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卡里说：“这是什么鬼东西？”
他说：“这是煎饼，但是用鱼油煎的。”
“我算了。”我说，把盘子推到他那边去。
卡里津津有味地把它们吃光了。
“你只要习惯就行了。”他说。
在喝咖啡时，我问他：“计划是怎样的？”
“外面天气好极了，”卡里说，“我们一起散个步，我会把计划讲给你听的。”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间里谈。他担心这间房也许被窃听了。
我们离开了酒店，时间还很早，太阳才刚刚升起。我们转到一条小街上。突然之间，我就到了东方。目力所及之处全都是摇摇欲坠的小房子和小楼，人行道边一堆堆巨大的绿色垃圾堆得那么高，形成了一堵墙。
有不少人在街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人超过了我们，他的黑色和服在身后飘扬。两个瘦长结实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们前面，穿着卡其工装裤和卡其衬衫，白色纱布口罩遮住了他们的脸。我惊得一跳，卡里大笑着，那两个男人转进了另一条小巷。
“上帝，”我说，“那些口罩真吓人。”
“你会慢慢习惯的，”卡里说，“现在，认真听着，我想让你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这样你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了。”
我们沿着灰绿色的垃圾墙走着，卡里跟我解释他将要偷运出去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日元，而日本政府对本国钞票的出境政策极为严厉。
“如果我被抓了，就会蹲监狱，”卡里说，“除非F先生帮忙，又或者F先生跟我一起蹲监狱。”
“那我呢？”我说，“如果你被抓了，我不是也会被抓？”
“你是个知名作家，”卡里说，“日本人对文学推崇备至，你只会被赶出日本，嘴巴闭得紧紧的就行了。”
“所以，我只是来这儿享受一段好时光的。”我说。我知道他完全是在胡扯，想让他知道我很清楚这一点。
然后我想到了另一件事。“我们他妈的要怎样才能通过美国海关呢？”
“我们不用，”卡里说，“我们去香港，把钱脱手，那里是个自由港，在那里，只有拿香港护照的人才需要通关。”
“上帝，”我说，“你现在才告诉我我们要去香港，我们在那之后又该死的要去哪里，西藏吗？”
“认真点，”卡里说，“别惊慌，我一年前带了一点钱这样走过一次，就为了试一试。”
“给我弄把枪，”我说，“我有老婆和三个孩子，你这狗娘养的，给我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我在大笑，卡里把我套住了。
卡里不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你不能带枪，”他说，“每家日本航空公司都会有电子安全检查，查你本人和随身行李。大多数还会用X光机查你托运的行李。”他顿了一顿，然后说，“唯一不用X光机检查行李的就是国泰航空，所以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知道该怎么办。”
“我都能想象我独自一人带着两百万美金在香港，”我说，“我他妈的脖子上会被砍几万刀。”我说。
“别担心，”卡里流利地答，“不会出事的，我们会尽情享受的。”
我在大笑，但很担心。“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我说，“我在香港该怎么办？”
卡里说：“去双叶银行找他们的副总裁。他会拿走钱，把它换成港币，然后给你一张收据，收你两万块的手续费，然后他会再把港币换成美金，再收五万块。美元会被送去瑞士，而你会拿到一张收据。一周后，香格里拉酒店就会从那家瑞士银行收到一张两百万美元减去香港银行手续费的汇票。看，多么简单？”
在我们走回酒店的路上，我把这琢磨了一番。最终，我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你该死的到底为什么需要我？”
“别再问其他问题了，按我说的做，”卡里说，“你欠我个人情，对吗？”
“对。”我说，再也没问别的问题。
我们回到酒店后，卡里打了几个电话，用日语交谈的，然后告诉我他要出去。
“我应该在下午五点左右回来，”他说，“但我也许会迟一点。就在这间房里等我。如果我今晚没有回来，你明天一大早就跳上飞机回家，好吗？”
“好。”我说。
我试着在卧室里看书，却想象着客厅里有声响，于是就去了客厅。我在套房里吃了午餐，吃完后我打电话回美国。几分钟就接通了，那让我很惊讶，我以为至少要花半个钟头。
瓦莱莉立即接了电话，我能从她的声调中听出她很高兴我打了电话。