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端臨文獻通考
一
今天講馬端臨貴與的文獻通考。我們講過杜佑通典、鄭樵通志，文獻通考就是中國所謂三通的最後一部。馬端臨已是元朝人，但宋是亡了，國家傳統斬絕，而學術還未中斷，所以元初很有幾個大學者，如王應麟寫玉海、困學記聞，胡三省寫通鑑注，稍前尙有黃東發寫黃氏日鈔；這些都是宋元之際的大儒，對史學都有極高成就。馬端臨也還可算是其中一個。其人其書雖稍晚，我們也可把來看作是宋代的史學，還是宋代史學的後勁。
我們且講此書為何取名「文獻」？他在自己序裏就講了：
文，典籍也；獻，賢者也。
他說：
敍事本之經史，參以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之書。
所謂「文」，即指這些。最主要的，當然就是六經和十七史。歷代會要是講求政治制度方面的重要參考，如唐會要、五代會要、宋會要，還有後人補集的兩漢會要等。然後及於百家傳記之書。此皆所謂「文」。凡馬氏書之記載，主要根據這些材料。在記載之外，還附帶有評論，則：
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家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
此即所謂「獻」。每項制度，以及每一種措施，在當時實際從政的人，他們所有意見，則都見之奏疏。我們當知，每一時代所發生的事，固甚重要；而每一時代人對於此等事所發生之意見，亦同樣重要。只是後人對前代事所發生之評論，不僅著在文章，亦有燕閒間之談論，而記錄在各種小說筆記上的。
此等皆所謂「獻」。
所以「文」與「獻」是兩件事。簡單講，「文」是指書本，「獻」是指人物。我們當知，做學問，書本固重要，人物也重要；或許人物要重要過書本。我曾再三告訴過諸位，讀書要一部一部書地讀，並要讀到這部書背後寫書的這個人。這個人比這部書，我們更應該要注意到。而且在我以前，長時期内，許多別人讀這部書的，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書本寫下，這是一部死的；而寫這書本的人物，才是一個活的。但活的人則藉這死的書而傳下。所以做學問，應該文獻並重。這「文獻」二字，最早見於論語。孔子講過：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槪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
論語裏又有一段說：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這裏的「賢者」就是指的人物。在每一個社會上，有些是大賢，他能懂得傳統大道。也有些不賢的人，那就是指的普通人，也必有傳統大道留在他們身上，只不過是傳統大道中比較小的地方而已。上引論語前一章所講「文獻不足」的「獻」字，就是指的「識其大者」的賢人。在孔子所講的文武之道，乃及講到夏禮、殷禮，把我們今天的話來講，也可說就是我們所謂的「文化」。孔子說：商代的文化，我能知道，可是沒有材料來證明我的講法。因為商代遺下的宋國，已經是文獻不足了。夏代的文化，我也能知道，可是夏代遺下的杞國，也已是文獻不足了，所以也無從來證明我所要講的。只有周代的文化，到今天還是有書本、有人物，所以比較容易講。
在我們一所大學裏面，要研究學術，一定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圖書館，要藏有很多的書，這即是「文」。又一定要合理想的、標準的教授，這就是「獻」。無此兩項，便是文獻不足。如諸位要研究孔子的道理，當然要讀論語，論語就是「文」。或者讀春秋，春秋也是「文」。但僅此還不够。尙有如左丘明、孟子，這許多人就是賢者，就是「獻」。要兼此二者，纔能懂得論語和春秋。我們若要學孔子的道理，讀論語，便該連帶去問問孟子。讀春秋，也應該連帶去問問左丘明。所以「文」與「獻」該相提並論，兩面俱到。若使我們只看重了「文」，不能看重到「獻」，那就如我今天所批評的，說這是一種故紙堆中的學問，又說這是讀死書，死讀書，不成學問。但若你碰到了一個大賢，得他指導，你就知在這故紙堆中，藏有精深的涵義，死書便變成了活學問，只要有人能講。今天有人說，我們要研究中國學問，怕要到外國去，如像日本、美國；在他們那裏，所藏中國書很多。但亦僅是一堆書而已。有書而無人，有「文」而「獻」不足。諸位到日本、到美國，也只是讀死書，沒有什麼了不得。
又如我們今天在臺灣，論起書本來，也並不輸於到日本、美國去。小小的一個臺北市，有故宮博物院，有中央圖書館，有中央研究院，有臺大圖書館。在那些處，除掉從前在北平，別處便不易找到這麼許多書。我們要從許多書中來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也該儘够了。但諸位要知，還有一件重要的是先生。書要瞭解，書多了，要一個能指導我們入門的人。我們讀此等書，也該聽聽他的意見。我們不能坐井觀天，只是死讀書。諸位今天的時代，已經和我做小孩子的時代大不同。那時我們蹲在鄕下，小孩子讀書只苦「文」不足，書很難得；然而尙有「賢者」，他們能講些中國東西給我們聽。今天諸位「文」是足够了，要書本，省力得多；然而在今天中國的社會上，其實也像去日本一般，眞要有幾個中國的老師宿儒能講中國東西的，可是不多了。有文無獻，那就只能讀死書，死讀書，就不免倍加喫力了。
那麼，正如諸位要研究孔子，便該從荀子一路下來，歷漢唐到宋、元、明，直到清代，從來研究孔子的人有多少？這許多人所講也即都是「獻」。但積久了，所謂「獻」的，也都成了「文」。在我們現代，又要來找一個也能像孟子、荀子、朱子、陽明般一樣能講孔孟之道的，那就不易了。所以儘說有文化傳統，我們還得要一個活的「獻」，那纔是眞傳統。僅在圖書館求是不够的。圖書館究不是一個活東西。要有人物，要有學者，要有了「獻」，那「文」纔都發揮光華，都見精彩了。
二
剛才我所講，是普泛地講到一般的做學問上面去。現在回到文獻通考這部書，是專注意在講政治制度的。如論語裏說「夏禮吾能言之，殿禮吾能言之」，這個「禮」字，廣義地講，就是道。也可說，就是當時的文化。狹義地講，就是當時的一些政治制度。我們要研究每一種的政治制度，不僅要研究這些寫在文字規定下來的所謂制度，還應該懂得在當時此一制度之起源，乃至此一制度之演變。並有許多人對於此一制度所發撣的種種意見和議論。這才是研究到了一活制度。這也是我們研究一切學問都該懂得的。讀文獻通考，便該注意到此處。其實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此一着意之點，乃是跟隨杜佑的而來。我們已經講過杜佑通典，不僅講到每一種的制度，還詳細地講到對於某一制度經歷了各個時代的許多人的意見和評論。這是杜佑通典的極見精神處。而文獻通考則把此承襲了下來。我們今天，則似乎只看重這些寫定的書本，而更不看重這些寫書本和讀書本的人。
從前人讀論語，必然會看重孔子，乃至先秦、兩漢、唐、宋、元、明、淸歷來凡是講論語的人，都會同樣看重。今天最多是來講論語，而對於從先秦下迄淸代這許多比我在前的講論語的，我都看不起。更可怕的，是只講論語，不講孔子。換言之，在我們心中，只有論語其書，更沒有孔子其人。亦如講歷史，講制度，也僅止於歷史制度而止。在我們講的人心中，賨也沒有我們所講此歷史、此制度下的許多人。這實在是我們做學問一個極大的心理上的病。在我們心理上有了這種病，我們便無法做一種髙深的、博厚的學問。因在這個人的學問狀態上，已經有了一種不僅不謙虛，並且不厚道的大心病。對於這一本書，從前人用功這本書的；對於這一項制度，從前人注意這項制度的；他們的意見，我們全不理會。甚至於我們對於這一部著作，對於這一個制度的本身，我們也並不是用一個研究的態度來研究，而更主要的是用一個批評的態度來批評。好像總要找到它一些毛病，才表示出我讀書有得。若我不能找出它一些毛病來，豈不是在我一無所得嗎？這一種的觀點，實在是極大錯誤。而且我們常說，秦前是封建，秦後是專制；早把中國歷史上一應制度批評淨盡，則杜、馬兩書宜可擱置不理了。
我隨便題外講幾句話。最近有一位政治大學的學生寫信來，說要討我一本講荘老的書。他說，他做學問，最喜歡先秦諸子，想讀荘老的書。我復信說，我並沒有這本書，且你為什麼很注重荘老，而不看重論孟呢？我有寫的論語新解一書，你見過沒有？我只是隨便這樣寫了作復。他再來信，我才知道他已是大學畢業，在那裏不知讀碩士還是讀博士。他說，照現在社會風氣，不許我們自由批評論語、孟子，便不能作論文，那種書還有什麼可研究的？可見他所謂的研究，主要是要作批評。今天大家正在講復興文化，要講孔子、孟子，要提倡不要批評，他就覺得這種書不値得研究。我不過隨便舉一例，怕絕不止一人這樣想，做學問就要能批評。但據我的想法，做學問總該要瞭解。即不講瞭解，也該能記得。所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識」字讀如「志」，便是記得，記在心裹。所記的也有大，也有小；但總該先能記，再能知。記得了，知道了，不能批評也不妨事。沒有知，儘求批評，批評過也就放一旁，不再記得了，那豈成為學問？這因講文獻通考，為解釋這「文獻」二字，而講這許多話。其實這許多話也不能算是題外之言，在讀書做學問上是很有關係的。
三
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共有三百四十八卷，分二十四門。
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田賦、錢幣、户口、職役、兵、刑十七門，馬端臨自己說，都是根據杜佑通典。
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是杜佑通典裏的食貨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