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實齋論史書，主要在提倡紀事本末體。那時是在前淸嘉慶年間。後來西方學問逐漸傳來，他們的歷史卻就是紀事本末體；所以清末一輩學人，大家更推尊章實齋。民初學人也沿著推重章氏。可是實不懂得章氏為學之眞。如梁任公、胡適之，沒有得要領。這是很可惜的事。
四
再說從前劉知幾講史學要有三本領：一曰「才」，二曰「學」，三曰「識」。此三項賨是一項更難過一項。若使沒有史才，就不該去研究史學。才是天生的，有了才，再加以學，在學問中始長出見識來。故才、學、識三者，應是依次遞進的。近代學人中，我認為梁任公有史才。看他寫的幾部書，如中國六大政治家中的王荆公，他書中意見我並不贊成，可是寫法極好。又如他寫歐洲戰役史論，寫淸代學術槪論，都見得任公寫書有史才。可惜是學不足。專論任公史學是不够的，他一輩子太忙，沒有眞用功做學問。至於他的史識，我們且不多講。章實齋則在劉知幾三項以外，又提出一項為「史德」。
他說：
德者，著書之心術。
這在一人寫書的内心上。我為諸位一路講史學名著，也常常講到各家寫書的心術方面，此即他們「德」的方面。司馬遷、班固之大不同，也可說是在他們著書的心術上便有不同。關於這層，且再聽章實齋講法。他說：
欲為良史，當慎辨於天人之際，蛊其天而不益以人。
這「天人之際」四字，是司馬遷史記裏所提出。章實齋也來講天人之際，而他所講並不與司馬遷相同。何者為「天」，何者為「人」，何者始為「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裏又有甚深大義。平淺說之，寫史應一本原來事實，不要把作書者人的成份添進去。拿現在話來講，只是要客觀地把事實眞相寫出，這即是「天」了。但不要把自己「人」的方面加進去，這事極不容易。司馬遷寫史記，自負能「成一家之言」，我們看重他也在此。但成為一家之言，是否即加進了人呢？這層就値得諸位細為辨認，細加思考。
今天我們講史學，更多是加進了人，如說中國二千年是帝王專制，中國二千年是封建，又說中國文化全要不得。實際則一應史書從未過目，全不理會，不問其天，全是我們自己的私人觀點加進去。今天提到章實齋「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兩句話，豈不使我們慚愧。章實齋所寫，只是不到兩百年前的文章，而實不易讀，不易暸解；如何是「盡其天而不益以人」，此要諸位自去體會。可見讀書不容易。其實「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這也就是一種「史德」。退言之，亦是一種「史識」。若果無識，又如何來辨「天人之際」呢？
五
他又說：
史所载事者，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
這裏又從史學轉進到文學。諸位要學歷史，首先宜注重文學。文學通了，才能寫書。現在只講科學方法，不通文，不通書，只取一堆材料來做分析考據工夫，認為這便是科學方法了；然而史學則不就如此而止。如此風氣，眞將使「學絕道喪」。學問斷了，大道喪失了，那裹再來有人。不知到那一時，眞出一位大師，又有很多承學的人，才能興學興道。講史學，不僅要史才、史學、史識、史德，而更又講到要文章，這又是章賨齋之深見。所以章實齋著書，取名文史通義。而我覺得他講文章，有些處比講史更好。此刻再把他的文學史眼光來講。
在文史通義裏，有很多極好的見解。如他說：
文所以動人者氣，所以入人者情。
這是說，我們寫文章要有兩要項：要有「氣」，文章才能動人；要有「情」，文章才能跑入人家心裏去感動他。今天我們多寫白話文，字句不熟練，不易有氣，僅供看，不供讀，文章何以動人？並且是沒有情感。所謂的新文學，縱多情感，但那些只是不足動人的情感，一遍看完便罷。所以我們今天有了新文學，但沒有出一個新文學家。成了家，可以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傳下去。此刻的我們，則只是不斷地在推陳出新，很少能傳五十年。實齋又說：
氣貴於平，情貴於正。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
文章不能無氣，然氣要平。氣從情來，情則貴於正。「氣勝而情偏」，正如今天的文學，以嬉笑怒駡、尖酸刻薄為能事，魯迅則奉為一代之宗匠。但是氣過了分，情不歸正，其流風餘韻，尙可影響全社會。這那裹是能「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之所為！論文到這種地方，很難講，有一番很深的人心修養問題在内。或許諸位會認為這是宋明理學家講法，但我問：那裹有眞是一位史學家，而於理學上面的精要處，一點也不知道，不領略的？章氏論文，正見他的學養深處。
六
再說，章氏對史學，看重紀事本末體；他對於以前的史學家中間，又特別看重鄭樵。文史通義裹，特別有一篇申鄭，他說：
鄭氏所振在宏綱，末學吹求則在末節。
從來批評鄭樵的，其實也都批評在末節上。我上面講鄭樵通志，下了很多批評，也不能說不是批評在末節上。至於大綱方面，鄭樵確有他的特長。又說：
史遷绝學，春秋以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蘢百家者，唯創例發凡，卓見绝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
如此推重司馬遷，說他能「創例發凡，卓見絕識」，為孔子春秋以後一人，而以與鄭樵相提並論。章氏又說：
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自遷、固而後，史家旣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有志乎求義。
他說史家著述自遷、固以下，只知兩事。一是歷史上的事情，一是他敍述事情的文章。惟鄭樵還懂得求史學之「義」。他在申鄭篇後，又有一篇答客問。當時人對他提出鄭樵感到很特別，所以他在答客問篇裹有一段話說：
守先待後之故事，筆削獨斷之專家，功用足以相資，流別不能相混。
此說在史家中，一種是「守先待後之故事」，一種是「筆削獨斷之專家」。這兩種功用足以相資，都有用，可以互相為用，而「流別不能相混」，不能把專家之獨斷也和一些故事混合看了，不加分別。有些人只能網羅故事加以排比，此固是史；但治史更貴有能筆削獨斷之專家。章氏又說：
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沈潛者尚考索之功。
所謂「比次」者，把許多材料排比在一起；這也近於「記注」。能有獨斷能筆削，此則成專家，此則近「撰述」。「考索」則是考據。普通說來，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沈潛者尙考索之功，此乃就其性之所近而各有其成就。他說：
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
鄭樵在通志裏就有很多錯誤，我也在上面指出了一些。而通志這部書，「足以明獨斷之學」，這是在宏綱處有貢獻。所以他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