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一切皆大欢喜。现在，我是个全职作家，会继续诚实地生活。我躲过了牢狱之灾，几个月后，我就能搬进此生第一次属于自己的房子。也许犯罪真的有收获。
两个月后，我搬进了长岛新建好的房子。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卧室。我们有三间浴室，还有个特别的洗衣间。我再也不用等孩子们洗完澡，或是躺在浴缸里，刚洗好的衣服挂在头上，水滴在我脸上。我得到了那种几乎令人颤抖的奢侈：隐私。我在自己的房间写作，拥有属于自己的花园和草坪。我和其他人隔离开来，简直是梦想之地。当然，很多人认为这理所当然。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的家庭安全了，我们把贫穷和绝望的人抛在身后。他们永远不会追上我们，他们的悲剧再也不会引发我们的悲剧。我的孩子永远都不会变成孤儿。
有一天，我坐在后门廊上，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真的开心，或许在我的一生中都不会有比现在更快乐的时光了。
这令我有些不开心。如果我是个艺术家，为什么会因为如此平凡的乐趣——一个我爱的妻子、让我高兴的孩子们，和郊区的一栋便宜房子——而开心？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不是高更。也许正是如此，我才没有继续写作，我太快乐了。我甚至对瓦莱莉生出一丝憎恨。她把我套住了，上帝。
但即使这一点也无法阻止我觉得满足，一切都进展得那么顺利，在孩子们身上获得的快乐又是那么日常。他们真是令人讨厌的“可爱”。当我儿子五岁时，我曾带他在街上散步，一只猫从某个酒窖跳出来，在我们面前滑行而过。我儿子转向我说：“那是只吓破胆的猫吗？”当我给瓦莱莉讲这个故事时，她很快活，想把它寄给某家会为可爱的小故事付稿费的杂志。我的反应则完全不同。我很好奇是不是他的某个朋友曾嘲弄他是只吓破胆的猫，而他并没有觉得被冒犯，因为并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我琢磨着语言的所有谜团和我儿子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它们的经历。我嫉妒他的童真，就像我嫉妒他有那么好的运气能有父母听到他说这个，然后为他操心着急。
我还记得，有一个周日下午，我们全家去第五大道散步。瓦莱莉正看着橱窗里那些她永远都买不起的裙子，一个只有三英尺高的女人向我们走来。她穿着高雅的软皮短上衣、白色皱边衬衫和深色毛呢短裙。我女儿拉了拉瓦莱莉的外套，指着那位矮个子女士说：“妈妈，那是什么？”
瓦莱莉既羞愧又害怕，她总害怕伤害到别人的感情。她叫女儿闭嘴，直到那女人安全地走过去，然后她跟女儿解释说那位女士是那些永远都不会再长高的人之一。我女儿没有真的理解，她问：“你是说她没有长高就成为跟你一样的老太太了吗？”
瓦莱莉冲着我微笑。“是的，亲爱的，”她说，“现在别再想了，很少有人会这样的。”
那晚回到家，在我给孩子们讲睡前故事时，我女儿沉思着，完全没听进去。我问她有什么问题，她的双眼睁得大大的，说：“爸爸，我真的是个小女孩吗，还是只是个没有长高的老太太？”
有成千上万的人有类似的关于他们孩子的故事可以讲，这我知道，这一切都平常极了，但我仍无法抑制地觉得，分享我孩子人生的一部分让我变得富足了很多，我的人生图景就是由这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事织就的。
又是我女儿。有一天吃晚饭时，她不断捣乱，朝着弟弟扔食物，故意洒了一杯饮料，还打翻了一碗肉汤。这惹恼了瓦莱莉，最后，瓦莱莉冲她大叫：“你再捣乱，我就杀了你。”
当然，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表达，但我女儿非常专注地盯着她问：“你有枪吗？”
这很好笑，因为她显然相信除非自己的母亲有枪，否则就没法杀了她。她对战争、瘟疫、强奸犯和性侵犯、车祸和飞机失事、球杆砸人、癌症、毒药、被扔出窗外都一无所知。瓦莱莉和我大笑起来，瓦莱莉说：“我当然没有枪，别犯傻了。”我女儿脸上因为担忧而形成的皱纹消失了。我注意到，后来瓦莱莉在盛怒下再也没说过类似的话。
瓦莱莉有时也会让我吃惊。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像天主教徒，越来越保守。她再也不是那个希望成为作家的格林威治村波希米亚姑娘了。在城里的廉租房里不许养宠物，瓦莱莉也从未告诉过我她喜欢小动物，现在我们有了一幢房子，瓦莱莉买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我可不太高兴，即使我的孩子在草地上跟宠物玩耍的画面很好看。事实是，我从来都不喜欢家养猫狗，它们简直就是对孤儿的讽刺。
我跟瓦莱莉在一起太快乐了，那时我对这是多么稀罕而珍贵一无所知。她是一个作家所需要的完美母亲。当孩子们摔跤需要缝针时，她从不惊慌失措，也不会打扰我。她不介意做所有那些通常由男人干而我却没耐心做的活儿。她父母家现在离我们只有三十分钟路程，傍晚和周末她会开车带孩子们过去。她知道我痛恨那种拜访，所以根本不来问我，我就可以用这些独处的时间来写书。
不知为何，也许是因为她的天主教信仰，她会做噩梦。我需要在夜里叫醒她，因为她即使在熟睡时也会发出小小的绝望哭喊。有一晚她被吓得很厉害，我把她紧紧拥在怀中，问她梦到了什么，她悄声回答：“别告诉我我正在死去。”
这把我吓死了，我想象她去看医生并收到了坏消息的画面。但第二天清早，当我问她这件事时，她却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我问她她是否去看了医生，她冲我大笑，说：“是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我猜我只是担心会下地狱。”
有两年时间，我为杂志自由撰稿，看着孩子们成长。如此开心地享受婚姻生活，令我觉得都有些恶心了。瓦莱莉极为频繁地去见她的家人，而我则花很多时间在我的地下室写作间里，我们并没有跟对方见太多面。我每月为杂志写至少三篇文章，同时写一部我希望能够让自己变得富有又出名的小说。那部关于绑架和谋杀的小说是我的玩具，而杂志是我的面包和黄油。我预测还得三年才能写完那本书，但我不在乎。只要觉得孤单，我就会通读一遍越来越多的手稿。看着孩子们慢慢长大，瓦莱莉也越来越开心满足，对死亡的恐惧也在逐渐减轻。但没什么能天长地久，这种日子没有继续的原因是你不想让它继续，我想。如果一切都很完美，你就会自找麻烦。
每天写作十小时，每月看一次电影，阅读所见到的一切，这样在我郊区的房子生活两年之后，我很高兴接到艾迪?兰瑟的电话，他叫我去城里跟他吃晚饭。两年里第一次，我看到了夜幕下的纽约。我跟编辑谈我的杂志活计总是在白天，然后开车回家吃晚饭，瓦莱莉已经成为出色的大厨，我可不想错过跟孩子共度的一切，和在我工作间里的睡前工作时光。
但艾迪?兰瑟刚从好莱坞回来，他保证会带来极好的故事和好吃的。和往常一样，他问我的书写得怎么样了。他对我的态度，总好像他知道我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那样，我爱极了这一点。他是我认识的仅有的几个完全没被自利而玷污的真诚友善的人。他还非常风趣，真让我嫉妒。他让我想起在学校里写故事的瓦莱莉，她的写作中就有这种风趣，有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即使现在，也偶尔会闪现。因此，我告诉艾迪，第二天我会去杂志社领份活儿，在那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餐。
他带我去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叫珍珠餐馆。我太蠢了，完全不知道那里是纽约当时最“时尚”的中餐馆。那是我第一次吃中国菜，当我告诉艾迪时，他非常惊奇。他做足了全套工夫，向我介绍不同的中国菜式，同时指出餐馆里的名人，甚至帮我打开幸运饼干把里面的纸条念给我听。他还阻止我吃掉幸运饼干。“不，不，你绝不能吃掉它们，”他说，“那样非常外行。如果你在今晚要学会一件很有价值的事，那就是永远也不要在中餐馆吃掉你的幸运饼干。”
这整件事只有在两个朋友间深厚的情感背景下才会有趣，但几个月后，我在《君子》杂志上读到了他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件事，是个令人感动的故事，自嘲着当时在嘲笑我的他。读过这篇故事后，我对他有了更多了解，他的幽默只是用来遮住他本质上的孤独和他与这个世界、与他周围人疏离的面具。我也隐约知道了他对我的真正想法。他把我描绘成一个掌控着生活，并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的人。这让我觉得好笑极了。
但他说幸运饼干是我那晚唯一的收获是错的，因为晚餐之后，他说服我去参加纽约的其中一个文学派对，在那里，我再次遇到了伟大的奥萨诺。
我们正吃着甜品喝着咖啡，艾迪逼我点了巧克力冰淇淋，他告诉我这是唯一和中国菜搭配的甜品。“记住这一点，”他说，“永远别吃掉你的幸运饼干，甜品总是点巧克力冰淇淋。”然后他随意地邀我跟他一起去参加派对。我有些勉强，得开一个半小时车才能回长岛，而我非常想回家，在睡前再工作一小时。
“得了吧，”艾迪说，“你不能总缠着你老婆，当个隐士。今晚开心一下，会有美酒、愉快的谈话和养眼的女人。你也许还能认识些有价值的人，如果一个评论家跟你有私交，就很难把你骂得一文不值。如果某个出版商在派对里见过你，觉得你人挺好，也许你的东西在他眼里也会更可读一些。”艾迪知道我找不到出版商出版我的书，我第一本书的出版商再也不想见到我了，因为我的书只卖了两千本，而且完全没可能出精装版。
所以我去了那个派对，见到了奥萨诺，他没有表明自己记得之前那次采访，我也没有。但一周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问我是否愿意去见见他，跟他共进午餐，谈谈他想给我的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