謚法」來。本來認為是皇帝死後，根據他平日行為，給一個謚，所以說有美有惡。秦始皇說不能由臣下來批評帝王的美惡，所以他自稱始皇帝，下面二世、三世皇帝都可不要謚。到了漢代，再恢復舊傳統；不過再沒有好壞分別，皇帝死後之稱，則都是好的。鄭樵說：
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
但這話似不一定對。諸位不要認為鄭樵書多創見，喜其新而忘其有不是。謚法稱幽、厲，實不很好。
照鄭樵講法，沒有一個謚法有壞的意義。豈有先秦人不知，秦始皇會那麼說？舉此一例，諸位可知鄭樵的話也多有可批評的。
下面是器服一一卷，專講禮中間的器服。他說：古人的祭器本來都是古人的一種飲食之器。他雖所講不多，但在歷史上，器服實也是一項重要的。我們講食貨經濟史，講文化社會史，都該注意到器服。但鄭樵則只講到祭器而已。
下面樂二卷。鄭樵在這裹似乎有故作高論之偏見。他說：
詩以歌，非用以說義。
這是說古詩只是用來唱，不是拿來講道理。我想這話又是過偏了。孟子就說「詩言志」，用詩來表達我們的情意，不能說詩只就是一番唱。鄭樵又說：
詩在於聲，不在於義。
更說：
義理之說旣勝，聲歌之學日微。
又說：
漢儒不識風、雅、頌之聲，而以義論詩。
這些都是抑彼揚此，故作驚人之偏見。當然古代的詩都可以唱；到後來，詩經三百首都變成了讀的詩，而專來講詩中的意義，再不會唱了，這是一變。照理，詩該唱，應配上音樂；但不能說詩只要音樂，可不管其中義理。如說：「關雎樂而不**，哀而不傷。」鄭樵說：這是說關雎的歌聲和平。這講法豈不又是太偏了？「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這就是哀而不傷。「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這是樂而不**。固不能不講詩之義，而僅講詩之聲。鄭樵書裏像此一類的過偏之見也不少，我們不能在此詳細舉。要之，鄭樵能為創見，他敢大膽開出前古未有之說，而在他的創見裏也不免有偏。這是我們應該知道的。
以上禮、樂、謚、器服為一類，下面職官、選舉、刑法、食貨四類。歷代正史裹的所謂「志」，所謂制度，主要是這些，杜佑通典裏重要的也就是這些。在鄭樵通志裏，職官有七卷、選舉兩卷、刑法一卷、食貨兩卷。這些遠不如讀杜佑通典，或讀後面的文獻通考。這是他所謂「漢、唐諸儒所得聞」，在他自己所並不看重的。
七
再下面是藝文。漢書就有藝文志，鄭樵通志裹對此又有許多特別見解。他首先批評劉向劉歆的七略「收書不收圖」。他說：
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
很多東西一定要圖。講天文若不晝圖，你怎麼懂？地理也要圖。其他好多東西要圖。書裏不兼圖，恐怕是我們中國學問很大一個缺點。西方人一路下來，圖書都連在一塊。中國人不知何時起偏輕了圖。這實是大大一個缺點。他又說，書目應分兩類，一記其有，一記其無。當時有此書固當記；前代有此書，當代沒有，也當記。記今之所有者，則知不可不聚。記今之所無者，則知不可不求。而且前代有此書，現代沒有了，在史學上講來，記下有極大作用。如漢書藝文志裏有的書，到隋書經籍志裏沒有了的很多。這對我們研究學術、文化史演變極有大用。亦有漢書藝文志裏沒有，而隋書經籍志裏忽然有了；這不是說漢以後之新書，乃說漢以前之古書，忽然在漢後始見；這裏就有問題。怎麼會漢代人沒有見到，隋代纔始見了呢？這裏多有些靠不住。如說蘇秦、張儀師事鬼谷先生，但漢書藝文志裏沒有鬼谷子其書，而隋書經籍志裏有了。其實此書乃是後人假造。像此之類，當然鄭樵的歷史見識要比劉知幾高明得多了。劉知幾認為漢書藝文志可以不要，而鄭樵則極重此一志，又能提出許多有價値的意見來。
藝文略八卷下面還有校讎略一卷。鄭樵在此一卷中有極大的發揮。後來淸代章實齋就跟著鄭樵，而於文史通義之下有校讎通義。我們可以說，章實齋的史學，有許多是從鄭樵方面得來。說到「校讎」，並不止是校幾個錯字，主要在編書目。鄭樵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